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各民族的反抗与南迁，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一）西南各民族的反抗

汉王朝在西南夷的开拓和统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当初由于慑于兵威以及贪图汉朝的财物，更重要的是认为山高路远，汉朝不可能在西南夷地区长期统治，夜郎诸部接受了汉王朝的封号，同意在当地设置郡县。但没有想到的是汉王朝却真的在西南夷地区开路移民、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从唐蒙修筑道路开始，夜郎各部就“数反”，此后当唐蒙借兵夜郎伐南越时，又遭到了且兰的反对，且兰君也因此被诛。

当郡县制确立起来以后，两种制度的对抗和战争更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孝昭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鉤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借助于句町侯的力量，汉王朝才把这次反抗镇压下去。

汉王朝对以夜郎为首的民族群体的征服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汉成帝时，汉王朝利用夜郎等的内部矛盾发动了征服夜郎的战争，虽然这次战争汉王朝获得了胜利，但它充分地反映出了设郡之初西南夷的形势。那就是汉王朝派驻官吏，但这些官吏犹如摆设，西南夷各部落或战争或联合一切依旧，甚至在汉王朝前来调停时，这些部落首领仍然无视其存在，就如杜钦所说：“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85]这样在确立汉王朝的权威以及维护西南夷原有秩序的矛盾冲突中双方必然发生战争。

公元1世纪，王莽篡位，改汉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大民族主义政策并挑起了民族战争。在西南夷地区，以公元9年贬句町王为侯为起点，“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86]尽管遭到了惨烈的镇压，但反抗一直持续到了新朝灭亡。

以上是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几次比较大的战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较小的反抗，如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桓帝永寿二年（156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159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等。^[87]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制度、不同统治者在西南夷地区的冲突与争夺是导致民族反抗的最根本原因。而要最大限度地缓和其间的矛盾，朝廷派遣的官吏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善于处理民族关系，政策得当，当地的民族关系就会缓和。例如，越巂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88]爱屋及乌，当地少数民族就是对其子也甚爱戴。“张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89]反之，当统治者措施失当，或大肆剥削，或干扰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时候，就会使民族矛盾激化，引起大规模的民族反抗。

从这些战争的结果来看，是汉王朝利用西南各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自为政的情况，采取了离间政策，对不同的民族各个击破，最终镇压了少数民族的反抗。但从两汉时期整个西南夷地区的情况来看，事实上汉统治者在战争中并没有占到上风。地方王侯利用大山作为屏蔽，败即逃逸，或者降伏，而对于汉王朝来说，由于朝内一直有大臣主张放弃西南夷地区，所以也不愿意和不敢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见好就收。这样这种“郡国并存”的、双方时战时和的、毫无起色的局面在整个两汉时期就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其中真正遭受战争痛苦的是内地以及西南夷地区的人民。

（二）僰人南迁

秦以前，僰人主要分布在以今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地区。秦汉以后，汉族不断地进入四川地区，于是僰人也不断地南迁。“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90]僰人基本上是沿着秦时的五尺道的路线迁徙。到汉代，僰道地区已经没有僰人。而当时的商人想要贩卖僰僮，必须沿着秦时常頞所通的五尺道，“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91]犍为南之朱提郡，即今之昭通市昭阳区成为僰人分布的一个中心。《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92]僰人还不断地从朱提再往南进入滇东、滇中地区。而到了王莽时，曾把胜休县（今建水一带）改为了胜僰县，这些都表明汉代云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有了僰人的分布。

在僰人南迁的同时，汉族也接踵而至，沿着相同的道路进入西南夷地区。他们在交通沿线和僰人相杂居，并共同生产与生活。铜洗是中国传统的盥洗器皿，但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收藏和出土过东汉中晚期生产的“朱提堂狼洗”。据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及《续编》《补遗》记载，其中汉代有铭文的铜洗106件，“朱提堂狼洗”就占24件；容庚《汉金文录》及《补遗》共收汉代青铜器176件，其中“朱提堂狼洗”共30件。近年来，陕西、四川等地的东汉墓中也有此类铭文的铜洗。这种驰名全国的“朱提堂狼铜洗”可能就是汉族与僰人共同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汉人和僰人共同生产与生活，僰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和汉人发生了融合。(www.xing528.com)

