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中所出具年号的写本，最迟无晚过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者，并可上溯约六个世纪之久。今学者多以此室应是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西夏攻沙州时，为避战乱而封闭的。[52]故我们或可将敦煌历日的编纂下限暂订在公元1035年。
至于各历可能的年代上限，则需由其中的术语用辞或文字避讳尝试推敲。唐历（如见乾符四年历日）中尝因避高祖祖父的名讳李虎，而将十一月节次候“虎始交”改成“武始交”[53]，敦煌当地历家于逐蕃之后所自行编制的历日中，即沿用此名（如见伯3492v及伯4996等历）。唐亡之后，各敦煌本历日或因其字面意义不易理解而多已改复原名（如见斯95v、伯3403、伯2705等历），仅后唐同光四年历（散0673）中仍称“武始交”[54]。
又，同属七十二候的“雉入水为蜃”及“雉始雊”，在唐玄宗（712—756）删定《月令》时，亦为避高宗的小字雉奴，而改“雉”为“野鸡”[55]。此一用法即使在唐亡之后亦为各敦煌本历日沿用（参见伯3492v、伯4983、伯4996、斯95v、伯3403、伯2705等历），仅同光四年历（散0673）中称“野雉始雊”，但同历它处亦见“野鸡入大水为蜃”之名。七十二候中的“鹖旦不鸣”亦尝因避唐睿宗李旦（710—712）之名而改成“鹖鸟不鸣”[56]，此一节候名屡见于唐末、五代以迄宋初的敦煌本历日（如见伯4996、斯95v、伯3403、伯2705等历），仅同光四年历（散0673）中作“
始不鸣”。宋代则为避圣祖之名玄朗而改“玄鸟”为“乙鸟”[57]，但在北宋初敦煌所编的各历日（如斯1473、伯3403、伯3507等历）中，并未见有将二月中初候“玄鸟至”或八月节次候“玄鸟归”改避者。
至于唐高宗名讳中“治”字，屡出现于历注中（如称“治病吉”），但敦煌本历日中尚未发现有避此字者。宪宗元和元年（806），因高宗的神主已上迁，故尝依“已迁之庙则不讳”之礼，规定“治”字自此可不避[58]，然而此制并未被严格遵行，因通常臣民对避讳多持“不嫌谀，用，亦无罪”的态度[59]，如前述的乾符四年唐历即仍避“治”字。
讳“丙”为“景”之制，乃初唐时为避高祖之父李晒名而立下的，在唐人所撰的前朝正史中，即屡可见将天干中的“丙”字改作“景”字者[60]，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显庆三年（658）和仪凤四年（679）两唐历中亦均避“丙”为“景”[61]，但即使在唐初，此字亦出现有避、有不避的情形，经统计《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一、二册所涉及的贞观年间纪日后，发现有十八则讳“丙”为“景”，但另外有八则仍书“丙” 字。[62]唐末的墓志铭上亦屡可见未避“丙”字之例。
由前述的讨论，知敦煌历家对中原的讳法并不太讲求[63]，且唐代避讳的法令本来就相当宽弛[64]，故若欲借某字讳避与否，以推定敦煌本残历的年限，或需十分谨慎。如发现历中避唐讳时，并无法保证其必为唐代所作，我们只可回溯该讳法的起始，并从而定出该历的年代上限，又，若历中未避某帝的名讳时，我们亦不能借此推定出其年代下限。
笔者在此节中将首先以罗振玉原藏散0674为例，详述各种辨定年代的方法，并试图建立起一推理较为严密的流程。次以类似论据新考求四种残历的年代。再整理并分析各已知年代的敦煌历日的内容，希望能透过不同时代历日的编制特征及其所用铺注规则的异同，试为其它资料较不充份的残历定年。
图四 推断残历年代之流程图
（一）散0674号，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历日
罗振玉曾将此历重排刷印，并作题记曰：
右残历存三十行，首尾均佚，起正月二十七日，迄二月二十三日，以正月大建，晦日值壬申、二月朔值癸酉考之，殆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历也。每七日注密字，与《七曜历》及《后唐天成丙戌历》同，而每日下注岁位、岁对、岁前、小岁等，则《天成历》所未有也。月下记九宫方位，则与今历同，亦《天成历》之所未有也。九宫方位及每七日注密字，皆朱书，丙字皆避唐讳作景……又唐天宝十二载及会昌六年亦正月癸卯朔、二月癸酉朔，此姑定为后晋者，以书迹与后唐与宋淳化比例而知之，且欧洲所藏残历皆五季、北宋物，未见唐代历也。[65]
但罗氏并未曾考虑敦煌历的晦朔及月尽不同于中土的事实，且不知月建为考定残历年代的重要依据。[66]又，罗氏所提“欧洲所藏残历，皆五季、北宋物，未见唐代历”的论据亦无充分理由，事实上，本文最后的研究结果显示，现存的敦煌本具注历日中，即至少有二十件成于唐亡之前。
由于此历中所有的“丙”字皆改书成“景”，故知其编制必在唐朝立国（618）之后。又，此历在二月十日条下，记有“惊蛰，二月节，桃始华”字样，从此一用辞更可推知其成书应在开元（713—741）之后，因唐初行用傅仁均所造的《戊寅历》，当时据古法乃以一月中为启蛰、二月节为雨水，高宗麟德二年（665），虽改行李淳风的《麟德历》，仍遵循之，直到僧一行等于开元间作《大衍历》时，始复依东汉《四分历》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并沿用迄今。[67]
