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市革命老区经济建设成果

从1939年5月日军侵入潜江到新四军开辟襄南根据地，潜江遭到日寇的蹂躏已近4年时间，日军频繁的军事“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人烟稀少，有的几成废墟，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物资匮乏，供应不足，成为摆在根据地军民面前的严重问题。只有积极组织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保障敌后军民的基本生活，支持抗日斗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鄂豫边区颁布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实行抗战的经济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实行粮食统制”“统一财政税收，建立以实物为标准的收支制度”“实行合理负担”“实行减租减息”，以及调整金融、维护法币、发行边币等为核心内容，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1943年新四军开辟襄南后，县委组织民运工作队到基本区进行减租减息。1944年，潜江在贯彻“以巩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时，把减租减息作为秋收的一项中心工作。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使农民得到了一些经济实惠，调动了他们生产与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了地主按政策收租收息的利益，促使他们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

实行合理负担。为了筹措抗日经费，保障军政人员供给，并尽力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按照“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向农村摊派款项，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户承担了较多的税费，而长期处于沉重负担之下的中农和贫农则有所减轻。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只有田赋公粮是农民唯一的赋税，如有的农户夏征时有困难，经批准后可以到秋征时一次交清。对特殊困难户，或因灾减产者，凭乡政府证明可酌情减征或免征。如遇特大灾害，则凭政府文件减免。1944年荆潜县有耕地20万亩左右，平均每亩征收量约合2元边币，合计征收达40万元。农民赋税负担大大减轻，既满足了抗战的经费需要，又照顾了各方面的负担能力，有利抗战，有利发展生产。

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动员和领导一切在职人员参加了生产活动，他们开荒种地，办小型农场，兼搞副业、商业，改善生活。荆潜县党政机关和部队开荒种田，达到30%的自给。

积极发展商业贸易。襄河地区和襄南中心县党政军机关设在熊口附近，专署和军分区组织熊口开明绅商吴克家、徐培明创办了红星商店，是襄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国营商店，除批零经售食盐、食糖、布匹和其他日用工业品外，还开办了简桓榨房和粮食交易所，解决群众卖粮和吃油的困难。红星商店发挥了公营商业的领导作用，把各集镇商会、商人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为抗日战争服务。熊口镇商品云集，商店林立，市场繁荣，成了襄南根据地的贸易中心，仅熊口镇的坐商税收，每月大约在5000元。1943年夏，襄南政务委员会开明绅商徐中和、田绍林、王仁政等在老新口创办了一个公办民助的生计合作社。生计合作社以收购粮棉批发食盐为主，附带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并由几家山货行代销日用杂品。所购粮食用作军粮，棉花则销往外地，再买回食盐。棉花旺季时日购万斤，造成敌方棉花危机，迫使敌伪主动用食盐来换取，新沟日伪商人一次就运来食盐1.7万余斤。棉花成批输出，食盐不断购进，合作社将食盐源源不断地批给商户和交山货行代销，以致食盐充足，盐价下跌，1斤棉花可换6斤盐，群众感恩不已。生计合作社还积极动员逃避到外地的商户老板回家开业，老新口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1945年春，襄南专署在熊口孙桥兴办的襄南供销合作社，有员工32人，经营品种300多个，资金主要来源于专署财政科，约5万银圆。为了联合各集镇的工商业者，根据地政府还在熊口、老新、浩口、周家矶、阳马场等地建立了工商联合会。商业贸易的繁荣，对改善边区的财政状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www.xing528.com)

兴办工业。各级民主政府采取提供资金、原料、统购包销、引进技术设备等措施，恢复发展了一批私营手工作坊和个体土纺土织，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鑵头（即犁铧头）厂、农具厂、桐油厂，为军需民用服务的织布、被服、制鞋、制袜、毛巾、榨油等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小型兵工厂和印钞、印刷厂，为新四军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出色完成了印钞、印报等任务。兵器工业主要有龙湾的三湖修械所，1943年3月创办，除供应十五旅主力部队武器弹药外，还供养兄弟旅和襄南各县地方武装武器弹药。1944年还建造10多座红炉，由各区农救会收集废铁，打制了大批镰刀、锄、耙，为农民提供农具。1943年夏，襄南指挥部后勤科在徐李附近的太仓湖边的关湖台创建了被服厂，由当地裁缝自带缝纫机60余台，全厂职工100余人，主要生产单棉军衣、军帽、子弹袋、绑腿、枪包等。棉衣每月生产最高到5400套，单衣最多到6000套，为襄南部队和党政干部提供被服供给。1943年9月，《襄河报》印刷厂（鄂豫边区第二印刷厂）随地委迁到浩口附近的新河岭，承印《襄河报》、军用地图和书刊、小册子等宣传品。1943年3月，鄂豫边区建设银行第一印钞厂，迁移到浩口附近一个四面临水的村子黄家台，其任务是印刷5元、10元两种边币，1945年还印刷过襄河贸易管理分总局流通券。印钞厂在潜江长达3年的时间内，曾经转移廖家湾、万家岭、王家台、范家滩等处的村台，始终没有暴露过目标，没有遭受过任何损失。1945年2月，得知一队日军要经过万家岭附近，当地群众很快划来十多只小船，把厂里的人员、器材分散隐蔽到返湾湖中。

