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影响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创立，中俄交通打开，共产国际使者来华，并开始革命活动，接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始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这些就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历史条件。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支部的直接结果。

第一、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根本途径。

中俄交通打开后，共产国际使者魏金斯基来华。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鄂木斯克同高尔察克战斗中被俘，被投入海参威监狱。以后，他又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上。一九二〇年一月，他在暴动中获得自由，参加了共产国际组织，一九二〇年三月到达北京。随同魏金斯基到北京的有他的夫人和他的秘书马迈耶夫以及他的翻译、旅俄华人杨明斋，经过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柏烈伟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魏金斯基在北京会见李大钊时，就已谈及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李大钊认为此事必须要由陈独秀来领导，之后，经李大钊介绍，四月，魏金斯基又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布），并就中国革命状况交换了看法。魏金斯基在北京同李大钊会见和在上海同陈独秀会见，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一九二〇年四月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在中国报端上出现，其宣传内容对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魏金斯基在北京、上海都举行了座谈会，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运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形势有着明显的表现。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字，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新青年》还发表了《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和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这时，陈独秀到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动者之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九二〇年三月以后，真正开始了俄国革命直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是经由共产国际组织实现的。共产国际使者魏金斯基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在三十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远东方面的历史学家），那时他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有帮助的，他坚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伪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活动，不仅通过共产国际使者，而且还受到了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的影响。优林是远东共和国的外交家，十月革命以前，他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托姆斯克会议以后，他离开军队随同克拉斯诺斯其科夫从事于远东共和国的创建。远东共和国成立前后，优林全力从事对华外交。当北京政府派张斯麐中将率领军事代表团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到达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丁斯克时，优林也于六月到达买卖城，准备经外蒙古来北京，但皖系军阀惧怕帝国主义，不敢给优林使团签证。优林使团到北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实现的。正在优林使团受阻于买卖城时，吴佩孚率兵北上，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杨村，推翻了亲日的段祺瑞政权。八月，优林使团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抵达北京。优林使团到北京后，便接近吴佩孚，支持北方工人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号召、组织、领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恰好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创建时召开的，它的内容又是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会议反映了欧洲革命的退潮和注意力的转向东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席代表，主要来自欧洲各国，但也有临近苏俄的许多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为加强民族和殖民地工作，大会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此外，列宁还亲自指定印度人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提纲的制定工作。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上，还体现了列宁的民主作风和共产国际的团结精神。当时罗易不同意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能起重要作用的观点，而且几经讨论也未统一。最后，经过列宁的工作，罗易写了《补充提纲》，共产国际通过了列宁的提纲之外，又通过了罗易的《补充提纲》，从而使得列宁的思想更加全面和完善。后来罗易回忆共产国际二大时说：“列宁的态度是异常和蔼和容忍的”，“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宝贵的经历了”。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方面还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去出席这次共产国际会议。因此，仍然是刘绍周列席了会议。刘绍周后来回忆说：“我这次没有发言，不过在《消息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确实记录了他在七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刘绍周的发言说明：他知道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建党活动。他对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曹、吴相提并论。他所指责的只限于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而对于直系军阀，则赞扬说“有了坚定的革命情绪”。(www.xing528.com)

第三、在党的创建工作顺利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北京政府和苏俄政府间的关系正在有所改善。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政府在接纳优林使团之后，撤消了它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反对苏俄的“联合防御协定”。九月八日，还通知沙俄使臣库达谢夫，请他结束原来的使命，并为此而拒绝了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抗议。同时，张斯麐于九月五日到达莫斯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时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欢迎张斯麐的到来，重申废除沙俄和中国签订的条约，但却要求取得在中东路的权益。这时，中国还派记者赴苏俄采访，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的。他在《新俄国游记》一书中，记载了他去北京饭店优林处联系，优林秘书要他同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同行，以及十二月十三日在满洲里同回国的张斯麐、刘绍周会面的情况等。上述形势的出现，是同优林使团在北京的工作分不开的。

这样，党的创建工作就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下，得到了迅速和顺利的发展。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党组织已经建立，而北京、广州、武汉、济南等地党支部也于一九二〇年底以前先后建立。魏金斯基帮助中国建党，决不仅是帮助李大钊、陈独秀进行党的建立。北京、济南、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是魏金斯基夫妇、马迈耶夫夫妇、杨明斋等活动过的地方，他们直接参与了各地党支部的建立。

党的创建工作重要的是干部的培养。为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一九二〇年秋，魏金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以便前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事实证明，这是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魏金斯基在上海开办外文学社的当时，还想在武汉开办外文学社，为此曾派他的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妻子去了武汉。包惠僧、陈潭秋接待了马迈耶夫夫妇，后来，董必武同志对此作了回忆。

魏金斯基在上海从事帮助建党期间，经陈独秀介绍，他于一九二〇年秋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见，这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魏金斯基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在书房里接见了我们，一个宏大的房子摆满了书架。他给人的印象只有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他已超过五十四岁）。他看上去端正，态度和蔼，用非常独特的手势表示他的意思。朴素、整洁的衣着立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孙中山询问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魏金斯基作了介绍。孙中山说：“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他问：是否可以在海参威或满州设置强有力的电台，从而使苏俄能够同广州通迅。孙中山说，他希望通过中国南部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各省发展革命运动。事实说明，魏金斯基这次同孙中山会见，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建立起联系，也没有使共产国际、苏俄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起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顺利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进一步加强。一九二一年春天，魏金斯基离开中国返回伊尔库茨克，去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协助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施玛斯基进行工作。同时，张太雷从上海被派赴伊尔库茨克，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建立联系，他在施玛斯基领导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长等职务，以后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与此同时，在上海外文学社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卜士琦等也赴苏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是中共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参加大会的列席代表。原来共产国际给了他正式代表的证件，因为他对会议有所保留，自愿作为列席代表，他认为这次会议“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多不重视”。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他是经由北京优林使团介绍来参加会议的。瞿秋白是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的，他在《赤都心史》一书中作了记载。张太雷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他说：“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要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

在魏金斯基返回远东共和国以后，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直接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马林，荷兰人，青年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去爪哇工作。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会后，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六月到达上海。共产国际直接派出代表到达上海，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林到上海后就着手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克洛斯基到达中国，北京、上海党支部同意马林计划，并把大会的召开通知了在广州的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洛斯基参加了会议，作了发言，但没有参加后几天的会议，会议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等。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