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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百越民族的分布和历史分析

时间:2023-09-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百越民族是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广泛分布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分布广泛,所以和华夏民族接触较多的部分如闽越、骆越、瓯越等大量见于汉文文献,而西南地区的百越群体在先秦时期就很少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因此我们还得对先秦时期西南的百越民族群体从考古和文献的角度做一些分析。所以说,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上述文化特点,反映了越民族群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形成。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百越民族的分布和历史分析

百越民族是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广泛分布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分布广泛,所以和华夏民族接触较多的部分如闽越、骆越、瓯越等大量见于汉文文献,而西南地区的百越群体在先秦时期就很少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因此我们还得对先秦时期西南的百越民族群体从考古和文献的角度做一些分析。

在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曾存在过石器时代以几何印纹陶和有段石锛共存的众多的遗址,学术界通常把几何印纹陶、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作为越族先民的重要文化特质来看待。因此,在众多几何印纹陶遗址中,有许多能反映几何印纹陶主人文化特征的信息,如干栏式建筑、善于用舟、稻作农耕、断发文身、拔牙习俗、蛇崇拜、悬棺葬或崖葬等。[47]

从考古材料看,越民族群体尽管分布地域广大,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着一些差异性,但就总体而言其考古文化的共性特征是鲜明的,虽然这些考古文化不一定就等于越民族群体的文化,但却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考古文化所反映出的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习俗、精神文化大都是远古先民甚至是民族群体的特征。因此,考古文化虽然不是区分民族的唯一标志,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特别是原始时代去今甚远,在没有更多更具体的材料来区分民族的时候,考古文化也就成为重要依据。所以说,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上述文化特点,反映了越民族群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在以浙江河姆渡为代表的文化遗址中,上述各种文化现象都有发现。

与百越有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在云贵高原有着广泛分布,而且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说明新石器时代云贵高原上已有百越先民的活动。[48]根据李昆声先生的研究,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分为八个类型,其中多个与百越先民有关,富有百越先民文化特征的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器物。[49]贵州的盘县、水城、威宁、毕节等地发现的磨制石器中,都存有一定数量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50]

后世文献对云贵高原上的越族有明确记载,再考虑到云贵高原仍有许多民族(壮侗语族各民族)在语言上与古越人有关,因此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应是越族先民很早就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反映。[51]

【注释】

[1]张兴永、郑良:《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44~50页。

[2]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90~93页。

[3]李炎贤等:《贵州黔西观音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0~82页;李炎贤等:《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4]原思训等:《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沈冠军等:《贵州黔西观音洞钟乳石样的铀系年龄》,载《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1卷。

[5]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6]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3卷;吴茂霖:《贵州桐梓新发现的人类化石》,载《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

[7]原思训等:《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

[8]蔡回阳等:《贵州毕节扁扁洞的旧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

[9]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页。

[10]王大道先生观点,参见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关于云南新石器文化的上、下限,阚勇先生的《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认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上限,大约距今4000年或者稍早,可以大墩子、白羊村类型为代表。然后,这两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缓慢地向云南东北、东南与西北地区发展,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石寨山、闸心场、忙怀、小河洞、戈登村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其时代无疑较前者偏晚。这就是说,云南新石器文化的下限,大约距今3500~3000年。”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庆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11]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2]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3]李衍垣、万光云:《飞虎山洞穴遗址的试掘与初步研究》,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席克定先生认为该遗址是目前贵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知年代最早的,距今4120±90年。参见席克定《贵州的石器时代考古》,载《考古》1994年第8期。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载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8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载《考古》1991年第4期。

[16]四川广元中子铺文化遗址的年代测定为距今6730~6460年,推测可早到距今7000年前。参见王仁湘《西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重庆奉节老关庙下层文化的年代测定为距今7875±109年。参见王鲁茂《川东史前文化初探》,载《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重庆巫山大溪文化早期的年代测定为距今6400年。参见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载《考古》1990年第4期。

[18]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1期。

[19]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20]《后汉书·郡国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509页。

[21]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载《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2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9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3]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四)》,载《文物》1982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维西戈登村新石器》,载《云南文物》1985年第18期。

[25]昆明市博物馆、禄劝县文物管理所、凉山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金沙江中游地区两处新石器时代石棺葬的发掘》,载《考古》2007年第11期。

[2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年第3期。

[27]李昆声、胡习珍:《云南考古60年》,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4期。

[28]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

[29]杨蚧:《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发现石器》,载《考古》1963年第6期。

[30]马长舟:《云南孟连老鹰山的新石器时代岩穴遗址》,载《考古》1963年第10期。

[3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2]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33]刘磐石、魏达议:《四川省汉源县大树公社狮子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文物》1974年第5期。

[34]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

[35]以下皆参见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40页;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载《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1页;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载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等。

[36]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载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7]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载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8]以下参见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载《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39]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40]以下参见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8页。

[41]《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876页。

[42]《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董其祥:《甲骨文中的巴与蜀》,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43]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原载《说文月刊》1943年第7期,后收入李绍明、程贤敏《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44]转引自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载《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45]《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6页。

[4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81页。

[47]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48]《汪宁生论著萃编·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页。

[49]李昆声:《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文物考古四十年(代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1页。

[5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51]《汪宁生论著萃编·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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