此历记二月小，癸酉朔。因历中以二月建丁卯，可推知其年干应为甲或己（表二），又因历中记二月为一白水月，知其年支应为寅、申、巳或亥（表三）。由于河陇各州是广德二年（764）以后始次第陷蕃的，故在此之前敦煌一带应行用唐历，但经查《简谱》在公元713—763年间的各唐历，并未见满足年干为甲或己，年支为寅、申、巳或亥，且二月为癸酉朔者。至于公元764—1035年间的各中原历中，满足相同年干及年支要求，且二月（或前后各一月）的朔日干支在癸酉前后两日之内者有四：
1.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己巳，正月大，二月小、甲戌朔。
2.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己亥，正月大，二月大、癸酉朔。
3.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己亥，正月大、甲戌朔，二月小。
4.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甲寅，正月大，二月小，三月小、乙亥朔。
此处笔者已考虑入因置闰先后所造成朔日于支差约一整月的可能性。
由于中原历与敦煌历的置闰月份在归义军后期相差均不逾一月，而中原历并未曾闰开运元年的正月或闰前一年的十二月[68]，且显德元年亦不曾闰三月，故此两年应均可自候选名单中剔除。
再者，此历自二月壬午日起，每隔六天即上注“蜜”字，亦颇助于筛选。经推算后发觉在贞元五年及天福四年两年当中，仅后者的蜜日安排相合。
此外，各节候所系的日期，亦可在筛选时提供另一独立的辨别依据。由于冬至为一年中白昼最短之日，亦为正午时圭表日影最长之日，易于以测候验证，故古人取为二十四气之首。冬至的日期，若以现行格勒哥里历（Gregorian Calendar；简称格历）表之，均不出每年的12月21日或22日。至于其它节气或中气的日期，历代有两种方法推算：一曰平气法，此法将一回归年（即太阳在天球上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所需的时间间隔，约为365.24日）均分成二十四等分，从冬至开始等间隔地依次相间安排各个节气及中气；一曰定气法，此法将周天度数等分成二十四份，太阳移至某一分点时，即定为某一节气的日期，由于太阳的视运动迟速不均，因此各节气间相隔的日数亦不等。清朝以前，中国古代各历均是使用平气法。
表五列出在平气法之下二十四气与格历的日期对照表。其中第二栏给出各气之始（亦即初候）所对应的格历日期，至于每气的次候及末候，其日期则与初候依次相隔约5.07（=365.24/72）日。第三至第五栏则列出敦煌历日中所用七十二候的名称（用辞可能稍有出入），如蛰虫始振为正月节（立春）次候，故应在初候之后约五日，亦即其所对应的格历日期应为2月9日或10日。经比对已知年号的各敦煌本历日后，可发现各历中所载节气的日期，均与表五中所推相差不逾一、二日。[69]
由于此一残历中记二月壬午日为惊蛰，查贞元五年及天福四年是日分别相当于儒略历的3月10日及3月3日，经换算后知其对应于格历的3月14日及3月8日（见表六）。而在平气法之下，惊蛰应发生于格历的3月7日或8日，故此历的年代应以天福四年最为可能，贞元五年的差距过大。
表五 在平气法之下，二十四气与格历的日期对照表
续表
表六 儒略历与格历换算表
格历的日期即等于儒略历之日期加上修正值，如儒略历公元945年4月20日之修正值为+5日，故此日即相当于格历同年之4月25日。
综合以上论据，笔者以为此一残历应可确认为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历日。由于敦煌僻处边陲，在无法获得中土之历的情形下，亦易于理解两历的晦朔稍差一事。
但后晋天福四年距唐亡已逾三十年，为何抄写此历之人尚避唐讳？又，笔者所见的约四十本敦煌历日中，为何竟仅此一历避“丙”字？下文则将就此试作一较深入的探究。
由前述有关避讳的讨论，可知此历中改“丙”为“景”的敬避方式，应并不属唐末以来所严守的讳法。在深入探讨此历避“丙”字的动机之前，让我们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做一概略的了解。唐末，藩镇雄据，梁王朱全忠于哀帝天祐四年（907）篡唐，国号大梁，史称后梁，二传至末帝，龙德三年（923）为李存勖所灭。李氏以国号为大唐，史称后唐，是为庄宗，三传至废帝时，亡于石敬瑭之手。契丹立石氏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是为后晋高祖。敬瑭因帝位得自契丹之助，故事契丹甚谨，除割燕云十六州外，并允岁输帛三十万匹，天福三年（938）七月，甚且奉表称臣，尊契丹主为“父皇帝”，但契丹主止其称臣，令称“儿皇帝”。
