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起义带领至川陕入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肖永正

我的一家——在初期的农运中——黄麻起义的烽火——大悟山区打游击——重建根据地——难忘的反“围剿”作战——我所见到的张国焘——得而复失的川陕根据地

一、我的一家

一九〇四年，当我们中华民族生息的古老土地上还插着龙旗的时候，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里。我的祖父原来是在黄安县的长林岗村给一个地主家当长工，听说麻城土地多，容易糊口，就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只身跑到麻城。其实麻城土地虽多，即使荒山野地，也无不属于财主豪绅。祖父凭着一身气力，整年整月打短工，卖苦力，省吃俭用，攒了点钱，才在乘马岗五西岩佃了几亩地，娶妻生子，勉强定居在乘马岗五西岩。祖父有六子二女，家里尽管有许多劳动力，生活却极为贫困。

我七岁的那年，村里闹哄哄地传说革命党杀进了武昌城，造了反，清朝皇帝吓得从北京城的龙廷里跑掉了。乡里的财主们见了佃户雇工，变得和气起来，铁青脸子上也堆着笑容了。我的父辈可能是从这点变化而感到这场革命对农民多少会有点好处，所以当革命党提倡男剪辫子、女放脚的风声传到乡里的时候，父亲、叔父乃至我的厚道胆小的母亲，都表示拥护。父亲、叔父剪掉了盘在头顶上的发辫，当祖母还拿着长长的布条去裹我的妹妹的小脚的时候，母亲便说：“我们庄户人家的女娃子，长大了要喂猪推磨，下地干活，不要裹坏她这双脚吧！”母亲说服了祖母，给妹妹放了脚。从此，妹妹就不再哭叫脚疼了。我的后脑勺上原来也有一条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这时，也自不待言地剪掉了。这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但是，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的一家仍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日子。

也许是由于我们一家男剪辫子、女放脚，有过一点“造反”的行为，而触怒财主老爷了吧！也或许是由于革命潮流的影响，使我们一家对财主老爷不象以往那么贴服，而引起财主老爷的反感了。总之，是由于某一种原故，使得近村的一些地主豪绅总想方设法来跟我家作对。有一年夏收之前，地主王怀庭的儿子，倚仗他老子中过前清的武秀才，故意叫他家的放牛娃把牛放到我家田坂上，啃我家的豌豆苗。叔父忍着气，把王家的牛牵到谷场上，拴在大树边。没想到武秀才的儿子不依不饶，硬说这事情是“打狗欺主人”，就站到我家田坂上骂娘。叔父年轻火气大，和武秀才的儿子斗了嘴。不料这天夜半三更，武秀才亲自出马，领着儿子，带着家丁，闯进我家的茅屋，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激怒了我的祖父、父亲、叔父，也抄起铁锨扁担，愠然还击。我也跳将起来，咬住武秀才的腕子不放，真所谓“一夫拼命，万夫莫当”，武秀才一伙，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那个徒有其名的武秀才气急败坏，跺着脚虚张声势地吼叫了几声：“肖志道你这个叛逆，我饶不了你！”便溜走了。第二天，村头村尾人们都谈论着我祖父、父亲、叔父和武秀才对打，并且占了上风的快事。连我远房的一位老舅公，也叼着水烟袋，摇头晃脑走进我家的柴门，仗着他会写状纸、擅长打官司的本事，撺掇祖父父亲上县衙门去控告武秀才寅夜闯入民户打人行凶。这位老舅公说：“如今是民国，前清的秀才不顶一个屁，县太爷一主持公道，你的官司准能赢。”而父亲却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们没有闲钱，更没有闲工夫去陪老爷们打官司。”老舅公说：“那你如何出这口气呢？”父亲说：“出气的那天总是会有的，谁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我的拳头也是铁硬的。”

父亲、叔父从自身的饥寒、屈辱的生活中，感受到种种的不公平、不合理，总盼着世道变换，穷人翻身。母亲把当牛作马的生活境遇，归结为生辰八字所注定，父亲气愤地反对这种解释。他想为我开拓一条不同于祖辈的生活道路，当我十四岁的时候，他给我找了一位高手的弹花匠，让我从师学弹棉花的手艺。我拜师的那天，他让我穿上母亲制做的布衣布鞋，郑重地对我说：“从今以后，你学手艺，将来靠手艺吃饭，不要再给财主佃东去当牛作马了！”我扛起弹弓，苦学苦干了三个春秋，学得了一手很不坏的弹棉花的手艺。方圆几十里内外的乡亲戚友都来找我弹花，收入的钱粮，对一家人的生活不无小补。但是，父亲所希望的世道的变化，却甚渺茫。父亲有时沉默得不肯多讲一句话，有时候又不能自控地咒骂官府寅借卯粮、苛捐杂税，简直是对农民敲骨吸髓，非逼得农民反了不可！

一九二六年，乡里又有许多新鲜的传说。一说是江西、湖南、湖北都兴起了农民革命，兴起了共产党，领头人是湖南湘潭人氏，名叫毛泽东。又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湖南人民竟然把省督军赶下了台。湘东、湘南一带，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威风扫地，农村里减租减押，闹得风风火火。还说武昌城里办起了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主办人就是毛泽东，他亲自传讲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办法。这些事情在乡里流传，我的父亲和叔父改变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经常放下晚饭的碗筷，就到村里去串门子，乃至深夜不归。接着，鄂东地区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浪潮。父亲、叔父在本乡本村的一批来自武昌农讲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接受了农民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先后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鄂东北麻城一带的早期秘密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秋冬之际，我的家乡湖北麻城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鄂东北一带的农民革命运动，转向公开活动。我的父亲担任了则理区乡农协委员。当第一届农协主席被地主还乡团杀害之后，又继任了第二届则理区乡农协主席。在农民革命运动的狂飙巨浪中，父亲坚持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秋收起义的烽火中，父亲又扛起红旗，打游击，闹土地革命，并且担任了第一届乡苏维埃主席，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向鄂豫皖边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父亲在枪林弹雨中，掩护我乡群众进山，负伤后，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虽在酷刑拷打下，他没有泄露任何机密，也没有屈服，不料敌人从他贴身的衣襟里搜出了他的党证。父亲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肖志道，则理区乡苏维埃主席，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想我叛变万不能够！”临刑前，他嘱咐乡亲和我的堂妹说：“敌人并不掌握我们的情况，你们回家，要经受一切最严酷的考验，革命到底！”父亲英勇就义的当天，我的母亲也被捕并同时英勇就义。迄今已四十余年，尸骨不知落于何处。在敌人“清剿”的血雨腥风之中，我的两个叔父、三个舅父、两个表兄弟都因为参加农运，被戴上“赤农”分子的帽子，同时惨遭杀害。我的一双侄儿女，大的二周岁，小的刚满月，也被残暴的敌人从茅屋里提了出来，扔进水井里，活活淹死。我的亲妹子肖淑清，曾在湖北省苏维埃任职，也遭受迫害以致惨死，还有一个妹妹也被杀死。我的一家仅剩下我和叔父，两人参加了工农红军，随大军突出敌人的包围，怀着满腔的阶级深仇大恨，继续与敌人战斗。

乡亲们悲恸哀悼我的一家十三口人的惨死，沉痛地说：“肖志道一家的血染红了乘马岗的一片土地！”以致多年我家的土地荒芜，没有人耕种。乡亲们出于悲痛，不忍动这片土地，土豪劣绅出于恐惧，不敢碰这片土地。一直等到我的叔父肖志忠复原还乡，才重新开垦了这块土地，让这片荒地长出了新苗。

二、在初期的农运中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鄂东黄安、麻城一带的农民革命运动，已经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并且搞得十分红火。每当追思这段峥嵘岁月，故乡大地上红旗招展，梭镖林立，歌声四起，打土豪，除军阀，分田分地的令人神往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眼前。

