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简编-百越系统各民族

（一）西南地区百越民族的发展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原华夏族、越民族群体中的于越、楚族、巴族、蜀族等，经过近500年的民族大融合而形成了汉族，而中国东南部、西南部、中南半岛的越民族群体则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还处于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

随着汉民族对越民族群体了解的深入，并针对越民族群体分布广、支系多这一历史特点，汉族史家便将越民族群体称为“百越”。“百越”一词始见于战国后期吕不韦（？—前235年）命宾客写成的《吕氏春秋·恃君览》，其文曰：“杨汉之南，百越之际。”^[50]“百越”一词见于此书，应是在此之前已有这一历史事实存在。这说明了西周以后，随着各民族群体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主客观生活环境的改变，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产生，故呈现出个性差异，所以才有“百越”名称的出现。以后，百越或百粤便成为越民族群体各支的通称（虽然在具体使用时，有时只是特指其中的某一部分），细析之又有闽越、瓯越、骆越、南越、越裳、滇越等。而分布在西南的百越民族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

骆越，也作雒越。《史记》只称为骆或雒。在中国古代的韵书中，骆、雒发音相同，《释文》雒字注：“雒音洛，本作骆。”可见二字互通。据《逸周书·王会解》载：“卜人以丹砂，路人大竹。”^[51]路人亦即骆越，这在史学界已有共识。这条史料是首次关于骆越的记录，则西周时，骆越便与中原有过交往，他们是百越民族群体中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部分，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多由骆越发展而来。

正式以“骆越”之名相称始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其之所以叫作骆，《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52]可见其之所以名之为骆是由生产方式所定的，又因为他们是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故以骆越相连称。

骆越的分布地在南越之西，西瓯之西南，即今广西南部、西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省及中南半岛北部。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在骆越的主要分布区设置象郡，治所在象林（今越南维川南），于是骆越与内地加强了联系。赵佗统治越南后，骆越曾受其治理。《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载：“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53]汉平南越后，以骆越分布地置为郡县，东汉时交趾麋泠县骆将女征侧反叛，东汉派伏波将军马援征讨，破交趾，斩征侧，余皆降散。在此过程中马援“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54]之后大大安定了骆越，使之奉行马将军故事。骆越在东汉经过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在魏晋时逐步演化为僚、俚、乌浒等。他们当中居住在今中南半岛者，10世纪以后，在吸收周边各民族成分的情况下，重新组合成了京族、岱依族、侬族、芒族、泰族、佬族等民族。

越裳是越民族群体分布在红河西南的最为古老的一部分。由于越裳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民族群体，其内部的联系是松散的，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因此，地域不同的各个部分，对外的交往也是分别进行的。于是便出现了永昌徼外、日南徼外分别入贡之史事。《尚书大传》之所以只记载了越裳在“交趾之南”，是因为先秦时期中原对西南及其徼外还未进行开拓，对这一地区的民族情况了解甚少，便只能根据进贡者的路线来判断其方位。

滇越，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使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55]关于滇越已有前述，此处略。

掸，最早见于《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九年（97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56]《后汉书·安帝本纪》载：“（永宁）元年（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57]《后汉书·顺帝本纪》说：“（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58]然而，记载此事最详者当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解支，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59]如果说周公时是华夏族认识中南半岛北部越民族群体之始的话，那么东汉则是汉民族与之交往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夜郎，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60]此处所指的是在今贵州境内的部分，其近亲集体也有分布在湘黔相连接的地区，今湖南新晃一带，古时曾有夜郎的一部分近亲集体存在过，所以唐代曾在今湖南省新晃县东北的阳河设过夜郎县。^[61]由于夜郎是骆越中的一部分，是后来的僚族，所以史家曾将中南半岛的僚族也称为夜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62]东汉时的九真郡驻今越南清化省西北，地域包括今越南清化省、义安省和河静省之地在内。由此向东为大海，故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能是向西，因而东汉时九真徼外千八百四十里的这部分夜郎的分布区显然是在今老挝琅勃拉邦、桑怒、川圹、万象、甘蒙等省，从上寮到中寮一带。这部分夜郎到唐代已称为“生獠”。《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载：“爱州，西至生獠界水路一百九十里。”^[63]按，唐代的爱州即东汉的九真郡一带，也就是今天越南清化省，其西的水路有二：一条为马江，一条为朱江。沿着这两条江向西皆可到达老挝上寮地区，如果按一百九十里计恰好到达老挝桑怒省一带，这与前述不谋而合，二者可以互相印证。这部分被称为夜郎的“生獠”后来便发展为老挝的佬族。到近代，老挝仍称为“寮国”，“寮国”即“僚国”。