由于此历编纂的时间，恰在自认承继李唐正统的后唐新灭且石敬瑭又臣事契丹之际，故笔者怀疑此本抄写之人很可能因耻于石氏的行径，而刻意以避“丙”字的方式，明白宣洩其心中的不满以及悬念故国（唐及后唐）之情。[70]但此举或仅属抄写者的个人行为，因沙州在五代时多与中原各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如天福四年十月，石敬瑭所遣赴于阗册封的使臣张匡邺等途经沙州时，曹议金子元深即曾郊迎，并问使者天子起居，稍早去世的议金亦受追赠为太师。[71]
清代周榘在其《廿二史讳略》中，以后晋时尝因靖祖孝安皇帝讳璟而兼避“景”字[72]，但天福七年时曾为避“敬”字（石敬瑭名中第一字）之嫌，而改复州竟陵为景陵，且，高祖时为贝州行军司马的唐景思，亦不曾因敬避而改名，显见至少在编纂此历之时，并不曾有须避“景”字之制[73]，亦即此本抄写者使用“景”字的动机应非具有另一层不耻石晋的涵意。
邓文宽认为此历中以“丙”作“景”，乃因“后唐以唐为正宗……敦煌不知中原改年号，仍奉后唐正朔”所致[74]，然而若此说为是，则颇难解释为何同光二年（斯2404）、同光四年（伯3247及散0673）以及长兴四年（斯276）等后唐时所编的敦煌本历日均未避“丙”字。况且，斯1931中有“天福三年四月二十三莲台寺僧……”句，因知天福四年历日编定之时（通常在前一年的十月左右），敦煌之人应知中原已改朝换代，并因此使用了后晋高祖的年号。
（二）斯3824v号，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历日
此历存六月一日（丁未日）至九日以及前一月的十八日至三十日。因历中记六月建辛未，知其年干应为甲或己。由于铺注的部分仅存头一日下所记的“天赦、岁”残句，故我们无法从其用语推判出此历的年代上限。但因现存的敦煌本具注历日中，未见有早过第八世纪末之物（详见后），故我们或可相当保险地假定此为唐建国（618）以后之历。本节稍后所论的各历，若有相似情形，亦均姑且以此为其年代上限。
因历中记“（六月）……三日己酉，土、平；四日庚戌，金、执（按：应为定）；五日辛亥，金、执；六日壬子，木、执；七日癸丑，木、破……”，故由建除十二神配日时逢各月节即重复的规矩，知是年六月壬子日为六月节。
仿前例的讨论，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二：
1.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己亥岁，五月小、戊寅朔，六月大、丁未朔。
2.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己卯岁，五月小、己卯朔，六月大、戊申朔。
藤枝晃因此历空白处的习字中有“乾夫三年”字样，故定此为乾符三年（876）残历，但乾符三年六月建乙未，显然下合。事实上，我们仅可据此推测此历应成于乾符三年之前，因此元和十四年似为唯一的可能。
施萍亭以及席泽宗与邓文宽二文均未曾善用节候系日的资料，施氏因此误定此为开宝二年（969）历日，席、邓二氏虽同以此历为元和十四年历日（未附详细推论过程），但在文末则称“原历提供条件太少，所定年代可信度较小，暂作如此断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伯2832号，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存四月二十六日丙午至二十九日己酉以及五月一日庚戌至二十一日庚午。因历中记五月建甲午且为七赤金月，故知其年干应为丙或辛，其年支应为寅、申、巳或亥。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五月丁巳日为夏至）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仅唐昭宗大顺二年（891）辛亥岁，是年唐历为四月小，庚辰朔，五月大、己酉朔。又，历中在五月壬子日上注为蜜日，经推算后发现大顺二年是日确为蜜日。
（四）伯4983号，唐昭宗大顺三年（829）历日
此历存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午以及十二月一日辛未至三十日庚子。[75]因历中记十二月建癸丑，知该年的年干应为丁或壬。此历避“雉”字，经查《简谱》公元712—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十二月庚辰日为小寒）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仅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壬子岁，是年唐历为十一月大、辛丑朔，十二月大、辛未朔。
伯希和所藏“观音像幡”铭文上有“唐大顺参年，岁次壬子，十二月甲申朔”字样，大顺三年即相当于景福元年，因当年十二月无甲申日，故藤枝晃认为此乃壬申之误写，若然，则与残历中所称的十二月辛未朔差一日。此一差异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攸关，因此历编纂之时，张淮深方以乱卒，在当时政权纷崩离析之际，治权或未能一统，以致有可能出现各历书间晦朔不一的特殊情形。