做好积极的财政税收工作。统制对外贸易管理关税的专门机构，边区叫贸易管理总局，在襄河地区设有2个分局，由于襄南是边区关税收入的重点，边区贸易管理总局同襄南贸易管理分总局合署办公，两级机构一套人马，不过二三十人，机关驻扎在熊口附近。襄南分总局下设4个分局，潜江为分局之一。分局以下设所，所以下设卡。固定卡设在根据地范围内，游击卡设在对敌前沿地带。如潜江境内的刘市所，下辖刘市实验所，许家场、刁家庙、左家场、谢家场、汪家场、西口、拖市等固定卡，新沟嘴对岸的北口、潜江城东门外的碾子街、西门外的袁家桥、东荆河边的梅家嘴、老杨家场等地的游击卡。边区关税收入中，襄南提供的约占五分之四。边区有一个提款营，下属三个加强连，来襄南提款每隔六七天一趟，每次押送一二十挑，每挑约合银圆二三千块，每趟有二三万银圆。财税工作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恪尽职守，无私奉献，有许多同志为完成任务献出了生命。税卡人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征收过境税，如税卡战士孙传武就是在上船征税时遇到土匪被沉尸河底，数日后才被村民发现。熊口税卡卡长彭家治在赵台被敌人追逼时投东荆河牺牲，打捞尸体时，发现税票和税款还紧紧绑在身上，他用生命保卫了税票和税款。各县征收的地方税一般能保障全县党政军人员的支出，并且还有结余上缴。1944年荆潜地方税收入约15万元，除供给全县约1000人的支出外，还向专署上缴财政结余款约2万元。边区对县以下一般无下拨经费。县级财政不仅需要解决经费自给，而且要按时完成上缴任务。1944年荆潜县上缴田赋收入40万元，可供3000人以上的支出，地方税收可以供给本县1000人支出，还有结余款上缴，是襄南财政状况较好的县之一。

金融战线的斗争。根据地初创时期流通的货币种类较多，有国统区的法币，有敌占区的军票和储币，还有杂币和银圆、铜圆、私钞。日军以军票抢购物资，实行经济掠夺，并禁止法币流通，致使法币大幅度贬值涌向边区，给边区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混乱，群众手持的法币如同废纸，买不到东西，叫苦连天。襄河、襄南地委、专署运用金融手段同敌人进行货币斗争，为稳定根据地金融，做了多方面的努力。1943年初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在潜江肖家嘴建立襄南分行，行长安光荫。总行对分行只把政策关和控制货币发行，给予分行相当大的自主权，使分行在投放货币、发放贷款、组织农副业生产、扩大流通和开展对敌占区的经济斗争等方面能够放开手脚地干，因而金融工作搞得比较活跃。主要是发行边币。边区建设银行在潜江设有印钞厂，发行的边币面值有伍角、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等6种。两年间约发行5000万元。为稳定边币市场，分行努力使货币发行量同商品流通的需要相适应，并在促进生产和扩大流通的基础上，掌握一批物资，增值资金，边币在襄南地区信用较好，国民党地区的商人只好用黄金和金银首饰来解放区购买货物，解放区从过境税和向国民党地区抛售物资的过程中也赚到不少黄金白银，上缴给边区政府。成功发行边币是襄南地区党组织的抗日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1944年及以后，襄南贸易管理分总局通过加强贸易管理和建立货币兑换制度，同敌伪进行了一次货币斗争，驱逐了伪币，稳定了边币，换取了黄金、白银、法币等，缓解了边区领导机关和边区地方主力部队的财政困难。边区还在潜江发行建国公债。推销公债的主要对象包括边区、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富商以及地主、富农。边区计划共发行建国公债5亿元，分给襄南5000万元。1945年3月6日，襄南行政专署召开行政扩大会议，主要任务是推销建国公债。襄南各地代表认购公债32425万元，相当于边区分配的5000万元任务的6倍多，天潜沔代表认购1500万元。熊口商人认购249万元，超额完成49万元。到1945年夏，襄南实际推销1.7亿元，为缓和边区财政困难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襄南党政军机构全部撤离，群众手中的债券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全国解放后，凡持有建国公债债券者，都由人民银行据实兑现。

水利建设。潜江地势低洼，抗战以来堤垸失修，水旱频仍，十年九灾，1933年到1942年10年间襄河、东荆河年年溃口，其中1934年到1938年5年淹10水。如不解决水利问题，农业生产就得不到发展，遇到洪涝或旱灾，则经济势必受制约而发生困难，这对于稳定根据地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关系极大。因此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积极领导群众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大大减少了水旱灾害的威胁，增加了粮食生产。《解放日报》1945年1月10日报道，1944年单襄南三县即修筑堤坝727个，疏通河道50里，共做工337400个，能浇31万亩，又做溃口工531496个，通过大规模兴修水利，致使1944年丰收，为15年所未有。1944年12月底，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吴世安组织1500余名指战员到潜江参加水利建设，吴世安身体力行，和指战员们一道挖土挑土，奋战五天五夜，挖了一条上起吴家洲，下至金家板剅，长2500米，宽3米，深1米的排水渠，完成土方37000余立方米，解除了驻地民众的渍水之困。为了铭记新四军这一功绩，当地群众将此渠命名为“世安渠”。1945年7月3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给中央办公厅的电报说，襄南三军分区完成金家拐、马颈项两大堤工，保障了襄南江、潜、监、沔等县农民之生存，受益田有100万亩。三军分区首长贺炳炎、方正平、廖汉生、刘放、朱绍田和专署负责人陈守一、潘哲夫、刘宝田等都到工地参加劳动，进行指挥。由于1943年至1945年动员十多万人堵口筑堤，各级领导带领军民全力抢救险段，保证了潜江解放区未受洪灾，获得1944、1945年少有的农业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