作为骆越一支的夜郎部落集团，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应为：东北自今贵州省的凤冈、黄平、余庆、凯里一带起，往西南抵今云南省金平县境内的藤条江东岸和越南莱州境内的南那河东岸（按，今老挝境内也有夜郎，故应到中南半岛北部地区）；北自今贵州绥阳、遵义一带起，往南经广西百色地区、云南文山州东部，抵越南北部的河江省一带；西北自今贵州毕节地区的赤水河南岸起，往东南抵柳江流域地带；东部自贵州独山、广西天峨一带起，往西达今云南省境内的南盘江中游东岸。在这一地区内的夜郎部落集团，自古便“椎髻，耕田，有邑聚”，^[64]是稻作农耕定居民族，以之发展而来的民族由于对于土地的依赖，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移，他们便是今滇、黔、桂、中南半岛壮侗语族各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滇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古老民族，属于百越民族群体的一个支系，曾建立过古滇国。对滇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65]从这段史料的记载来看，滇人主要分布在夜郎以西、邛都以南的滇中地区。张增祺先生曾根据考古材料作了以下推测：“就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表明，滇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大致为：东到路南（今石林县）、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在这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内，战国至西汉时期除发现滇国青铜器外，尚未见别的文化遗物（因文化交流，滇池区域发现的少量外来文化遗物除外）。这一历史现象表明，上述地区大概就是古代滇族的活动范围，亦即滇国的分布区域。”^[66]

哀牢人是越民族群体分布在西南的一部分。其最早见于汉明帝时杨终所著的《哀牢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深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深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67]

（二）百越系统民族的文化

1.农业生产与物产

百越系统的民族属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68]显然，在西南百越民族主要以骆越、夜郎和滇人的稻作农业最为发达，因为稻作农业发达所以才有了定居的聚落，而且还有对自然规律的合理而有效的利用，《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69]这从他们的生产工具中可以看到，如滇人的青铜农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多，以掘土的农具铜锄而言，仅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墓地出土的就有70余件，且有半圆形、尖叶形、梯形、曲刃形、长銎形、镂孔形等不同式样。^[70]

在适合稻作农业的地区，都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在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哀牢人便是如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圩。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71]哀牢夷有着独特的习俗，在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2.青铜文化

西南地区百越民族的青铜文化以滇人的青铜器物和骆越、滇人等的铜鼓为代表。

作为越民族群体中的滇人曾创造过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青铜文化，其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主要器物可分为以下几类。^[72]

青铜农具。滇国的青铜农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多。这和云南有丰富的铜、锡资源有关。

仿生式兵器。滇人的兵器有20多种，其中铜戈、矛、剑、钺、斧、戚等虽见于中原地区，但器型、纹饰与中原的相比差别较大，很明显是云南当地制作的。另一部分兵器，不见于我国内地和云南邻近地区，大多是模仿动物的某一部位制作的，张增祺先生将之命名为“仿生式”兵器。例如，鸟头形铜啄，整体似一长嘴的鸟头，其上有两个对称的圆圈，很像鸟的两只眼睛，刃部既长且尖，刃上端有横出的銎，便于穿木柄，柄与刃部呈丁字交叉状，使用时如长嘴啄木，故名“铜啄”。又如鸭嘴形铜斧，整体似一伸嘴曲颈的鸭头，刃部呈铲状为鸭嘴，两侧各有一对称的圆圈，酷似鸭之双目。此外，如蛇头形铜叉、牙刺形铜棒、蛙形铜矛、鸟头形铜钺等也多是仿照动物的某一部分制成的。

