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的基本涵义指文学具有教化人心的社会功能。“诗教”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1]按孔颖达所言，“诗教”即以诗教化民众，特指文学的社会功用。按《礼记·王制》所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推测说：“《周易》，其用在卜筮。其道取精微，不以教人。《春秋》则列国掌于史官，亦不以教人。”[2]也就是说，传统六经中，《周易》《春秋》属专门事务，《礼》《乐》侧重于实践，因此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诗经》和《尚书》。《论语》大量记载了孔子用《诗经》教导学人的事例。《学而》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住而知来者。’”《八佾》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都是孔子以《诗经》授学，启发学生修身的实例。
汉魏六朝以来，这种作法相当流行。刘向《说范·奉使》记载魏文侯与太子击通过诵《诗》而和解的故事：“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于是乃遣仓唐绁北犬、奉晨鳬，献于父侯。……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鴪彼晨风，鬰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3]《后汉书·周盘传》记载周盘因《诗》而悟孝道：“（周盘）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北史·裴安祖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安祖）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独食。”王子击、周盘和裴安祖都是通过《诗经》而悟及儒家伦理，被历代广为称道。因此，宋儒严粲在《诗缉》中说：“《诗》首二《南》，故先言经夫妇。夫妇之道，贵乎有常，以《诗》经之。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敬，秉彛之心，欲其勿亏，以《诗》成之。三纲正则人伦厚，故教化美而风俗移，诗教皆为人伦设也。”（卷一）[4]在严粲看来，《诗经》首先提供如何使夫妇之道归于正常的具体原则，又以此为基础教导人们如何处理父子、君臣等各种关系，由此可导致风俗变得淳厚，人伦变得有序。这正是《诗经》所代表的文学所具有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功用的具体体现。
文学教化功能的实现取决于思想内容，只有内容纯正无邪之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诗歌教化人心的功能，就这样，“诗教”开始成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规范要求的一个范畴，内容雅正的作品方符合“诗教”。石韫玉《借秋亭诗草序》曰：
余因思诗之为道也，以性情为之体，以讽谕为之用。《书》曰：“诗言志。”古之诗人不过各道其意中之所欲言，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世运之盛衰，风俗之贞淫，与夫生人之忠孝节廉，一切可歌可泣之事皆寓于其中，故孟子以诗为王者之迹。自唐宋以后，以诗取士，而士皆争奇斗巧以求胜，然后诗体日变，亦诗境日开。如韩退之、苏子瞻，诗中之霸才也；李长吉、杨廉夫，诗中之魔道也：此皆求胜于辞而不求胜于意，惟务炫耀世人之目以为快，古人温柔敦厚之教微焉矣。[5]
石韫玉对韩愈、苏轼、李贺、杨维桢这些传统大家提出批评，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只是一味追求文辞的创新，忽略作品的思想内容，缺少社会盛衰、风俗贞淫和忠孝节廉这些可歌可泣事情的记载，所以不能很好地体现“诗教”。
杨芳灿《黄秋圃诗序》云：“若夫用情浮泛，应酬牵率，游谈无根，否舌不信，纵加涂饰，伪焉而已。……温柔敦厚之旨流露于笔墨之表，真有裨于诗教者，岂徒求工于语言文字间耶！”[6]他认为“诗教”就是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要雅正、温厚，同样是立足于诗歌的内容要素来阐释“诗教”。
文学教化功能的实现还取决于表现方式，孔颖达释“诗教”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强调《诗经》讽谏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比喻、转义等间接方式，这是《诗经》区别于《尚书》《春秋》等其他经典的关键所在，由此导致“诗教”衍生出对诗歌作品审美特征的范畴，只有具备了含蓄蕴藉的抒情效果，方符合“诗教”。查揆《杜诗集评序》云：(www.xing528.com)
自语录作而禅理尽，笺注纷而诗教衰。何则？道在矢橛者，非形象所能胶；趣在咳唾者，非语言所得捃。云衣衬月而结璘掩其华，芝房
流而荣光黮其曜，故夫韩婴輠炙不嫌于骈拇，匡鼎斧藻弥取乎解颐。辨色于秋毫之颠，聆音在孤弦之外，斯诗评为足尚焉。[7]
所谓“笺注纷而诗教衰”，即诗人所抒之情非语言文字所能穷尽，优秀诗作必然具有“孤弦之外”的特征，笺注限制了读者对作品理解，自然会影响“诗教”功能的发挥。在他看来，质直之言适用于说理、叙事，如用于诗则不免显得古板。诗歌不仅要抒写性情，关键是营造出言近旨远的审美效果，这才符合“诗教”。不难发现，查揆对“诗教”的理解已不再限于传统的功能论，而是拓展到审美效果。
基于同样认识，王芑孙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论及诗歌的写作，《青芝山馆诗集序》云：“有言之所及，有言之所不及。言之所及而有其所不言者存焉，言之所不及而有其所欲言者出焉，诗之教固如是。”[8]诗歌既要有言外之意，即“有其所不言者存”；又不能事无巨细流露笔端，即“有其所欲言者出”。优秀作品犹如传统水墨山水画，“空白”之中不乏情感意蕴，这正是“诗教”成败的关键。
“诗教”与“观风知政”“实录”等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文学社会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正确认识，只有了解民心，才能改良统治，由此导致统治者相当重视“观风知政”。据《礼记》所载，周代的统治者往往通过诗来考察风土民情，借以弥补政治缺失。《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所谓“陈诗”，就是采集当地的民歌而考察民情。唐孔颖达注曰：“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若政善，诗辞亦善；政恶，则诗辞亦恶。”[9]可见天子统治四方，其了解各地民情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专门掌管音乐的大师所采集的各地诗歌而进行的。
《礼记》的记载大概是可信的，《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0]《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从十月尽正月，正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11]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国早期确实存在着通过民歌来考察政治得失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诗歌虽然抒发的是个人的喜怒哀乐，但个人的哀乐取决于社会政治的好坏，因此诗歌可以成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诗人的情感自然就呈现出愉悦的特点；在政治黑暗之时，自然就表现出哀苦或愤怒的情绪。诗歌对个人而言是抒情言志的媒介，对统治者而言保持上下信息畅通的重要环节，也是改良统治措施的重要前提。因此，孔子在论及《诗经》的重要价值时曾说“可以观”，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均认为通过文学可以看出社会兴衰或政治得失，这是符合实际的。
出于对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强调，中国文学创作一直重视“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总结《史记》特点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白居易《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又在《秦中吟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他的《新乐府》《秦中吟》，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而且有许多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尤其是《秦中吟》写的都是他在长安的见闻，“直歌其事”，而并无虚构夸张之处，正是文学创作中严格遵循史家“实录”精神的产物。宋代之后，许多批评史常把优秀的作品和历史并称，如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庸愚子评《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修髯子评《三国演义》“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三国志通俗演义引》），[13]都是从真实反映现实的角度来肯定这些优秀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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