一九二六年秋天，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武汉、从县城传到我们乡里。诸如北伐军胜利地打过了长江，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不仅敢于把财主土豪抓起来杀头、游乡，连省督军也被驱赶出了长沙，等等。这些消息在乡里传播，许多农民包括我的父亲和叔父，都纷纷议论闹农民运动的事。

正当我们渴望把农民运动的火种引进家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为这个扭转乾坤的大革命培养了干部，并且将其中的一批人输送到黄、麻一带。早于一九二五年前后离开家乡到武汉上学，而后又进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王树声、桂步蟾、胡近山、吴焕先、吴光浩、徐奇虚、邱江浦、赵秩武、徐海东等，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串亲串邻，在黄、麻地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动农民运动，点燃了我们家乡农民革命的烽火。

那是一九二六年秋天，正是秋收的季节，我们这些佃户人家，把一年辛苦收下的谷子晒在场上，这一年的租谷是照例全交给东家呢，还是实行减租减息呢？大家正在酝酿一个一致的行动。王树声、桂步蟾来到我家茅屋里，他们说：“应当趁现在的时机，宣传共产党领导农民起来革命的道理，坚决执行减租减息，不能让农民劳累一年的血汗都流进地主财东的谷仓粮屯。”父亲、叔父听了，点点头，没有说话。这其中有个原因：因为王家、桂家都是本乡本村的地主，我家就是桂家的佃户。当然，我们也知道王树声、桂步蟾他们是武昌农讲所的学生，而且都是在上中学或上农讲所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革命分子。可是，他们究竟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庭呢？在父亲、叔父的沉默中，桂步蟾说话了，他说：“肖大伯，减租减息就从你我之间大胆地实行，今年，你一粒谷子也不要挑到我家去！”当时，桂步蟾已经在家里当家理事，说话是可以算数的。父亲问：“只是我一家不交租呢？还是家家佃户一样做呢？”王、桂两人都说：“你带个头，大家就会跟着办的。”接着，他们在乡里、村里演说，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推翻千百年的封建剥削压迫，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减押。王树声、桂步蟾都当众宣布把自家的土地全部交还给农民，宣布从此再不收租收息，并且拿出钱粮向佃户退押，还当众焚烧了地契借契。九月里的一个夜晚，在乘马岗东岳庙里王树声同志亲自召集大河铺、罗家河等村农民，组织起乘马岗农会。这样一下就把农民革命的烽火点燃了。我们则理区乡正式成立农民协会，王树声同志的二哥担任第一任农协主席，我的父亲、叔父分别担任了农协委员。

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革命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会、红色少年先锋队等等，象雨后春笋涌现在故乡的土地上。青年、少年、妇女打着五颜六色的三角红旗，高呼“劳工神圣”、“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流行歌曲，游行示威。街头巷院的墙壁上书写的大字标语“农民革命胜利万岁”、“实行减租减息减押”，真是一派革命的火红气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起就戴上高帽子，叫他们自己敲着小锣串村认罪。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和劳苦群众个个扬眉吐气，纷纷要求参加农民协会，弄得农民协会不得不定出一条限令：限定每户只能以户主为代表参加一人。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对入会的要求难以限制。一时之间，农会及所属各类群众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

农民革命运动如此得人心，如此轰轰烈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有的低头服罪，有的消声敛迹，但也有的负隅顽抗，对农会的命令阳奉阴违，乃至公开反对。在鄂豫皖靠近大别山区的一带地方，本来就有以迷信、帮会思想为支柱的土匪武装红枪会、白枪会之类的组织，这时，一些不法的地主豪绅就利用这些土匪武装，企图与农民革命运动抗衡。象我们乡朱家冲恶霸地主王子历，罗家河的大豪绅丁枕鱼，都打起红枪会的番号，充当会首，并且有恃无恐地跟农会、跟农民作对。他们扬言要杀尽农会委员，恐吓农民跟着农会没有好下场。更为猖狂的是唆使地痞流氓撕毁农会的告示、标语。针对这些情况，农会必须积极建立与发展农民武装，于是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敢死队、赤卫队、自卫军，除了搜集一些大刀、长矛、鸟铳之外，自己开炉打造梭镖，制造火炮。少先队员们四处搜罗废铜旧铁，把菩萨庙里的铜香炉，财主家的铁门环，都弄来打造了武器，并且决定“枪打出头鸟”，首先要给朱家冲的恶霸地主王子历一点颜色看。

朱家冲的恶霸地主王子历，浑名凯老四。他的宅院建造在庙岗山脚下，四周群山环抱，门前有大水塘，构成天然屏障。院墙极高，还修筑了炮楼，豢养着民团、红枪会、白枪会匪徒为其护院。凯老四凭借着这个巢穴，深居简出，不理睬农会的命令。农会命令他实行减租，他说：“纳租纳税是祖宗立的规矩，我不能破坏！”农民摩拳擦掌想抓他，他的红枪会、白枪会匪徒扛着“汉阳造”站在炮楼子上向农民示威。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胡近山同志和农会商量，一定要打掉这个恶霸地主。但是，朱家冲的这样一个反动堡垒，攻之不易，必须弄一批厉害一点的枪支武器。

我们本乡街子上，来了一伙土匪，当家的名叫任义希，是个大土匪头子，手下有上千人，有几百条枪，分散在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活动，也曾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跟财主作对。党组织和农会想教育、争取他们参加农民革命，胡近山同志曾多次找任义希。但是任义希想的是高官厚禄，金钱美色，跟我们走不到一条路上去，只是他也不干予农运，和我们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一九二六年冬月，正当我们准备打凯老四的时候，我们得到情报：任义希想在大别山打个大户，掠笔盘缠，拉着队伍到武汉去。根据这个情报，胡近山同志亲自再找任义希，与他相约打朱家冲。冬月过去，腊月来临。任义希的人马集合齐了，农会也出动了自卫军，发动了贫雇农，组成了几千人的队伍，扛着长枪火枪，梭镖长矛，抬着土炮，向朱家冲进发。这是农民武装打土豪的第一次大出师，那真有如下山猛虎，势不可挡。而任义希的队伍对凯老四这块“肥肉”觊觎已久，因此也拿出了亡命的劲头。这个人多势众的阵势把凯老四吓瘫了。我们一进朱家冲，他就从庙岗山后逃跑了。我们破门而入，抄了这个恶霸地主的家，缴获了一些武器，并且打开王家粮仓，把农民用血汗浇灌的粮食分给农民。

任义希掠走了许多金银首饰、光洋元宝，拉着队伍和我们“分道扬镳”。过了不多几天，他手下的哥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回到麻城一带。据情报：任义希去投国民党军阀，双方条件讲不好，对方就老实不客气，把送上门的“肥羊”吃了。任义希的人马“群龙无首”，又逃散回来。我们立即派人将他们寻拢来，用一块银元一枝枪的代价，收买了六、七十枝枪，连带子弹。

打凯老四的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可谓之“旗开得胜”，大家极为鼓舞。我们的农民自卫军得到了扩大与加强，并且有了七、八十条枪，如虎添翼，使四境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见而生畏。

腊月将尽，就要过春节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有的逃到了武昌、汉口，不敢回家祭祖宗办年事，有的龟缩在宅院里，也不敢杀猪宰羊。可是，其中也有个别的例外情况，那就是罗家河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丁枕鱼，他不仅泰然自若地呆在他那深宅大院里，而且照常杀猪宰羊，吃冬至酒，安排过太平年。

丁枕鱼在罗家河一带，盘剥农民，鱼肉乡里，人不分老幼都得尊称他为“丁十老爷”，作威作福不下于凯老四。农运兴起之后，他也纠集民团、红枪会匪徒，充当会首，以其子丁岳平为鹰犬，仍然称霸于罗家河。农会打了朱家冲，有人劝他到武汉去避避风，他却大言不惭夸下海口说：“谁个敢闯我的罗家河，我丁十老爷等着！”大河铺乡农会在罗家河刷了几个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丁岳平带着一班民团、红枪会匪徒撕了标语，还扬言要砸乡农会。农民们气愤得很，摩拳擦掌要打这个土豪，可是农会不下命令。为什么呢？是怕他丁枕鱼么？不是，农会能打朱家冲，就能打罗家河。那么，是不是有人维护他呢？有人认为：可能。因为，丁枕鱼的嫡亲姐姐，就是王树声弟兄的嫡亲祖母，论辈分，丁枕鱼就是王家弟兄的舅公。所以，有人不由得议论起来，说：舅公倒底还是舅公，哪有外孙下令打舅公的呢？可是，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王家弟兄干革命，先从自己家开刀，分田分地从王家开的头，怎么会为丁枕鱼殉私情，侮民意呢？