（五）伯2973号，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存四月二十二日庚辰至二十九日丁亥。五月一日戊子至三十日丁巳以及六月一日戊午至十八日乙亥，其中五月大、建壬午，六月小、建癸末。由月建可知其年干应为乙或庚。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五月甲辰日为夏至）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仅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庚申岁，是年唐历为四月小、戊午朔，五月大，丁亥朔，六月小、丁巳朔。
表七中整理出年代已知的各敦煌本具注历日的内容特征（如年神方位图、月九宫图、月建、蜜日、魁罡、阴阳大小会等），除原具年号的历日之外，其余各历的年代均为先前学者（参见绪言中之讨论）或本文所推定出的，其中仅第2及第25件的内容笔者尚未得见。下文希望能利用这些特征，以协助辨定先前因资料欠缺而无法断出年代的部分残历。为方便将来的查考起见，稍后定出年代的几件残历，亦一并胪列于此表中。
表七 敦煌本具注历日之内容特征
续表
前注“★”记号者，表示残历原具年号，若其年号非中朝所实际行用，则以中括号表之。表中注“-”记号者，表示资料残缺或辨识不易，或笔者根本未见该历。
（六）伯3900v号，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历日
我们将以此历详细说明如何为一资料严重欠缺的历日定年。伯3900v号残历现仅存四月十一日至六月六日，其中记四月小、戊申朔，闰四月小、丁丑朔，五月大、丙午朔，六月小，丙子朔。《敦煌宝藏》中所提供此卷之影本，聚焦模糊，反面文字亦透过纸背，经笔者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Paris）调阅原卷后，确定此本中无月九宫图，不记月建，亦未见注蜜日。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六月丙子日为大暑）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七：
1.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己丑岁，三月大、丁丑朔，闰三月小、丁未朔，四月大、丙子朔，五月小、丙午朔，六月大、乙亥朔。
2.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乙亥岁，四月大、乙酉朔，闰四月小、己卯朔，五月大、戊申朔，六月大、戊寅朔。
3.唐懿宗咸通七年（866）丙戌岁，三月小、丁丑朔，闰三月小、丙午朔，四月小、乙亥朔，五月大、甲辰朔，六月小、甲戌朔。
4.后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壬申岁，四月大、己酉朔，五月小、己卯朔，闰五月小、戊申朔，六月小、丁丑朔。
5.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癸未岁，四月大、乙巳朔，闰四月小、乙亥朔，五月大，甲辰朔，六月小、甲戌朔。
6.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己巳岁，四月小、戊申朔，五月大、丁丑朔，闰五月小、丁未朔，六月大、丙子朔。
7.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丙寅岁，四月小、丁未朔，五月大，丙子朔，闰五月小、丙午朔，六月小、乙亥朔。
下文将试析究“天道”运行规则随时代的演变，以帮助筛选。表八胪列出各敦煌本历日中所记各月天道运行的方位，我们可清楚发现公元922年以前各历，均以东、西、南、北四方表之。至于公元982年以后的历日，其上所载天道运行方位则均与乾符四年唐历、宝祐四年（1256）宋历或现存明清各历相合，亦即以正月及九月天道南行，四月及十二月西行，三月及七月北行，六月及十月东行，二月西南行，五月西北行，八月东北行，十一月东南行。而介于公元926年至956年之间的敦煌本历日，虽亦出现东南、西南及西北等方位，却与前述的定义屡有出入，且同一月份天道的所在亦未能保持一致。经查这段期间的历日均为翟奉达一人所作[76]，翟氏或有意将先前敦煌历家所用的简单的天道运行方位改复依中原历，但他显然未能确实掌握此中规则。
表八 敦煌本具注历日中所载各月天道运行之方位
续表
注“-”记号者，表示资料残缺或不易辨识。各历前之编号与表七同，表七中其它历日，则未见有关于天道的记载。
今之学者有将翟奉达誉为敦煌一代历学大家者[77]，但翟氏在初掌历事之时，对中国传统的历学知识似并不十分熟稔，如在其所作的同光二年历（斯2404）中，即将正月记作四绿土月，事实上，正月的月九宫图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四绿为中宫的情形。又，我国自汉《太初历》起，均习惯以无中气之月为上月的闰月[78]，但翟氏在同光四年历（伯3247）中[79]，却未遵循此一置闰传统，如该历正月仅见立春（正月节气）而无雨水（正月中气），但翟氏却未曾以之为闰月。
