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顾氏研究方法的影响

在分析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顾颉刚眼中的王国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927年6月3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噩耗传来，顾颉刚十分悲痛，不久即写出《悼王静安先生》一文。文中，他除了比较康有为和王国维二人为学态度方面的“勇”与“怯”，顾颉刚更注意的实际上是二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那就是后者的“细针密缕”和前者的“大刀阔斧”。顾颉刚之所以对王国维的“细针密缕”心向往之，实际上是着眼于古史的建设方面。破坏的阶段自然应该“大刀阔斧”，但建设的阶段则必须“细针密缕”。在顾颉刚的眼中，王国维并不仅仅是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同时也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可算是他的“同志”。他说：

我们单看静安先生的形状，他确实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他却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如果他能再活上二三十年，给他继续拆穿的神秘一定很不少，中国古史的真相就暴露得更多，而思想革命也就易于成功了。因为这样，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不幸崔康们破坏伪古史已颇有些规模，而他的建设真古史则尚没有大成功。……这是因建设比破坏为难，有如造屋与拆墙之比。^[29]

上引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顾颉刚认为王国维同时具备了旧思想的代表者和旧思想的破坏者两种身份，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而这种看似矛盾的特征在新旧交替、交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的很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断非个别现象。王汎森在其《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中曾谓：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它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 S．K．Fu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2002），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于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蓝图”（blueprint），这种困境反映在许多青年人迷惘、自杀的事例上。^[30]

可以说，这种“两难”之境在王国维身上体现得更为集中。何以言之？由年谱可知，他是较早接触西学并积极将西方的哲学、美学和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这实有开风气的贡献；但他又曾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认为自己既受清帝知遇之恩，因而感恩戴德，没齿不忘。他虽然在旧派阵营里算是新派人物，比如，他敢于使用新出土的甲骨文的材料订正传世文献的缺漏，这在研究方法上已远较古文家（如章太炎等）的很多人为先进。但因为其为传统文化所化极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故在新旧交替之际格外显得无所适从。往深里说，在王国维身上，体现的是“知”与“行”的断裂。这种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知行不一现象早在明代就已经大量出现了，所以明人才大声疾呼要“知行合一”，但“知行合一”要真正实现其实并不容易。明清之际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辈大抵近之，但清代康乾以后，文网日密，知识阶层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讨生活，而不敢在于思想上有所论列。^[31]吴派大师惠栋曾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正体现了这种“知”与“行”的断裂。王国维的尴尬在于，一方面他内心的忠君思想牢不可破；另一方面，他深知新时代新纪元已经到来，虽然他本人对这些新生事物不见得欢迎，但却无法阻止。如顾颉刚所见，从“形状”（外表）上看，王国维活脱脱是一个遗老的样貌。旁人很容易就会加之以旧思想代表的身份。但“细察他的实在”，即考察他所做学术研究的实际，顾颉刚认为他是“旧思想的破坏者”。实则不管是旧思想的代表也好，旧思想的破坏者也罢，都是顾颉刚作为旁观者加诸王国维身上的。一方面不见得人人都作如是观，顾颉刚作如是观的原因在于他本人是“旧思想的破坏者”，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话，顾颉刚是以“破坏者之眼”观人，故人人皆着破坏者之色彩。另一方面，如果起王国维于地下而问之，其本人也不见得同意顾颉刚的认知。

另外，所谓“旧思想”，乃是相对于民国以来的“新思想”而言的；思想原无“新”“旧”，有“新”所以有“旧”。当大家都对“新思想”趋之若鹜的时候，一二固守原来思想的人，既没能“与时俱进”，还在原地踏步，相形之下就成了“旧思想”的代表了。

至于说“旧思想的破坏者”这一身份，我相信王国维是更加不会认同的。王国维曾明言学问“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32]。既然学无古今，又何来新旧？在王国维的眼中，学问的宗旨只是为了求是。其用新出土的材料（如所谓四大发现）订正传世文献之罅漏，实际上不过是奉行了“实事求是”（见《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古训而已，并无要与旧思想立异的目的在。虽然在客观上，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于伪古史的揭露和真古史的重建有益，但这本来就应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而非刻意为之。