贮贝器。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器物。有的为专门制造的筒状带盖器，器底多有三只人形足；有的是用击破鼓面的废铜鼓改制的；也有的用两件现成的铜鼓对合而成，其中一鼓鼓面为底，另一鼓鼓面为盖。无论哪一种贮贝器，其腰部及盖上有行动逼真的人物和动物图像。动物以牛的数量最多，有一牛、四牛、五牛、七牛不等。人物活动场面有祭祀、战争、纺织、纳贡、上仓、狩猎、驯马、舞乐、宴饮、农作等，涉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其中人物最多的一件有127人，少的也有十余人或数十人不等。(www.xing528.com)

动物纹扣饰。滇国装饰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动物纹铜扣饰。因为这一类铜饰品正面多为浮雕的动物纹，背面有一横制的矩形扣，便于穿系或悬挂，故曰“扣饰”。其正面图案或为两种肉食动物互相搏斗，或为肉食动物捕捉、吞噬草食动物，整个画面布局严谨、生动逼真，真实地反映了动物之间相互打斗和弱肉强食的恐怖气氛。

从时间上看，不同时间滇国青铜文化的特征是有区别的。在战国以前，由于当时滇人与其他文化区，特别和华夏族文化交往尚少，所以滇人的青铜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点和特有的民族风格，如青铜兵器中常见狼牙棒、铜啄、蛙形铜矛、蛇头形铜叉、鸟头形铜钺和铜斧；乐器中的铜鼓和葫芦笙；生活用具中的铜伞、铜枕、贮贝器、牛虎铜案、立牛铜尊、立牛盖铜杯和铜壶等；装饰品中的各种动物纹扣饰和镶嵌孔雀石的铜镯等；生产工具中的铜锄、铜铲、镂孔铜器及成套的纺织工具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铜俑、铜铸的房屋模型、有人物和动物立体雕铸的杖头铜饰等。上述青铜器无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滇人独特的风格及特征。

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铜鼓的记载当为《后汉书·马援列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注引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73]文中明确指出铜鼓使用者为骆越，《广州记》亦明确铜鼓为骆越的后裔俚僚使用。但遗憾的是整个秦汉时期，除了这条史料之外，再无相关文献记录当时的铜鼓情况。对此，我们只好把骆越分布区出土的铜鼓情况，依据考古材料来说明。

如前所述，骆越的分布区是广大的，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中南半岛都是骆越的分布区，这一地区出土属秦汉时代的铜鼓为石寨山型铜鼓，而石寨山型铜鼓的分布地恰好又在上述地区，这便很好地让我们得以了解秦汉时期骆越使用铜鼓的相关情况。

石寨山型铜鼓以中国云南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鼓为标准器。石寨山型铜鼓在形制上除了胸部膨胀、腰部呈梯形、足部短等同万家坝型铜鼓近似外，其形制特点是：面径大于腰径；胸部最大径偏上；足沿一律无折边；体形小而略高，多数的身高为宽的70%左右；胸腰际附窄条辫纹扁耳两对。

石寨山型铜鼓的纹饰有写实性纹样和几何纹样两类，并形成了一定的布局格式。其写实性纹样有四种：翔鹭和锥刻的孔雀、鸳鸯等鸟纹。其中，翔鹭大都是四只，位于显眼的鼓面主晕。头上椎髻或头插尾羽或头戴羽冠的舞人、划船者、放牧牛马者，以及个别锥刻的骑士、武士等人物形象。牛、马以及锥刻的虎、猴等走兽形象，其中立牛是常见纹饰。龟、鱼以及锥刻的虾等水族。几何纹纹饰有三类：太阳纹，都是锐角形光芒，芒数不固定，芒向填斜线或角形复线图案或复线角形纹；由弦纹并列而成晕圈；由点纹、圆圈或同心圆纹、锯齿纹等相互配合组成几何纹带。

整个铜鼓的纹饰布局较为统一，太阳纹一律都在鼓面中央，几何纹带一般都在鼓面边沿，鼓胸的上部、鼓腰分格和格下边等处，作为陪衬和装饰的花纹，而鼓面、鼓身的主要晕部分，都饰以人物纹。