由于此一残历中记五月天道北行，而非中原历所常称的西北行，故由前述的讨论知其成书应不晚过公元926年，亦即前述各年中仅元和四年、大中九年、咸通七年、乾化二年以及同光元年较有可能。
又，若此历为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历日，则与伯3630中“大梁贞明九年岁次癸未五月乙巳朔”的纪日叙述不合，因贞明的年号只六年，贞明九年即相当于同光元年，而此历记五月为丙午朔与伯3630中所用相差一日，因此同光元年应亦可自候选名单中剔除。
另外，在现存介于公元888及933年间的十五件历日中，除天成三年（928）历笔者未见之外，余均未记阴阳大、小会的资料（表七）。反之，公元864年以前的敦煌本具注历日中，则尚未见有未记者，且几乎每日下均注阴阳大、小会，此应为因袭未陷蕃之前唐历的传统。[80]至于公元939年以后的历日，则复在各日下普遍加注阴阳大、小会，唯有在斯95v（公元956年历日）及斯6886v（公元981年历日）两本中，此等内容为断续出现，此或因二历均采上、下两栏并书，以致无足够空间兼记之故。由于此历在各日下多注阴阳大、小会，故据此一编历的习惯与特征筛选，仅余元和四年、大中九年以及咸通七年较有可能。[81](www.xing528.com)
又，从表七中，我们亦可发现干支纪月的记述初见于公元808年及819年两历，稍后各历则未记此一资料，自858年以后各历则除《淳化四年癸巳岁具注历日》因形式特别简略而未记外，余均固定记载此一内容。干支纪月之法不见于显庆三年及仪凤四年两唐历，亦不见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及十二年两历，各汉简残历中似亦未见，相传此乃源自唐代的命理大家李虚中（762—813）[82]。敦煌陷蕃之初，或袭用了此一当时方始流行的纪月法，但经与中原隔绝三十余年后，则被废弃，很可能在张议潮于大中三年（849）至五年间三度遣使入朝后未久[83]，始自中原再度引入此一以干支纪月的用法。由于伯3900v中各月均未记所建的干支，故咸通七年似可自候选名单中排除。
施萍亭以此为元和四年（809）己丑岁历日，但其文中颇多可议之处，今分述如下：一、施氏不知在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朔日干支及置闰月份均相近的中原历有七年，而径以元和四年为唯一的解。二、她误断斯6515中“丑年闰四月五月廿四日写了”句，只能是元和四年事（此句的“四月”及“五月”中有一为衍字）[84]，事实上，太和七年（833）癸丑岁（此属吐蕃期，唐历闰七月）及景福二年（893）癸丑岁（此属归义军前期，唐历闰五月）两年唐历的置闰月份均与此在合理范围内。三、她以北图周字53号中“维岁次己丑正月己卯朔”句，乃指元和四年事，并称因正月为己卯朔，而残历中记四月戊申朔，故“二月只能是己酉朔，三月是戊寅朔……与残历的吻合真是天衣无缝”，但事实上，元和四年正月虽为己卯朔，却并不保证四月必为戊申朔，如亦可能出现“二月小、戊申朔，三月大、丁丑朔，四月大、丁未朔”或“二月小、己酉朔，三月小、戊寅朔，四月大、丁未朔”等情形，亦即其与残历的朔日干支并不一定吻合。
斯1472末尾题有“乙亥岁前四月四日，为亡阿姨师写此经……”字样，藤枝晃称其中“前四月”一辞为敦煌陷蕃时期的惯用语，代表该年有两个四月，此处所指即闰四月之前的四月，他并从抄写者的书法风格推断题记的时间应为大中九年乙亥岁。虽然我们尚无法排除伯3900v为元和四年残历日的可能，但因历中以闰月为四月，恰与斯1472题记所称若合符契，故笔者姑且将此历暂定为唐宣宗大中九年历日。
（七）伯2583号，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历日
此历存二月二十八日乙未至二十九日丙申、三月一日丁酉至三十日丙寅、以及四月一日丁卯。因历中记三月己酉日为谷雨，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五：
1.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甲辰岁，三月大、戊戌朔，四月小、戊辰朔。
2.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辛丑岁，三月大、丁酉朔，四月小、丁卯朔。
3.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戊戌岁，三月小、丁酉朔，四月大、丙寅朔。
4.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乙未岁，三月大、己亥朔，四月小、己巳朔。
5.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辛巳岁，三月大、戊戌朔，四月小、戊辰朔。
由于公元888年以后各历，通常在日下均注罡、魁，而此历未记，故应成于公元888年之前。又，此历未记月建，由表七知其最可能为公元820—857年间所编制，长庆元年即为前述各年中唯一在此年限者。席泽宗与邓文宽文中虽亦以此为长庆元年历日，但并未十分确定。