（二）顾颉刚认识到建设要比破坏难得多。这个认识是很清醒的，也为之后古史辨运动的转向埋下了伏笔。^[33]

如同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言：

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34]

但顾颉刚也深深感觉到自己在考古学方面训练的缺乏，他说：

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的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3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合理、考古学素养缺乏的清醒认识，顾颉刚从1922年开始就注意搜集和阅读王国维和其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从今存《顾颉刚日记》中可知，顾颉刚几乎终其一生都在阅读王国维的著述，曹书杰和杨栋《疑古与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一文就《日记》进行了搜集，既颇省我辈翻检之劳，兹就笔者所见及其文中所列抄录如下：

在车看《宋元戏曲史》三十页。（1921年4月25日）

早理物讫，待送客许升不至，阅《宋元戏曲史》三四十页。……在车上把《宋元戏曲史》看毕。（1921年4月27日）^[36]

重点《殷周制度论》及《先公先王考》毕。（1922年10月29日）

读静安先生《鬼方猃狁考》。（1923年8月19日）

看《观堂集林》。（1924年2月26日）

看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静安文集》一册，久欲得之，希白为购一册，快甚。（1924年6月9日）

点《古史新证》。（1926年11月24—26日）

点《殷周制度论》。（1928年5月9—10日）

点王静安先生《东山杂记》抄本。（1930年10月31日）(www.xing528.com)

翻看《王静安先生遗书》。（1948年8月20日）

看《静安文集》。失眠。（1948年10月20日）

看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1949年10月4日）

抄王静安先生《魏石经考》三篇。（1949年11月3日）

点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十二页。（1949年11月13日）

看王国维《释史》。（1949年11月17日）

点《观堂集林》竟一卷。（1951年4月3日）

点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1952年2月21日）

点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1952年4月1日）

抄王国维《说亳》。（1953年3月6日）

在家抄王国维《说耿》《说殷》《秦都邑考》。（1953年4月22日）

抄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1953年5月2日）

点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讫。（1953年6月22日）

看王国维《唐宋大曲考》。（1958年3月22日）

看王国维《东山杂记》。（1958年5月13、21日）

点王国维《洛诰解》。（1965年2月6日）

看王国维写本《切韵》。（1965年6月8日）

点王国维《五声论》。（1965年6月15日）

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1965年9月22日）

翻王国维《宋清金文著录表》。（1966年8月6日）

翻《王静安先生遗书》。（1967年5月9日）

看王国维《癸甲集》。（1975年7月4日）

曹、杨二人认为从上引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顾颉刚将王国维“引为学术上的导师”“学术上的领路人”的话绝非虚言，的然。其实顾颉刚不唯广泛阅读王国维的著述，还屡次在自己的论文中引述王国维的观点。就像许冠三所言，“远在三十年代中，他已在尽量利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去世前一年才发表的《盘庚三篇校释译论》既重视版本校勘，又引用契文与金石文为证，特具王国维风格”^[37]。事实上，从顾颉刚在1923年所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考证“禹”的问题时，就引用了王国维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关于《商颂》的成书年代为西周中叶的结论。直到他1959年初进行《尚书今译》工作的时候，亦尝参考王国维的相关研究成果。^[38]在这年的1月3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开列了一个书单，说“翻译《尚书》，必须为下列诸学”，其中的第四条就是“甲文学”，并注明“罗振玉、王国维诸家书，有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商史编》可用，胡厚宣可询”。第七条为“名物学”，注明“李锐《召诰日名考》、王国维《周书顾命礼征》《生霸死霸考》”^[39]。常言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如许冠三所言，顾颉刚的《尚书》研究实际上远远超过了王国维：“（顾颉刚）最后二十年的工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译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40]总之，顾颉刚晚年的学术成就恰恰体现了王国维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具体结论方面的，也有治学理路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