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初心：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

“专制主义”，也不是说来就来的，来必有因。

它的到来，最起码要满足时代性和制度化两个条件。

一要时代转型，刚好青铜时代到来，使玉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二要制度转型，时代变了，人们的国家观念跟着也要变，国家的制度安排也随之而变。

国家的来源，从文化认同转向武力统一；国家的前途，从和平发展转向征战立国；国家的制度安排，从尚贤制转向世袭制，从“天下为公”的公共权力转向“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专制主义”内部还有一个转型，那就是从分封制转向中央集权。

时代变了，青铜时代到来，带来一种新兴的暴力美学，改变了玉器时代表达原始信仰的属灵美学。哪怕是同样的纹饰，在玉器上，就因其玉润，而显得一派祥和，到了青铜器上，则以其阴冷的金属性，而表现出征服者的狞厉之美。这样的狞厉之美，才是“东方专制主义”崛起的宣言，它改变了“天道伊甸园”式的国家制度和观念，在对“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解构中，凸显了国家的利维坦气质——所有权力都趋于专制主义。

这是不论东方和西方的，好在“二希”文明有一种法治精神，约束了国家权力的本质。而中国文化，对于自己的国家，一直就抱着玉器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美好初心，即使面对专制主义也是初心不改，依然将最美好的理想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就像黄宗羲那样呼唤“原君”，中国文化五千年不败，就因为初心未改。

玉的传人还在等待，等待着那个“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理想国的到来，不管经历多少苦难，忍受怎样的摧残，还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无论怎么西化，徐继畲从美国看到的，依然还是那个“合众国为一国”的尧舜之国，是“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礼运式理想，郭嵩焘在英国看到的，还是那个玉器时代的遗产——先王之道和礼仪之邦。到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仁人志士用来救世的革命口号，便是高擎着中国文明的初心：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

我们喜欢康德，想来，不光是因为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能引起我们“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享受，也不光是因为康德强调了认识论的主体性自然而然就使我们产生了感发的联想——“吾心即宇宙”，而是因为康德面向未来的批判的历史理性，更能重启我们中国文明的最美好的初心。当康德向我们指出，历史理性必然向人类共和国和世界公民迈进，我们仿佛就听到了五千年前“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回音。

青铜时代到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但未能改变中国文明的初心。可青铜时代，亦非挟雷携电，突然就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中国西部，就在五千多年前仰韶文化的西部类型，以彩陶著称的马家窑文化里，出现了一把青铜刀，就是这把刀，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许那把刀的文化源头更为遥远，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来自东方的仰韶文化，亦非本土制造，因为孤零零的一把刀，不能代表一个文化体系，也不足以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它的来源应该在西方，是西方青铜文化的产物，是通过东西方的那条彩陶之路流传过来的。我们所说的“西方”，当然不是“西方中心论”里作为文化标志的“西方”，而是作为地域存在的地理空间，在中亚或西亚，亦即汉唐之“西域”。(www.xing528.com)

如果说“东方专制主义”是青铜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专制主义”，就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而是从西方也就是汉唐所谓“西域”传过来的。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中国的西域，依然是他们所说的“东方”，只是分了“近东”“中东”“远东”而已，并不妨碍他们一刀切式地贴上文明属性的标签，名之曰“东方专制主义”。

如前所述，玉文化的边疆，“从东南往西北”进展，而青铜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从西北往东南”，从齐家文化到石峁文化再到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路向东，向东，再向东。大约在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的动力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期，龙山文化便从西北一路获得了新的文化动力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序幕。玉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悠悠万事，唯“祀”为大，到了青铜时代，就变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了。增加一个“戎”字，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这就改变了玉文化的国家制度与观念，国家形态也从文化认同的“合众国”转向赢家通吃的“家天下”了，而青铜器，就成了“打天下”的国之利器。

因此，我们说“专制主义”的源头，在青铜时代，表现为青铜文化，不能归结为“治水社会”，更不能说是因为治水导致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王朝中国是在“打天下”“坐天下”的青铜文化中形成的，而“治水社会”，则显然被“专制主义”用来作为统治国土与国民实现大一统的便利工具，魏特夫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倒果为因了。

青铜短刀，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孤零零的一把青铜刀，是迄今所知我国青铜时代最早的青铜器，距今约五千年，其原材料有可能出自铜锡共生矿的冶熔，含锡量为6%～10%，孤立于仰韶本土文化中，在玉石陶器时代，的确突兀醒目，但还难言青铜制造滥觞。

齐家文化分布比较广泛，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达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鹿团山附近。

齐家文化凸面镜，直径6.03厘米，厚0.2厘米，背面有桥形纽，纽有穿孔，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

铜铃，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经碳-14测定，位于山西襄汾县的陶寺文化，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而甘肃广河齐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与陶寺文化几乎同时。考古人1983年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件红铜铸造的铜铃，但截至目前，还未发现该遗址有冶铜工坊。可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则发现了红铜器物，如铜刀、铜凿、铜锥等众多铜器，加上齐家文化不同的地点出的铜镜，可知齐家文化刚刚迈进青铜时代的门槛，铜器工具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以玉器与陶器为主的文化气质开始转型，青铜器的数量以及广泛使用，尤其用于战争，导致人类文明向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