《毛诗序》以“吟咏情性”变言“诗言志”，将《诗经》中的情感话语引向政治化、道德化的归宿：“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所谓国史得失、人伦刑政，都是社会群体关于政教、伦常的理性意念。“情性”在此处虽然主要是指对时政的哀伤情绪，吟咏以情性为本的观念却由此逐渐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共识。情与性各有不同的性质和意指。在汉代人看来，情属阴，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欲。性属阳，指仁、义、礼、智、信等理性内涵。许慎《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白虎通义·性情》曰：“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情性”也就是“情理”。东汉纬书亦有可与以上经师之说相为佐证者。《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郑玄注《礼记·乐记》“天理灭矣”一语说：“理犹性也。”从注重气秉之性转向尊视义理之性。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对《诗大序》的“吟咏情性”作了进一步分疏：“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刚柔”是性，是情生成的基质，是未发之体；“喜愠”是情，是生命的迹象，是已发之用；性情便是“志”，是具有意向规范的情感性生命体验。《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陈诗展义”“穷贱易安”和“长歌骋情”“幽居靡闷”是“说理”与“抒情”的区别。在宋代理学的文化语境中，“吟咏情性”向吟咏性理的意义转变，如《二程外书》卷三曰：“兴于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二程所谓“情性”是涵融在心灵深处的体现先天理性的情怀，表现为生命主体的道德气象。其“吟咏情性”说是以性居主位而以情居宾位的，是立足于道德理性而不是情感体验的。邵雍《论诗吟》认为言志即道“心”：“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14]其《谈诗吟》云：“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15]把“志”与心性天理沟通起来，把诗看作理学意识形态的表现工具。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记朱熹“论读诗看诗之法”曰：“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这鲜明地反映出理学文艺价值观的基本旨趣。注重诗中的义理说法，不是理学家的独得之秘，王夫之《明诗评述》卷五曰：“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王夫之强调了诗歌表现性情的特殊的艺术功能，同时用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规范了“性”的内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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