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农民们守完岁，开门出行，放鞭放炮，过翻身年。王树声同志一清早来到大河铺，要几名农会干部和自卫军陪他到罗家河去给丁枕鱼拜年。农会对于拜年等等陈规陋俗是有过禁令的，可是，王树声偏偏自己破禁，而且拜的又是农会的对头丁枕鱼，我就有点想不通。好在这时我虽然也是赤卫队，他并没有点名要我去奉陪，我就在家里自在地过年。还不到吃晌午饭的时候，农会召集开会的铜锣，敲得山响，大家蜂拥到街上。人群朝村口跑，并且欢呼着：“快跑！快跑！丁枕鱼游乡来啦！”迎着从罗家河过来的群众队伍，锣声锵锵，口号声四起，“打倒恶霸地主丁枕鱼！”的吼声震天动地。丁枕鱼头戴纸糊的高帽子，上了五花大绑，吓得面如黄蜡，浑身筛糠似地颤抖着，威风扫地。人们都卷进了解押丁枕鱼的游行队伍里，一直蜂拥到乘马岗区农会，才将丁枕鱼交由农会看管起来。

这个大年初一，人们过得格外称心如意，都说：“捉了丁枕鱼，比吃十台春酒都痛快！”节下大家谈笑的都是王树声智擒丁枕鱼的这件事。

这件事原来是地方党组织和农协共同商议决定下来的，事前保密得纹风未透。直到初一早晨才跟随行的干部、自卫队员交待清楚。老奸巨滑的丁枕鱼也蒙在鼓里，一见王树声登门拜年来了，真是受宠若惊。用地主老爷的势力眼光来看，在农会的天下，王树声是举足轻重的“大官”，如若有他的庇护，丁枕鱼可有了靠山。乡里打土豪的浪潮没有波及丁枕鱼，包括丁枕鱼在内的一些人，都以为农会是“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没有动丁枕鱼一根毫毛。故此丁枕鱼一见王树声的面，那真是兴高采烈，满脸堆笑，一迭声地喊叫摆茶备酒，款待贵客。丁枕鱼满以为真是“春风有意”，给他“锦上添花”来了！于是格外殷勤地问候王树声的祖母福体安康。王树声同志看出这老家伙已经利令智昏，便说：“老奶奶入冬以来十病九痛，总怕自己有个山高水低，所以很想见见娘家人的面。”丁枕鱼忙说自己也是做梦都总是梦见老姐姐，要不是农民协会闹得他不敢出门，早就该去问安了。树声同志就说：“今天有我保驾，万无一失。”这样言来语去，一下就把丁枕鱼骗出了丁家垸。走到罗家河街上，丁枕鱼还大摇大摆，趾高气扬，那个咋呼劲儿就好象是要向全村、全乡、全县农民宣布：丁枕鱼有当权的孙外甥，农民运动奈何他不得！老家伙还故意当人示众把家丁狗腿子们打发回去，张扬地说什么他过王府拜年，无须护送！可是，一出罗家河，丁枕鱼一眼看到农民自卫军在等着，他就发愣了。王树声同志一打手势，自卫军、农会的人一涌而上，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丁枕鱼束手被擒，就地召开了群众大会，给这个恶霸地主戴上高帽子，马上游街示众。丁岳平和他们的红枪会想劫人，可是，一看几枝枪顶在老家伙的背心上，也就傻了眼。丁家的孝子贤孙们无可奈何。便搬王树声的祖母出来说情。王树声同志大义灭亲，拒不接见说情的人。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农会在乘马岗处决了丁枕鱼。

王树声大义灭亲，丁枕鱼枭首示众，不仅哄动了黄安、麻城一带，而且进一步发动了农民群众。人们更加踊跃地参加农运，参加农军。农会抓住有利时机，展开宣传活动，揭露地主阶级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给农民身上造成的沉重负担，揭发土豪劣绅的罪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组织农民抗租抗税，抵抗高利盘剥，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分田分地，实行土地革命。与此同时，组织冬学，帮助农民识字、扫盲。还从经济上开展互济互助，乃至为农民调解家务。农民协会在农民当中取得信赖和拥护，农民运动声势极为浩大。麻城西张店大地主兼资本家的王芝庭逃到河南新集组织红枪会，仗着他是族长，又是区长，又掌握着红枪会，纠集十万多人，企图打回西张店抢收稻子。我们农会一声号令，集合了几倍于敌人的农民武装队伍，长枪短枪、来福枪、土枪、九节雷土炮一齐攻过去，把敌人打到旧饭店。王芝庭躲到稻田里，被农民军抓出来押到西张店，召开群众大会，予以正法。农运烽火迅速遍及黄、麻地区。

三、黄麻起义的烽火

正当我们鄂东黄、麻地区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由于“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革命的公开进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宣告破裂。在我国的南部，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营垒与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营垒的对立。反动地主阶级和各阶层的反动派麇集蒋介石反革命黑旗之下，对农民革命进行疯狂反扑。从罗家河逃亡在外的丁枕鱼之子丁岳平和朱家冲漏网的凯老四（王子历）等反动家伙们，纠集了红枪会、白枪会，拼凑了上万人的地主还乡团，企图进犯我黄、麻革命根据地，道经丁家岗、谢家一带，沿途抓农会干部，捉积极分子，烧房屋，抢财物，杀耕牛，毁青苗，凶残地反攻倒算。四月初，扑向杨四寨，麻城党组织与农会领导方面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广大工农群众配合农民武装，固守麻城，抗击敌人，同时派遣王树声同志前往武汉告急搬兵。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虽由汪精卫掌权，但还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表面上保持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故而我们的党中央在武汉合法活动，中央委员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都在武汉。毛委员亲自主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农运，担任中华农运总干事。

王树声同志受黄、麻地区党组织和工农大众的委托，日夜兼程奔赴武汉，在汉口受到毛、董两位委员的亲自接见。毛泽东、董必武同志都十分关怀黄、麻地区的事态，并要求省委火速支援。毛委员当机立断，从武昌农运讲习所发一营学生兵，开赴麻城。

丁岳平等纠集的地主还乡团已逼近麻城。党代表、麻城县长王幼安及徐奇书等同志率领农民自卫军守护四城，邱江浦、王大仁等同志率领工农敢死队准备迎战。广大群众积极支援，烧饭、送水，组织担架队、救护队，还在农协组织领导下，赶制武器，用竹子削成梭镖，放在大桐油锅里煮过，锐利不下于铁梭镖，一镖扎在大树上，就是一个大窟窿。少先队的娃娃们也用竹枪、红缨枪武装起来，站岗放哨，监视坏人，众志成城，临战不惧。