（八）散0230号，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历日
李盛铎所编《李氏鉴藏燉煌写本目录》中称散0230题为“戊寅年历日”，此卷笔者未见，传后为日人中村不折所藏。王重民曾提及此历，但因无原卷可资参考，故仅曰：“按梁贞明四年（918）为戊寅，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亦为戊寅”，未试图考定其年代。
吐蕃统治敦煌期间，不使用年号，仅以干支纪年[85]，此故伯2797v及伯2765上即分别题作“己酉年历日”及“甲寅年历日”。张议潮逐蕃之后，敦煌官方除在西汉金山国时期亦仅以干支纪年外，余均使用中土年号。由于此历题为“戊寅年历日”，故我们或可推判此历是在吐蕃期或西汉金山国期所编，而其间唯一的戊寅年即公元798年，相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若此一推论成立，则散0230或为现存敦煌具注历日中年代最早者。
（九）伯3284v号，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历日
此历存正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正月大、建丙寅、戌子朔，二月小、戊午朔，三月大、丁亥朔，四月小，丁巳朔，五月的朔日为丙戌，但其月尽大小则无法辨别。由所记月建可知该年年干应为甲或己。因此历记二月节为惊蛰，故应成于开元之后，经查《简谱》公元713—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正月壬辰日为雨水）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三：
1.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丙辰岁，正月小、庚寅朔，二月小、己未朔，三月大、戊子朔，四月小、戊午朔，五月大、丁亥朔。
2.唐懿宗咸通五年（864）甲申岁，正月大、戊子朔，二月小、戊午朔，三月大、丁亥朔，四月小、丁巳朔，五月大、丙戌朔。
3.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岁，正月小、庚寅朔，二月小、己未朔，三月大、戊子朔，四月小、戊午朔，五月大、丁亥朔。
此历自正月辛卯日起，每隔六日上注一“蜜”字，但经推算后发现大历十一年、咸通五年及天圣二年是日却为蜜日的前一日、后一日以及前两日，故此历中所注蜜日似均错排。[86]
查是历中记二月天道西行，五月北行，此与后唐以后各历所记二月西南行或五月西北行的习惯不一，故天圣二年应可自候选名单中剔除。又，此历未注阴阳大、小会，依前例所论，知与吐蕃期敦煌本历日的特征不合，故咸通五年应最可能。
施萍亭亦曾论及此历，并同以此为咸通五年历日，但其推论则欠完备，如其以甲、己年中只有咸通五年的朔日干支与残历相合，即与实际情形有差。又，因此历现存五个月的朔日干支与咸通五年唐历完全相同。故施氏怀疑这一年敦煌使用的是中原历，此一推论亦有待商榷，因敦煌历连续五个月的朔日干支均与中原历相同的情形，亦曾出现于伯2765、散0675、伯3248v、斯681v等历，但除伯3248v外，其余三历其它月份的朔日干支并不与中原历全同。[87]
（十）伯3434v，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在卷子的最上端存有“一日甲子，金、开；二日乙丑，金、闭……十二日乙亥，火、收”等十二行残句，其中建除各神名未见重复，而干支、纳音五行、建除的排序或系日则均完全按照规矩，至于其它的部分，则几已全缺。原历书显然被拿来做为历生习字的用纸，如在前述的十二行残句之下，即抄有彼此间并不相干的另十一行纪日，其中的两行，下尚附铺注的内容，称“天恩、母仓，修造吉” 及“天恩，嫁娶、葬、修造、治病吉”。由于这些练习的字迹及其内容均摹自原历本，故我们或可推知原本的历注亦未记阴阳大、小会。据此特征，原历的编纂时间应最可能介于公元865—938年之间。又，此本空白处出现三次记有大顺四年（893）年号的习字，原历的年代下限因此可设定为公元893年。
虽然残历上未记月份，但由“三日丙寅，火、建”句，知建日为寅日，故此日必位于正月节之后，亦即此十二行纪日应属正月或二月。经查《简谱》公元865—893年间，与残历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唐历有四：
1.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戊子岁，正月小、丙申朔，二月大、乙丑朔。
2.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癸巳岁，正月大、丙寅朔，二月小、丙申朔。
3.唐僖宗中和四年（884）甲辰岁，正月小、癸亥朔，二月大、壬辰朔。
4.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己酉岁，正月大、癸巳朔，二月小、癸亥朔。