（三）汉人南迁

秦汉开西南夷，随着交通的打开，郡县的设置，大量的汉族移民也来到了西南夷地区。从他们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原因来看，这些汉人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官吏及士兵，包括了封建王朝派驻西南夷的吏卒以及在修筑道路、镇压少数民族反抗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汉族士兵。汉王朝在往西南夷派驻官吏的同时，也要派相应的地方军队保护郡县官吏以及镇压小规模的反抗。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自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新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93]这部分人是当时汉族在西南夷的主体，其他汉人一般要以他们为中心聚族而居。除此以外，当时汉王朝在修路、征战的过程中从内地，主要是四川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士兵，如唐蒙通夜郎，“发巴蜀吏卒千人”；^[94]征服滇的过程中，“发巴蜀兵击劳浸、靡莫”；后来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95]镇压叛乱等。这些士兵在完成任务后一般都回到了原来的驻地，但在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留在西南夷地区。

屯户，这是西南夷地区又一群规模较大的移民队伍。“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96]这就是说为了扩大自己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基础，保证地方吏卒的给养，西汉王朝采取了募民屯田的政策，就是鼓励富商大贾率领人员到西南夷屯田，将所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郡县，然后从内地领取钱币。这些汉族屯户主要分布在南夷道沿线的平坝地区，如文齐先后在今昭通、晋宁等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罪犯，在秦汉时期罪犯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情况不少。《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裴注引东晋孙盛《蜀世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97]而《华阳国志》则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98]以上所说不足为信，但它却表明秦汉时期曾向西南夷地区迁徙罪犯。此外，除了征调士兵外，从开拓之初到镇压当地民族的反抗，汉王朝都派遣了大量的“罪犯”来到西南夷地区。例如，“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99]为了寻找身毒道，“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100]这些“罪人”中的一部分也留在了西南夷地区。《华阳国志》还记载了滇池地区进入的罪犯情况：“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牁、越巂。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户八万；晋县七，户万。去洛五千六百里。司马相如、韩说初开，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101]

转漕，就是给派驻西南夷地区的官吏以及士兵输送粮食等生活用品的民工。为了稳定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汉王朝起初不从西南夷地区征收赋税，而以后所征税额也很低，所以其生活用品仰赖于内地。这样每次派兵都必须有大量的民工运输粮食，如唐蒙初次征伐夜郎时，“将千人，食重万余人”。^[102]在往来于内地与西南夷的过程中，有部分民工也留居西南夷。

商贾，为了追求利益，商人无处不在。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蜀商往来于西南夷地区。在汉初关闭边境的时候，都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103]随着司马相如、唐蒙开通西夷道和南夷道，汉王朝“除边关、关益斥”，更多的商贾来到了西南夷地区，为西南地区和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不仅带来了铁工具、牛耕技术以及灌溉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也在西南地区得到了推广。从立于东汉末年的《孟孝琚碑》的碑文来看，孟孝琚未娶先聘；死于武阳，又归葬朱提，婚丧嫁娶与内地无别；而碑的四周刻四神图案，也与内地相同。同时，碑文中尊孔子为“大圣”，赞美颜渊、子路，夸奖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西南夷地区的汉族移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在西南夷地区也得到了传播。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04]和内地一样，西南夷很多汉人也通过入郡县学校学习而走上了仕途。例如，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的《益州太守碑》碑文上有故吏题名48人，他们都是已故益州太守举荐的门生，皆为读书仕进。

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西南夷各民族尤其是其中的上层统治者开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例如，在滇文化墓葬群中，西汉以前的随葬品多具地方特点，而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汉文化风格的随葬品，如铜钱、铜镜、铜洗、熏炉、耳杯、鍪、带钩、玉璧以及明器等大量出现。而玉璧是汉人的礼仪用品，它的出现表明了滇人的生活习俗开始发生了改变，而明器的出土则说明了滇人的墓葬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在赫章夜郎墓中也出现了汉文化墓葬中常见的环耳铜釜、铜镞、铜带钩、铜车饰、货币五铢和铁三脚等。铁工具与牛耕等技术也在少数民族中得到了推广。从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来看，西汉以前西南夷地区饲养的牛群只供祭祀和食用，并不耕田。东汉中期以后的出土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均出现有耕牛，说明我国内地的牛耕技术已经传入云南边疆，并为当地民族所采用。^[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