四月十四日，我们得到武汉已发援兵的消息，军民更加振奋。敢死队、自卫军迎接援军，我也以敢死队员的身分参加了战斗。我们在乘马岗附近与学生军会合。学生军的军容十分整饬，一色灰布军装，灰色绑腿，布袜草鞋，一色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营长姓曹，英武热情。队伍中有不少麻城籍的学生，还有我们乡农运骨干桂步蟾等同志，他们在武昌农讲所进修，也随营出征。老战友相逢，分外亲切，真是敌忾同仇，一致宣誓要英勇杀敌，保卫农运果实。学生军的营长代表全营指战员，要求打先锋。当队伍行进到丁家岗附近的时候，遭到白枪会的阻击，我们迎战失利，撤出战斗，立即召开会议，检查失利原因。首先是由于学生军与农军两支队伍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当学生军在前面向敌人冲杀的时候，农军配合不紧；其次是学生军初上战场，而白枪会匪徒们又装神弄鬼，头缠白布，有的手执鬼头刀，嚎叫着“刀枪不入”，气氛搞得颇为阴森恐怖，学生军的青少年出乎意外，被吓了一跳，惊慌中不免失利。邱江浦、王大仁同志一致认为：小挫折算不了什么，革命军队有必胜的信心，重整旗鼓一定能战胜敌人，敌人虽不乏亡命之徒，但金钱雇佣的乌合之众，力击必败。经过重新部署，改由我们敢死队打冲锋，学生军压阵。小挫折激励了全军更加高昂的斗志，还有的敢死队员在桐油煮过的竹梭镖上系上红布。队伍再向丁家岗进军，双方再次交手，敢死队呐喊冲锋，学生军奋勇拼杀，白枪会匪徒有的被竹梭镖扎死，有的狼嚎鬼叫，狼狈溃逃。这班靠封建迷信壮胆吓唬别人的匪徒，被我们的竹梭镖和红布吓破了胆。他们说红布是狗血染红的，竹镖是“神镖””，故而就是“铁罗汉”也抵挡不住。我们打下了丁家岗，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小股红枪会、白枪会匪众遭遇，敢死队与学生军紧密配合，学生军十分勇猛，枪法也很好，打死打伤不少匪徒，胜利进驻杨四寨、清水塘、谢家，则理区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全部撤走。

麻城县委、工农群众及守城战友，热烈欢迎武汉学生军与我们敢死队凯旋。县委决定：乘胜前进，彻底消灭地主还乡团，把农民革命运动坚持下去。于是以敢死队、学生军为主力，并由农会发动组织了几千农民，扛着大刀、长矛、锄头、扁担、鸟枪火铳，浩浩荡荡猛追穷寇，直指罗家河。

罗家河是丁岳平的老巢，自从农会处决丁枕鱼之后，丁岳平咬牙切齿，嚎叫要报“杀父之仇”，他继其父充当了红枪会首，又是还乡团的头目。他穷凶极恶，虽然在丁家岗吃了败仗，但仍不甘心。退守罗家河之后，又从河南请来了红、白枪会的老师，企图搬来河南境内的地主武装、卷土重来。正当丁岳平在他的巢穴里为河南的老师摆酒洗尘的时候，我们已经马不停蹄地逼近了罗家河。丁岳平意想不到我们来得如此之快，听到枪声，拍着桌子，声嘶力竭大喊：“顶住！给我顶住！”而这时，我们的“汉阳造”已经顶住了他的大门，竹梭镖已经掀翻了他的酒宴。丁岳平吓得面如七色，带着众匪徒慌慌张张逃出罗家河。农军与学生军乘胜追击，还乡团从杨四寨、清水塘、丁家岗、谢家、罗家河全面溃退，如丧家之犬，从鄂东北窜逃豫南。我们一鼓作气打过福田河、光山一带，直逼河南边境的重镇新集，形成了鄂东北早期农运中声势浩大的一次远征。

五月底在乘马岗召开了麻城北乡革命势力胜利大会，为毛委员的学生军祝捷庆功。六月初，学生军凯旋武汉。这支年轻的革命生力军在离开麻城之前，在城里之四乡扩大宣传活动，宣传毛委员关于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讲演农民革命的道理，发动农民群众，掀起农运新高潮。

“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血迹未干，汪精卫又相继叛变，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我党也发出宣言从武汉政府中撤出共产党员，痛斥汪精卫集团的无耻背叛。自“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开始，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等地封闭工农革命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镇压农民运动。经过“四·一二”与“七·一五”两次反革命大屠杀、大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

我麻城县委王幼安同志得到“七·一五”武汉政府叛变的消息，自己无法摆脱县长职务的羁绊，便派出五名警察到四乡传递消息，让各级党组织及农会采取措施以应变。我们则理区党和农会闻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王树声、王大仁、徐奇书、桂步蟾、邱江浦等同志召集农运有关人员，去杨四寨开会。

杨四寨是一座极大的山寨。山寨顶上有一座古庙。因为山势高，尤其是北面峭壁如同刀砍的一样，陡峭平滑，攀登不易。寨顶又没有水源，所以平日除打柴采药的以外，人迹罕至。紧急会议就在古庙里召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农民革命运动的这杆红旗是高举到底呢？还是就此放倒？正在议论中，放哨的同志进庙报告有敌情，会议立即中断。站在古庙高山门上朝寨里眺望，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看见寨外尘烟滚滚，敌人朝杨四寨逼近。

在寨顶古庙开会的二百多人当中，主要是党组织和农会的干部、党员和部分农运骨干，农民自卫军正在根据地边境驻防，所以除了五名警察有五条枪以外，大都没有带枪支武器，只抬了几门土炮，以防万一。现在我们就敌人的来势和我们所据的地形，把枪支、土炮布防在东南西三面山顶上，北面登山不易，不做重点防守，同时就地取材，搬运了许多石头大树，布成滚木擂石之阵，准备迎敌。我们的这一行动表明：我们坚决不缴枪，不投降，要把工农革命的红旗扛下去。

暮霭已经很重了。敌人已黑压压地来到山下，哨声阵阵，枪声砰砰，听得出来，敌人已将东南西三面包围起来。朝山上冲锋的敌人就象出洞的蝼蛄一样，爬满了山坡。王树声、邱江浦、王大仁各自率领一部分人员，坚守东南西三面山头，当敌人爬上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就木石俱下，朝敌人猛砸猛砍、大小石块象下陨石雨一样，砍得敌人哇哇怪叫，滚瓜一般滚下山去。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一次、两次被击退。拂晓前，敌人再三进攻，我们一方面使用滚木擂石，另外也猛开了几炮，敌人退至山脚，在东南西三面扎营。估计每一面不下千人，敌我双方，对峙了三天三夜。敌人被砸死砍伤了不少，我方王大仁同志也被流弹所伤。

我们上山开会之时，没有多带粮米，鏖战三昼夜，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作响。饥饿还能熬得住，而难以熬受的是口渴，山顶没有水，又正值盛夏，白天总是烈日炎炎，燥热得不行，大家还要在火燎火灼的烈日下，搬石伐木，跟敌人作战，终日汗流如雨，多么需要喝水。三天三夜，得不到滴水沾唇，把人干渴得嘴唇、舌头开了裂，起了泡，嗓子眼里真象冒烟似地难受。有的人实在忍熬不过，就互相尿尿来喝，后来尿也干涸了。

敌人冲不上山，就在山脚下喊喊叫叫，企图使我们下山投降。他们嗥叫：“山上没粮没水，下山吧！不然就会困死啦！”我们不理睬，一面加强防守，一面设法从北山突围。如何能从陡壁悬崖的北山插翅飞下去呢？经过大家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办法。这山顶上遍地长满了葛藤，我们割下许多藤子，编成又长又结实的藤索，将藤索一头挂在大树上，一头放下山去，就是一条很好的“通道”。经过攀腾实验，切实可行。在被围的第三天晚间，我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搬出拧好的长藤索，挂紧在大树上，做好了突围准备。趁天黑，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就一个接一个攀藤附葛坠下山去。拂晓之前，二百多人都下了山，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了杨四寨。敌人一觉醒来，发现山上静悄悄地，没有了动静，蜂拥登山也未见阻击。可是登山一看，空留着东南西三面的临时防御工事和成堆的石头、大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敌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却扑了一场空，很快便撤出了杨四寨。

我们隐蔽了一下，等敌人一走，我们又回到杨四寨，同时召回了我们的自卫军。大家在整休中一面小结杨四寨的战斗，一面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杨四寨三天三夜的战斗，我们伤亡了四位同志。从武昌农讲所学习还乡组织农运的领导人之一，我们一向尊敬的王大仁同志牺牲了，大家极为悲愤。我们携上山的五条枪，四条完好，一条枪的枪栓等部件打坏了。大家对着牺牲的战友，对着红旗发誓：哪怕就剩这四条半枪，我们也要将农运红旗打到底。