若此历残存的部分均属二月，则仅咸通九年及龙纪元年有可能，此两年的二月丙寅日分别对应于格历的3月3日及3月13日。若此为咸通九年历日，则二月节（格历的3月7或8日）应在丙寅日之后四、五日，但残历中并未见建除十二神名在该日附近有重复的情形。此历亦不可能为龙纪元年历日，否则丙寅日将位于二月节之后，此与二月节以后的建日应系于卯日的规矩相悖。
若此残历属正月，则可能为中和四年或咸通十四年，此二年的正月丙寅日分别对应于格历的2月8日以及2月5日。如果此历中各节候的系日均相当准确，则中和四年的可能性应较咸通十四年为高，因后者的正月节（应发生在格历的2月4或5日）将系于丙寅日或其前一日，但残历中并未见此二日有重复出现的建除神名。依此讨论，笔者姑且将此历暂定为中和四年残历日。
（十一）伯5024号，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全卷尚存残片五，其中仅c和e与历日较相关。残片c中记连续四日干支，分别为“十四日癸酉”“十五日甲戌”“十六日乙亥”及“十七日丙子”四行，月份未详。残片e则存“水执大寒十”及“水破解”两行。施萍亭误将其中的“破”字读作“收”，并称此历“没有任何意义，更无法推算”。但若熟悉历日的编纂法则，仍有可能确定此一残历的年代。
残片e为连续两日的纳音五行、建除及节候之注，因大寒为十二月中气，故“水、执，大寒十”下应缺“二月中”等字。由于此两日的纳音五行均属水，故知其可能的干支共有下列六组可能；（丙子、丁丑），（甲寅、乙卯），（壬辰、癸巳），（丙午、丁未），（甲申、乙酉），（壬戌、癸亥）。再由建除十二神与地支的对应关系，可推知其中仅（丙午、丁未）一解可能，因其它各组均无法令此月（十二月）在大寒前后的建日系于丑日（十二月建五）。又，经参照其它敦煌本历日后，知第二句中的“解”字原应为“解镇吉”“解厌吉”或“解除吉”其中之一。故此两残句可复原为“【□□日丙午】，水、执，大寒【十二月中……】”以及“【□□日丁未】，水、破，解【□吉】”。
残片e的历式与伯3274及散0673中所载同光四年（926）历日十分相似，节候均紧接在建除之下以小字表之，各日下有关行事宜忌的历注则在建除下空一字后以大字记之。由于此历的铺注中未见阴阳大、小会的叙述（否则应见于“解【□吉】”之前），故我们由先前的讨论可推判其编制年代最可能在公元865—938年之间。经查《简谱》中满足某月十四日的干支在癸酉前后两日，且十二月（或前后各一月）丙午日亦与格历的1月20或21日（大寒所在）相差不逾两日者，仅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甲寅岁。
（十二）散1721及伯3248v号，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历日
罗振玉原定其所藏散1721残历的年代为淳化元年（990），董作宾则以为应改定成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88]，此说若成立，则敦煌所出具年号的写本的下限将因此后推五十余年，势将影响及对藏经室封闭年代的考定，故笔者在此试作一较详细的推证。
此本存一至四月，正月小、戊寅朔，二月小、丁未朔，三月大、丙子朔，四月小、丙午朔。因正月建壬寅，故应属丁或壬年。由于董氏疑此为西夏于公元1035年陷沙州之后所作，为求涵盖各种可能，我们姑且将此历的年限大幅放宽至公元618—1200年之间，经查《简谱》中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正月壬寅日为二月节）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三：
1.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癸亥岁，正月大、戊寅朔，二月大、戊申朔，三月小、戊寅朔，四月大、丁未朔。
2.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丁巳岁，正月小、丁丑朔，二月大、丙午朔，三月大、丙子朔，四月小、丙午朔。
3.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丁酉岁，正月小、戊寅朔，二月大、丁未朔，三月大、丁丑朔，四月小、丁未朔。
查此历记二月天道西行，与后唐以后各历中所记西南行的方位不一，故嘉祐二年应可自候选名单中剔除。又，此历未注阴阳大、小会的资料，故似亦非建中四年历日。
综前所论，散1721应最可能为乾宁四年历日，此与伯3248v恰属同一年。[89]伯3248v为双栏书写，存六个月的部分，其中七、八月仅存约前十日，五、六月全，但最前面的两月则缺前五日。此两本重复共四十九日，经比较后发现各日的支干、建除等均相同，但铺注的内容则有差，如两者所注之魁、罡几乎完全相反。
在敦煌各历日中，除少数抄写讹误外[90]，先前所述在平日或收日铺注魁、罡的规则多获尊循，但散1721残历中却将三月各魁、罡均注错，而伯3248v残历亦错注四月所有的魁、罡。又，四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均为平日，但散1721历中，却将五月节错置于二十七日下（应系于二十八日）。这些事例均显见当时敦煌地方的历日似无一标准，且两本的作者对中国传统铺注的规则，均非十分熟稔。
