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新时代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及其相关实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2018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断巩固，并稳步迈向普及化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书写高等教育的“奋进之笔”，推动高等教育迈向新征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同利益主体和立场的人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内涵的理解可谓仁智各见。1962年，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最早系统讨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及其理论。^[1]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逐渐被各国认同和接受，其概念本身也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不尽相同，彰显了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萌芽于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及少数阶层的特权备受人们质疑，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大众教育不断发展。夸美纽斯（J.A.Comenius）提出的班级授课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教育现代化的同时，也为大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教学组织形式上的基础。彼时的大众教育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现代化进程，但其发展受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发展实质上是为工业发展服务的，而高等教育依然是所谓“绅士”“哲人”等特权阶级所建筑的象牙塔围墙，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关上大门，成为象牙塔围墙内自己的主人”^[2]，高等教育与大众教育依然天各一方，成为识别、筛选社会精英的权威手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809年创办了柏林大学，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改革，将科学研究与教学同样作为大学的职能，不仅开启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现代化，基本奠定了现代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三大基本职能，同时也激活了大学的发展活力，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动力基础。

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是萌生于上述大众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早期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内涵上有较大的区别。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提出初期是与精英教育相对应的。在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中，主要是通过量化的标准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采纳的“三个阶段”的毛入学率对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进行划分的：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为15%以下则为精英教育阶段，入学率为15%～50%则为大众教育阶段，50%以上者则为普及高等教育阶段。^[3]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讨论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对立，而维系两者联系的主线却是发展的“规模”。因而我们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从产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内涵与概念不断演变，但其本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的理论及其实践问题。^[4](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已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虽然高等教育规模在“量”上不断发展，但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并不会随着规模大众化而降低对“质”的需求，反而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也越来越集中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优质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5]。高等教育大国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强国，规模不断拓展的同时，教育质量的提升必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自我国高等学校扩招以来，尽管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同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社会上甚至出现关于教育“大众化等于平庸化”的担忧。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伴随而来的是教学资源的紧缺，尤其是师资的匮乏；部分院校在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出现办学理念的偏差，特别是一些民办学校，片面追求办学经济效益，将扩大招生作为获取更多办学经费的重要途径。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迫使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教育部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保证高等教育质量，遏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趋势。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规模拓展与质量提升的相互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社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为着力提升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质量，传统的以知识传输为主、“教师讲—学生听”的大学教学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学生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迫切要求大学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模式，以适应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