杨四寨三天三夜的战斗，使我们经受了又一次的锻炼，真正的革命者有如真金又淬了一次火，更加亮铮。同时，也象浪淘沙一样，把金子河砾分别开来。我们接到麻城县委王幼安同志的通知，决定到杨四寨开会，这是个机密，怎么会不胫而走地那么快地泄露给敌人的呢？小结中大家提出疑问，并经查证是在我们队伍里出了可耻的叛徒。此人名叫余淑方，是杨四寨地主余亚志之子，在革命高潮中，投机而参加革命，因为他善于伪装积极，钻进了党内。“四·一二”政变之后，则开始动摇，得到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的消息，他在恐惧之余，估计大革命失败之后，掌管天下的将会是国民党。于是，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就以我们在杨四寨开会的机密和杨四寨的山势地形，作为他向国民党投诚的“进见礼”，就近便向国民党警备团告密，出卖了我们，出卖了革命，故而我们刚刚在山寨古庙里开会，敌人便迅速扑来，将山脚三面包围。这些实情，激愤了大家，为了惩处叛徒，纯洁队伍，以利应付特殊的政治形势，并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我们冲进余亚志的家里，不料叛徒余淑方及其反动地主父亲余亚志已双双潜逃，仅捉住了余淑方之兄，也是一个鱼肉乡里的劣绅，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就地予以处决了。余淑方逃出湖北，投靠了国民党，后来在陕西的一个县里充当县长。“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这个政治投机商又掉转脑袋，准备混进延安，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觉，将其逮捕，杀了他的头。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特别是在革命低潮中，在每个人面前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清查叛徒余淑方的时候，领导上得到反映，我们的一支农民自卫队，其队长熊飞五也对革命产生了动摇，不想在农运的旗帜下前进了。经查证，熊飞五已有勾搭国民党队伍的行迹，打算排除异己，“坐地为王”，并准备与一户地主攀亲，娶地主的女儿做老婆。这一支自卫军有七、八十条枪，举足轻重。王树声同志再一次接受了搬兵的任务，前往黄安。此时，李先念同志主持黄安县委，决定派出自卫军支援我们。

在黄、麻之间的旧饭店，王树声等同志以党组织和农会的名义，将熊飞五调到旧饭店，并且就在那里摆了一个“鸿门宴”，将熊飞五请到，当场逮捕，并且宣布其罪行罪证，熊飞五顿时目瞪口呆。队员们对熊飞五娶地主家的女儿一事，本来就很有意见，一听这家伙还有通敌行为，更加气愤不已。因此，我们未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解决了这支自卫军的问题。

王树声同志再次搬兵的黄安之行，不仅是很好的解决了熊飞五事件，更重要的是在黄安县委，在李先念书记的支持下，开始了黄、麻两地工农武装的合编，将黄、麻工农武装统一到鄂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坚持高举农民革命的红旗，为黄、麻工农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七年十月，我们集中到旧饭店，听取了党中央关于“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组织秋收起义的决定。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有如在夜航中的船只，见到了引航的明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鄂东北党组织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决定组织发动黄、麻地区的工农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在旧饭店积极进行，队伍组织起来，训练又训练，镰刀斧头的红旗制作妥当，队员们配戴的红袖章，发到了每个人手里，枪支、大刀、梭镖都擦了又擦，检查了又检查，大家心情激动，摩拳擦掌，等候打出起义的第一枪。

十一月初，我们起义队伍。荷枪实弹，高举镰刀斧头大红旗，一色红袖章，雄赳赳、气昂昂地朝黄安进发。以李先念同志为首的黄安县委早已秘密地做好了接应起义队伍的准备。我们被迎入城内，立即按预定计划，占领了县政府、警察所、承审厅，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机构，而后占领了整个黄安县城。黄、麻工农武装起义宣告成功，镰刀斧头红旗飘扬在黄安城楼之上。

在黄安城里正式成立了黄、麻工农政权，同时汇合黄、麻两县的全部武装队伍，组织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麻工农武装起义为时不到一个月，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围攻。刚诞生在革命摇篮里的鄂东军与敌人的一个师激战了七天七夜，六、七百人的队伍，经过这场激战，突出重围，撤离黄安时只剩下七十多人。县委王幼安同志壮烈牺牲，一位排长全身挂花，负伤七十二处。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不怕艰险，前仆后继的勇敢革命精神。大家擦干身上的血迹，又挺胸前进。

黄、麻工农武装起义，虽然为时短暂，但在反革命政变接踵而来、乌云压顶的革命低潮时期，她就犹如雷霆闪电，惊震长空。黄、麻工农武装起义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相配合，相呼应，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革命工农则是极大的鼓舞。

四、大悟山区打游击

黄、麻工农武装起义虽然被扼杀了，但是，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把农民革命运动坚持下来的一次壮举。

我们从黄安激战中突围出来的七十多人，冒着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到达了黄陂境内的木兰山。这是大悟山区的一座名山。山上有很多庙宇，在山顶上有一座极大的古庙。队伍想借住山上作短暂的休整，然后沿山道甩开敌人，到大悟山区去打游击。

队伍拉到大庙的山门外面，当时的负责同志吴光浩拜会了方丈和尚。最初方丈有些顾虑，强调寺庙不便驻兵，经吴光浩等同志一再说明工农革命军有严格纪律，不致糟践佛地，又一再讲清度过严冬，即将离去，方丈也就同意我们进庙住宿。后来双方关系处得还不坏，我们都特别注意，不进佛殿，不渎犯他们的“佛事”，他们信他们的佛菩萨，我们信我们的“无神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打扫庙宇，帮助和尚们收拾大菜园子，劈柴挑水，从不滋事，使上至方丈，下至火头，都认为我们这支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大不一样。因此，原来的戒备也就消除了。特别是那些做饭的、种园田的、干杂务的和尚们，逐渐地跟我们接近。他们当中有的是家贫卖给财主家，给财主当“替身”削发“出家”的；也有的是抵债到庙里来的；还有的是老和尚收留下来的孤儿。许多人都有一段泪水浸泡的苦难生活经历。我们讲一些农民革命的道理和打土豪、惩恶霸的快事，他们的心情也并非死水，常常感到激动。他们把粮食、蔬菜送到我们的伙房，说：“这是大家用力气种的，汗水浇的，队伍只管吃饱，不碍事！”这期间，吴光浩等领导同志也在方丈和尚方面做了一些统一战线的工作，故而双方融洽，我们就在这木兰山过冬了。

趁着暂休的机会，我们进行整训，着重总结黄、麻工农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从黄、麻起义到激战突围，撤离黄安，这一挫折中，我们开始懂得了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下，农运必须正视革命低潮时期的客观现实，必须树立依靠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依靠农民群众展开游击战。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巨大牺牲，坚持斗争到底，故而大家一致同意度过寒冬，离开木兰山，进入大悟山。因为，这木兰山虽好，但是离城镇较近，而且作为名胜古迹，春暖花开便会有游人香客上山，不便驻军作战。大悟山则不仅山高林密，而且蜿蜒千里，有回旋余地，同时鄂豫皖边区是富有革命传统的红色山区，更利于打游击。于是我们决定开春就走，临走时，庙方还送给我们十几担粮米。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轻易与敌人交手，我们行走在深山古道上。山里也有一些农家猎户，其中十之八九是避难避祸避债而逃进这深山密林之中的。他们的祖辈进山开荒种田，靠山打猎，生儿育女，现在已经成了十户八户聚居的小山村。但是，这些地方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尽管荒山野林是他们开发的，但是一旦被财主官府乡团发现，便成了王法所辖的佃户，财主来要租米，官府来征税，乡勇民团来抢粮饷，他们便年复一年地象山外的人民一样，受剥削，受压迫。农民运动兴起以后，革命潮流也冲击到这一带，减租减息抗税的风潮也曾席卷于黄陂、大悟一带。所以山里的农家猎户对农运，对农军怀有好感，当我们经过这一带山林村舍的时候，总是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帮助。尤为可贵的是一路上不断有人真心实意地要求跟着我们走，要求参加革命，多次出现老人家把儿子拉到我们跟前，苦苦要求我们把他们的爱子带进革命队伍，和妻子送丈夫入伍的事例。因此，我们原来七十多人的队伍，路途中就扩充到了一百多人。由于反动军警，特别是红枪会、白枪会的匪徒有时冒充红军，进山诈骗、抢劫，所以我们在接触群众中也遇到不少障碍和困难。为了弄清真假，扩大红军的影响，我们常常是不怕障碍，不怕困难，尽力争取群众。