（十三）木刻009号前页纸背残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乃抄写于木刻009号纸背，残缺相当严重，其中以下方一长条上的文字较易辨别，前有“大，七月小”及“十二月大”两行残句，记该年各月的大小，在空数行后，则分别书有“二十六夏至”“天道西北，日”“月煞戌，月”“天道东”“月厌辰”“月空丙”“合德乙，月”“月空甲，日”等残句，经查《钦定协纪辨方书》中有关天道、月煞、月厌、月空、合德（即月德合）的系月规则后，发现前述各神杀的方位恰分别对应于五、六、七、八连续四月。此历中未见各日下之铺注，其内容及格式安排均明显与已知的其它各敦煌本历日不同。
由于此历中有“天道西北”句，因知其编写年代或不早于公元926年，且由“二十六夏至”句，可知该年夏至为五月二十六日，但因公元926—1035年之间，满足夏至在五月二十六日前后两日之内者甚多，故我们仍无法借此推定出其年代。
（十四）斯5919号残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敦煌宝藏》中题此为“占卜气运书”，但实应为一残历日，今仅存下段的一部分，其中各日以人神所在的叙述最为完整，共十六行，分别记“人神在胃腕”至“人神在膝胫”，经查人神与日序间的对应关系，知其相当于某月的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人神之下则隐约可见注有日游神的位置。至于用事宜忌的内容，则仅二十六日“人神在胸”条上所记的“……入学、出行吉”一句尚可辨识，而根据选择铺注的习惯，符合入学与出行皆吉者仅建除十二神中的开日。[91]由于我们只知此一残历某月的二十六日为开日，故仍无法从而确定其年代。
（十五）伯3054v号残历日
此历未见先前学者论及，《敦煌宝藏》中题此为“残星占日历”，共两部分，但由其笔迹判断，似分属两不同的历日。残片一存历首序文的后半部，然因正月朔日的干支及月建等内容均已残缺，仅可由其年神方位图（起八白土），推知该年年支应为寅、申、巳或亥。观此序文的内容及格式，似应属宋初之历。
残片二仅存数日的历注，经勉强辨读如下：
【二十三日丁未、水、执】，岁位，□□
【二十四日戊申、土、破】，岁位，解除
二十五日己酉、【土】、危，岁位，解除、裁衣【吉】
二十六日庚戌、【金】、成，□，岁位、天恩、拜官、市易【吉】
二十七日辛亥、【金】、收，鱼上冰，岁位、天恩，治病【吉】
二十八日壬子、【木】、开，大岁前、天恩、母仓，□□□
虽然残片二上未记月份，但因二十七日下所注“鱼上冰”为正月节立春的末候名，故知正月中雨水应系于下一月，亦即其上各日均可确定属十二月，而立春日可回推得十二月十七日辛丑，朔日为乙酉，至于立春之后的第一个建日亦可推知为十八日壬寅，此与建除十二神系日的规矩完全符合。经查《简谱》公元618—1035年间，与残历的月朔干支及节候系日（十二月辛亥日为鱼上冰）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中原历有六：
1.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丙辰岁，十二月甲申朔。
2.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壬寅岁，十二月丁亥朔。
3.唐文宗太和七年（833）癸丑岁，十二月癸未朔。
4.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己亥岁，十二月丙戌朔。
5.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丙申岁，十二月乙酉朔。
6.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33）癸巳岁，十二月甲申朔。
此残片各日下均记阴阳大、小会，但在此例中对筛选却无帮助。由于伯2765乃公元834年历日，而其中记正月为壬子朔，但此一残片则以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壬子，故太和七年显然不合。又，此历在二十六日所记建除之下有一字甚不易辨识，似为“蜜”字，若确然如此，则上述各年中仅大历十一年及长庆二年符合，笔者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曾调得伯3054号原卷，但其中并未见此二残片。
（十六）其他敦煌本具注历日
除了前述所论及的或整理出的大约四十件敦煌本历日外，文献中尚可见孟01542、孟01543、孟01544、散0229以及斯坦因所收《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等残历之目[92]，这些历日先前学者均不曾详细论及，笔者亦未得见，相信其中或有相当部分能依前述方法推定出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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