石寨山型铜鼓首先在滇人及其同族劳浸、靡莫分布的地区发现，数量较多。冯汉骥先生根据对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器物上人物发髻、服饰的研究，指出椎髻的是滇国的主体民族。所以，虽然没有滇人铸造、使用铜鼓的文献记载，但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现大量的铜鼓和与铜鼓有联系的器物，不仅证明滇人铸造、使用铜鼓，而且滇人分布的滇中地区是石寨山型分布的中心。^[74]与滇人“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当分布在曲靖市，自1964年以来，曲靖三宝、珠街八塔台等处古墓群亦不断出土青铜器，其中亦有石寨山型铜鼓，这是劳浸、靡莫的遗物。

夜郎活动地在今贵州全省、川南、滇东北、桂西北，在上述地区的贵州赫章和云南昭通发现了石寨山型铜鼓。

滇、桂交界地区为句町分布地，在这一地区的广南和西林发现了石寨山型铜鼓。广东、广西、越南北方就是马援发现铜鼓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多有石寨山型铜鼓出土。

3.神话传说

从史料记载来看，先秦时于越等有鸟图腾崇拜，而秦汉时期史书又记载骆越有竹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75]除图腾崇拜外，本故事还具有感生神话性质。

除竹王传说外，哀牢也有同样的感生神话。《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舔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舔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76]此记载生动地说明了哀牢夷历史上曾有过龙崇拜，有过母系氏族时代盛行的伙伴婚，盛行过古老的文身习俗。

和杨终的《哀牢传》相比较，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的哀牢与其有几点是相同的，即都有感生神话，沙壹贞洁受孕；哀牢夷的祖先为龙，龙是他们崇拜的图腾；有文身的共同文化习俗；都生活在相同的适合稻作的地区。

4.生活习俗

从出土的遗物中也可以看到百越民族的生活习俗，现以青铜器物上滇人的发型、服饰、猎头、文身、居干栏、操舟等生活习俗来看古越民族群体的生活习俗。

发型。越人多椎髻，《史记·陆贾列传》载：南越王赵佗“椎结，箕倨见陆生”。《史记索隐》曰：“谓夷人本被发左袵，今他（佗）同其风俗，但椎其发而结之。”^[77]从文献上看，滇人也是椎髻，《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78]再从滇国出土的青铜器人物图像看，滇人男女老幼都以椎髻为特征，一般男子的椎髻在其头顶，妇女则下垂至后颈。^[79]

猎头。古代越人有猎头习俗，而滇国青铜器上也有不少猎头图像，如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一种铜斧，在其銎部刻有三个手持兵器的滇人男子，其中一人骑马，二人步行，骑马者手提人头，看样子是刚从某地猎得头颅返回。另外，在李家山出土的一种青铜短剑上，其柄部多雕铸一个巫师形象的人，此人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似在作猎头祭祀仪式。又如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一件鎏金铜扣饰，其上铸有一前一后两个戴盔甲的滇人武士，手中各提有一人头，脚下踩着一具无头尸体。^[80]

跣足。越族多居水滨，有跣足习俗，故《韩非子·说林上》载：“越人跣行。”^[81]在滇国青铜器的人物图像上，滇人一律跣足。

文身。越人有文身习俗，史书多有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82]滇人也流行文身习俗，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刻画着一个盛装的骑士，此人头饰雉翎，身披华丽的披肩，在其裸露的小腿上文着一条蛇；另外，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剑上刻着一个手持短剑的裸体男子，正在和一只老虎搏斗，此人的脚上亦有几何形花纹。^[83]

舟船文化。百越民族群体大多住在水边，习惯于水上生活，这在滇人的青铜上多有表现，如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有划船场面，船上共有四人，竖排坐于船内，前三人作执桨划水状，后一人掌舵，舵作曲柄转轴装置，舵叶呈三角形，与船底平行。船前及船尾水中有长嘴水鸟，是专门用来捕鱼的。滇国时期除有渔船外，也有渡船和远距离航运的大船，有的船上置有灶台及锅盆碗瓢等生活用具，船尾有较长的舵，适合于水中较长时间的航行。^[84]

穿鼻儋耳。哀牢人有穿鼻儋耳的文化习俗，这一文化习俗在百越民族中是较为常见的，如海南岛上的百越民族就被称为“儋耳”，也就是把文化习俗作为民族名称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