一次，队伍经过一个小小山村，依山傍水，有着十几家茅舍，一看便知是些贫穷的农夫猎户，队伍就决定在这里住一宵。可是，孩子大人隔着竹篱门扇，冷冰冰看着我们，有的还赶忙关门闭户，把孩子叫进屋去，似乎很怕我们，甚至有的人眼神里露出憎恶之情。我们想找他们买点柴禾，借付水桶，在露天地里先烧点水喝，敲了几家柴门，都吃了“闭门羹”。后来，出来一个老头，给我们抱了一堆柴禾，问他多少钱，他有声无力地索取一个银元，找他借水桶，半天才拿了出来。我们用完之后，送还水桶，如数付给一块银元。老人憋不住了，问我们到底是什么队伍？打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说清楚了，老人立即改变了态度，一家人忙着要给我们烧茶、煮饭，说什么也要将一块银元退还给我们。经这一家人向村民说明我们是红军，是打黄、麻出来的，小小山村顿时展开了拥军热潮，送茶的，送柴的，送饭的，有的老妈妈抱着下蛋的母鸡，非叫我们杀来吃不可。弄得我们又感动，又不知所措。男女老少围着我们，亲切地絮叨：当地某年某月来过红军，打过黄陂、大悟的土豪劣绅，山里也减过租、抗过税，有过舒心的日子。自从红军过去之后，大家真是天天盼、日日盼，就盼着红军再过来。大家讲得心头热辣辣地，恨不得把我们留住。当我们说到要开往郭家河，进大悟山区的时候，一位采药的药农，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带路，并且说有条山间僻道通向郭家河，比走大道又近又安全。

吴光浩同志详详细细向乡亲打听郭家河的的情况。据说郭家河是木兰山的尾，大悟山的头，处于黄陂、大悟之间，一向由红枪会掌管地方上的一切。郭家河有位郭老太爷，既是一族之长，又是红枪会之长，故而郭家河的一切，差不多都得听他的。吴光浩同志又问及这位郭老太爷的情况，据说此人已经很老了，无儿无女，而且身体有病，但却很有权势，红枪会头头脑脑的人物都听他的。

说起来真叫“无巧不成书”，这郭家河原来是吴光浩同志的外婆家。早年，王树声同志智擒丁枕鱼，大义灭亲，这回，吴光浩同志“武戏文唱”，把红枪会统辖下的郭家河开辟成了我们游击战的小后方根据地。

由老乡带路，队伍走出木兰山，顺利到达郭家河。村子里只有一、二百户人家，大都是郭家的佃户。郭家河组织红枪会的时候，这些佃户就不管情愿不情愿，都成了会中人。但豢养在郭家高墙大院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不过一、二十人。队伍先是驻扎在村外，吴光浩同志只身带了几名战士，进到村子里，也无须查街问道，一眼看得到的高墙大院，就是郭家的住宅。吴光浩同志让警卫战士留在门外，自己就进门去了。喝一顿茶的功夫过去了，吃一顿饭的功夫也差不多了，可是，不见吴光浩出来，战士们着急了，拿着枪就朝里冲，见到吴光浩同志在堂屋里坐着说话，安然无恙，几个人才放心，背着枪站在护壁门外。

据随行的战士们事后传说，那堂屋里虽然只有一老一少，一个外甥和一个舅爷，可是闹腾得可热闹哩！一会儿是吴光浩同志和言细语动员对方改编红枪会。参加革命；一会儿是对方拍桌子打板凳叫喊要杀人；一会儿又是吴光浩同志声色俱厉斥责对方不明革命大义，质问对方是不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会双方又谈得比较缓和。那吴光浩同志是一会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跟对方好说歹说，一连说了几顿饭的功夫，终于说服了对方，答应我们的队伍进驻郭家河。

队伍进驻郭家河以后，以吴光浩同志为首的全体指战员，根据郭家河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大搞统一战线，吴光浩抓住姓郭的做工作；另方面大力宣传群众，在郭家河佃户当中，在红枪会下层会友当中，讲农民革命的道理，宣传党的农运方针政策，稳定了上层，发动了下层。后来姓郭的死了，郭家河的佃户们得到了粮食、土地。对红枪会来说，已经是“树倒猢猕散”。于是，郭家河就成了我们打游击的后方。

我们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大悟山四境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有民团之类的反动武装。我们采取小股活动，轻装进袭，昼伏夜行，得机会就打，打完就走，灵活得很。不过。这种打法必须有人民群众作后盾，出发之前，必得有群众给情报，做侦探，弄清敌情地形等等。出发时，多半都是群众带路，走小路，走捷径，保证安全而又行动神速。打起来能有群众配合接应，那就更是如虎添翼，力量更强。大悟山区的群众基础很好。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很注意政治动员与经济鼓励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群众为我们跑交通，送情报，视其路程远近，误工多少，给予报酬，从给予几十文茶水钱到给予一个银元的补贴。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并不富余，而仍然挤出这笔费用，合情合理地给以补偿。

在大悟山打了将近一年的游击，在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下，收拾了不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城镇里的反动资本家，也给予了打击。在当时那种革命低潮中，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民团是为恶最甚，也最为嚣张，故而也就成了游击队着重打击的对象。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顺河集的民团。

我们一百多人的一个大队，由邱江浦同志率领，在离顺河集九十多里的山沟里活动。据群众报告，顺河集上的民团只有六十多人，可是在集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还说等着汇齐各路民团，就要进山“围剿”游击队。并且恐吓百姓，如若里通游击队就要处斩全家，株连六亲。邱江浦同志跟大家商量，决定要干掉这一伙反动武装，除掉这个祸害。送情报的乡亲给我们提供了民团驻地的地形，我们做好了准备。

邱江浦同志选择了一个月黑之夜，率领我们一百多人，提前在黄昏时出发，快速朝顺河集进发。队伍到了集外，大约不过夜间十点多钟光景。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夜色黑沉沉地，正是游击队使用夜摸的好时刻。根据群众提供的地形情况，队伍绕过了民团的岗哨，挨近了民团驻地。屋里亮着灯，可是静悄悄的，敌人都睡死了么？怎么连个呼噜喘气声也没有呢？两个战士提着枪，猫着腰挨到窗户底下，借着灯光朝屋里一看，坏了！屋里空无一人。是情报不准确呢，还是中了敌人的埋伏？两个战士退离窗户。突然从百米开外的空坪上传来“立正”、“稍息”的口令声，我们隐蔽在房屋后边，屏住气等候敌人的动静。惯于夜摸的游击队员们，已经从黑地里看清敌人是在集合，当官的正在队列前边训话。顺着风向听一听，说些什么呢？原来游击队到了顺河集边山沟里活动的这件事，他们已经探到了，也估计到游击队可能要来掏民团，所以，他们也正演习夜战。只是他们估计不到游击队来得这么快，已经到了他们眼皮子底下了！敌人都集合好了，空坪上又无险可据，这该是把敌人一网打尽的大好机会呀！队员们真心头痒痒，腿脚也痒痒了。可是，队长邱江浦挡在最前面，按住大家，不让冲锋。敌人那边已经喊“解散”了，黑影窜动，都朝我们这边来了。最初发现我们的一个家伙正吼问：“什么人？”邱江浦同志一个箭步冲出去，并且喊道：“两人解决一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都象离弦的箭，不是跑到敌人跟前，而是射到敌人跟前。邱江浦同志直奔训话的那家伙，没等对方掏枪，就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顿时，呐喊声、枪声、枪托撞击的铿锵声、敌人挨打中枪的嚎叫枪，搅成一片。午夜之前，游击队胜利地解决了这个反动民团。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养，大家挑的挑，扛的扛，背的背，连夜又返回我们的山林根据地。跑了一夜路，打了一仗，当阳光透过林荫，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睡意来到了每个人的眉梢眼角，可是许多人还不肯去睡觉，一边清点战利品，一边议论着：打仗还是队长老邱有经验，当时如果早冲出去，百米的空旷距离，任凭你行动多么迅速，也不能不暴露在敌人面前，而等敌人解散之后，自己朝我们走过来，这就便于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家谈笑中，小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增长了打游击的见识。

大悟山区的游击战打得痛快淋漓，有的土豪劣绅在鼾声如雷的憩梦中，被游击队捆猪似地捆了起来；有的民团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游击队掏了窠；也打了一些刀对刀，枪对枪的硬仗。战斗中也积累了许多打游击的经验教训，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尤其是在群众中留下了革命的影响。每当打一次土豪，就要搞一次开仓分粮的活动；每一次战斗之后，总是有些青壮年要求参加游击队。当我们离开大悟山区的时候，队伍几经扩大到了一千多人，而且差不多每人都扛上了枪。

五、重建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寒冬将至，为了使我们的队伍有过冬的被服，组织上派我和另外几个同志，从旧饭店返回原则理区革命根据地，设法筹办棉衣被服。

这时，白色恐怖虽然笼罩着鄂东北，但是，革命火种仍遍布于根据地。一些党员、农运干部仍然和农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我们回来之后，落脚在杨四寨东北边的熊家湾。这里有一条被百姓们叫做消食岭的大山岭，蜿蜒直通木兰山尾。这一带山地，是鄂东北盛产棉花的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熊家湾附近有个乡镇叫王家楼，我的父亲就留在王家楼，继续活动。我跟家里联系上了，很快串联了十几个人，其中有好几位高手的成衣匠，我管弹棉花，还有的人负责采买。这一带是产棉区，买皮棉还比较容易，但买布就不大容易了。乡亲们家里的“家机布”，数量有限，不得不到城里、镇上、集上去买。买又不能在一个地方成批地买，弄得显眼了，容易被敌探们发现。幸得群众总是支持我们，所以才能够这里几丈、那里一匹地去购买。材料置办齐了，我们就在香烟冷落的熊家祠堂里，架起几扇大门板，支上几台案子，裁剪的裁剪，弹花的弹花，絮棉的絮棉。裁缝师傅飞针走线，干不上这技术活的就站岗放哨。大家心气格外高，因为这样集中的、也是较大规模的给自己的子弟兵制作被服还是头一回。大家边干边谈笑说“将来革命发展了，队伍多了，一定要开办被服厂。”灰布面、白布里、新花絮套的里外三新棉袄棉裤一批一批做得紧针密线，厚厚敦敦送走了。敌人的狗鼻子嗅到了肉香，发现了我们的活动，调遣民团来“剿”熊家湾。我们的群众耳目甚多，得到情报，立即传信到熊家祠堂。等到敌人扑进熊家祠堂的时候，我们已经沿着消食岭撤走了。

我们想从木兰山去找部队，可是，敌人在黄安、黄陂一带增加了防守，并且听说队伍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只得暂时分散，隐蔽一时，再设法归队。我回到王家楼，我的父亲还在王家楼活动。为了探听队伍的去向，也摸摸敌情，我们父子两人就外出打短工，卖苦力。我们转悠到黄陂一带，听说大悟山里的游击队打土豪，打民团，干得很欢，所以这一带民团防守很紧。

转眼一九二七年过去了，到了旧历年关。我跟父亲商量，不如趁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从消食岭走出去，只要进了木兰山，那就如同鱼进大海，敌人就阻挡不住我们了。我们在焦急着要去找队伍的心情下度过了除夕。

年初一的清早，我家的早饭还没有上桌，忽然听见西北方向朱家冲那边响起了枪声，父亲开门出去打探，一顿饭熟的功夫，乐哈哈地回家报信，说是我们的队伍到了朱家冲，打了凯老四。

反动地主王子历这家伙，是一条漏网之鱼，黄、麻起义失败后，又返回了朱家冲。打凯老四这个老冤家的必然是我们那支队伍。我这么估计着，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那里还顾得着吃饭呢！母亲胡乱地揣给我一双鞋，一百文铜钱，泪流满面地说：“儿呀！快追队伍去吧！”我打开大门，这一下可把我乐坏了，游击队、我的老伙伴们果然回来了。而且带队的不是别人，就是邱江浦，我的好队长、好伙计哩！他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我们也没有什么寒暄，我说：“捉了凯老四？”他说：“娘的，老狐狸，跑了！”我说：“我们一块儿走吧！”他说：“不走了，吴光浩、王树声他们都要回来！”

我归了队，邱江浦同志带领的这支游击队占驻了王家楼。政治风云变幻在当时是十分迅速的，蒋、汪政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不久又发生了矛盾。蒋介石与冯玉祥等军阀之间，又开始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我们的队伍利用这个时机，从大悟山区打回黄、麻一带。这年的春三、四月，吴光浩、王树声等同志率领的游击队、汇集王家楼，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吴光浩同志担任军长，戴克敏同志任党代表。这支工农红军的任务，主要是恢复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重建工农政权，继续实行与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故而在作战方式上采取的是：集中兵力以对抗白军民团，分散活动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适应这样作战的需要，七军未设师旅团营连，而分为几个大队，由王树声、甘竹清、徐海东、邱江浦、赵秩武、陈再道、许世友等同志分别带领各大队，担任大队长。后来，大队发展到九个，徐向前同志为九大队队长。这九个大队都是生龙活虎般的勇猛，而又极为灵活。敌人非常怕我们的游击战术，说我们的行动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因此，他们都据守在黄安、麻城、黄陂等县城里，而广大农村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被破坏了的乡农民协会又得到恢复，同时又扩大政权建设。象我们则理区，从东西到南北，以王家楼为中心，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乡政权则遍及罗家河、乘马岗、杨家河、杨四寨、熊家湾、朱家冲。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又建立起农民武装赤卫队、自卫军，发展群众组织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把一乡一村的群众都组织起来，对付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的民团、还乡团。在这火红一片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里，又开始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并且提出铲除封建土地占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苏维埃政权为农民群众作主，宣布旧日的一切地契、租约、借据统统作废，从地主豪绅家里抄出的一切剥削农民的字据账册，都付之一炬。农民分得土地，插上牌子，眉开眼笑，政治热情、劳动热情都非常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又积极帮助翻身农民进行生产，提倡种麻、种菜、养猪、养鸡，使翻身农民过上温饱的生活。

在根据地里，开展了群众性的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狠狠地打击农村里的旧势力、旧道德和旧风俗。如禁止缠足、穿耳朵，不准纳妾、蓄童养媳、包办婚姻等等。妇女们格外扬眉吐气，象我的妹妹、堂妹们都腰杆挺得直直地出来参加农运，当干部。为适应革命需要、乡里开办冬学，过去我们很多年轻的农民都是两眼一抹黑，斗大字认不下一石，入冬学才开始识了字，学了文化。

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把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则理区县苏维埃成立看守处，专门看管捕捉来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我被调到看守处当看守。看守处并没有固定的什么办事机构，只有一个处长，统管这项工作。处长直接向县苏维埃负责，下边分几个看守所，实际上就是在农民家里匀出一两间房，把捉到的人关押在那里，那里就是一处看守所。当打土豪的战果辉煌的时候，一处看守所就要看守一、二十人。有时候，打土豪的队伍星夜出动，天一亮就把捆绑起来的土豪劣绅，用绳子拴上牵着朝看守所送。苏维埃政权对这些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罪恶较小、民愤不大的人，经过教育，认了罪，具了结，表示不再欺压百姓，愿意遵守法令，一般就不杀、不斗，只叫他们交笔罚款，就可以释放回家，以观后效。这些人当中，大都是财主、阔佬，怕杀头，怕戴高帽子游乡失面子，也甘愿把剥削来的钱掏出来认罚。罚款则是百元、千元至万元不等，一律缴银元，因为银元才便于坚壁。我们曾经用箩筐挑银元，往山里边送。我认为：我们的部队和农运领导者，经过初期农运的锻炼，无论政治、军事，或者经济上，都越来越精，越来越有远见。我们把那些银元坚壁在山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围攻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拿这些钱办了不少事，起了不小作用。

我在看守处呆了几个月，心里老惦着队伍里战友们。我就找王树声、邱江浦他们。我说：“从黄、麻起义之前，我就扛梭镖打土豪，如今成天看着那么几个土豪劣绅，坐着不动，两条腿都得发麻了呵！”后来，领导上又把我调回邱江浦的五大队。

邱江浦同志，自武昌农讲所学习回来之后，到长征之前，英勇牺牲，终年不过三十多岁。他作战极勇敢，富有经验，尤其善于打游击。跟他出击，一晚上跑百把里路是“家常便饭”；跟敌人交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从不手软；行动起来，总是快刀斩乱麻，利索极了，撂倒敌人，缴下枪支子弹，转身就走，很少拖泥带水。因此，敌人很怕他。我想：当时领导上可能是为了轻车熟路好开展活动，所以，我们在邱江浦的带领下，经常活动的地区是麻城四境。而赵秩武的队伍则大半在黄安周围活动，徐海东的队伍活动在黄陂一带。他们都是作战有声威的，当地的百姓熟悉这些人，只要听说是他们的队伍来了，就烧茶送水，欢迎备至。而敌人只要与他们的队伍相遭遇，十之八九不敢交锋，或缴枪，或逃窜。敌人编了一个口碑，意思是不能冒犯这几位。口碑说：“黄安有个赵秩武，麻城有个邱江浦，黄陂有个‘臭豆腐’。”敌人对他们实在是又怕又恨。

当我们在黄、麻地区重建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时候，我们党所领导的河南商城南部的工农武装起义和安徽六安、霍山的工农武装起义，烽火连天。大别山区一片火红，鄂东、豫南、皖西三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构成犄角之势，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闪灼着光芒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六、难忘的反“围剿”作战

毛主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个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我们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产生和发生在这里的四次“围剿”及反“围剿”作战，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间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减少了敌人在鄂豫皖边区的军力，我们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得以乘此有利时机，重建、扩大革命根据地，并且积极出击，一连攻克了霍山、英山、罗田、云梦等好几座县城，驰骋于京汉线以南和皖西北一带。

一九三〇年春，我们攻打新集，连攻不克。这就是一个信息，表明敌人兵力有所增强。果然，蒋、冯、阎之间休战的消息传来。我们议论说：“军阀们狗咬狗的混战暂停了，反动派的黑手又该伸向我们革命根据地了。”领导上估计到形势的变化，密切注意敌情，并且从事迎敌的准备。

情报传来，蒋介石在他的武汉行营之下，专门成立了一个“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果然依仗他在全国范围统治的暂时稳定，一方面大举进犯我们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另方面把屠刀指向鄂豫皖边区。

此时，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已经成立，由郭述申同志担任特委书记。红军也统一了领导，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红一军，由许继慎同志任军长。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严重的局面。

十月间，敌人开始在我们根据地的周围安设据点，逐步向根据地扩进，战争风云密布鄂豫皖边区。我方则以红军为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结合广大群众，“三位一体”组织反“围剿”作战。十一月，我们主动出击，一连打了三个胜仗，胜利地揭开了反“围剿”作战的序幕。这三仗是：上旬猛攻敌人姚家集的据点，予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不得不从这一据点仓皇逃走；下旬，奔袭谢店，打掉了敌夏斗寅进据谢店的全部兵力；月底，又夜袭新洲，全歼敌人的一个混成旅。我们的反“围剿”作战，旗开得胜，大杀了敌人的凶焰，打乱了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的计划。

上述三仗，我参加了打谢店的一仗。我们先是攻黄安，城内守敌有一个师，凭仗比较坚固的城防工事和构成天然防线的护城河，固守城池。我们围城三天，打开了外围工事的铁丝网，但城上炮火密集，无法向城防推进，部队被胶着于黄安城外。此时，敌夏斗寅部十三师的一个团，却正向谢店进发。我军决定撤黄安之围，奔袭谢店。命令一下，大家摩拳擦掌，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谢店。

夏斗寅是我们的老冤家，他原本是麻城东八区的一名土匪头目，早在黄、麻起义前后，他就跟我们工农武装作对，以反共起家，在反动军阀萧耀南手下由旅长晋升为军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的鲜血，成了湖北地方的一名大军阀。因为长期跟我们打仗，对我们的战略战术有过一些研究，也善于运用避重就轻、轻装偷袭等等打法，并且利用封建的所谓江湖义气，在部队里拢络人心，蒙骗兵士为其卖命，故而比一般国民党雇佣军能打、能拼，我们在根据地内外与他交手，吃过不少亏。这回，夏斗寅想拿谢店作据点，在我们心腹之地楔上一颗钉子，我们可不能放任他。这时，夏斗寅的那个团正要进谢店，如果等他安营扎寨以后，我们再去攻打，必然事倍功半；如果，乘他立足未稳，予以打击，就更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所以，我们一离黄安，撒开双脚就一路飞奔，直指谢店。

我们从黄安撤围去打谢店的这种可能性，敌人会估计到；可是，我们行动之神速，敌人是估计不到的，而且最致敌人之命的是“人心向背”。当敌人正在十室九空的谢店村镇上找不到人、翻不到粮食、安不下营的时候，我们猛攻过去。本来敌人就立足未稳，哪里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呢？于是，一个团被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而我们一进去，镇头街巷顿时人来人往，群众也象从天而降，很快就从四野回来，欢迎自己的子弟兵，男女老少分别烧水、煮饭，大锅炒花生，煮鸡蛋。群众用箩筐抬着大花生让我们吃，每个战士口袋里至少被塞进四个煮鸡蛋。俘虏兵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场面，又馋又恼，说百姓们对红军和白军是“两个心眼”。事实确乎如此，百姓拥护红军，爱戴红军，而且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在根据地里已经形成传统。

当敌人全力向我们根据地中心地区“围剿”的时候，也占驻了一些地方，安上他们的据点。可是，对于这些深入我心腹之地的敌人，我们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很少让他们安稳过，坚持展开广泛袭扰，摸敌人的岗哨、割电线、抓舌头，协助部队夺取反攻胜利。我们还到据点里散发传单，开展锄奸活动，瓦解敌人的军心，并且跟踪截击敌人零星外出的人员、马匹和辎重，弄得敌人心惊胆战，行止不安。

当蒋介石的武昌行营“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积极调兵遣将，“围剿”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根据地周围的各路反动民团也麕集到了新集。新集是边区的一个重镇，我们一度攻而末克，它是敌人至为重要的据点。砖石城墙，墙头上可以跑汽车。城上还有炮楼工事，守城之敌与民团加在一起，不下万人。在当时鄂东豫南皖西边境，这样的城镇是数一数二的。故而敌人扼守这个“固若金汤”的重镇，可以出击，也可以驰援其它据点，有如一把刀子插在根据地中心。这次，我们决定了再打新集。

正当我们准备攻打新集的时候，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王明，将张国焘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自封“钦差大臣”，他出于到鄂豫皖根据地夺权的罪恶目的，强行改编军队，撤换将领。将许继慎同志从一军军长的职位上，撤换到红四军担任师长。红四军的军长是邝继勋同志。打新集的任务由红四军担任。

许继慎、邝继勋都是我党的好同志，好将领，许继慎同志能上能下，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只是打新集怎么个打法呢？此时，我们虽然装备得比打游击的时候好得多，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八二迫击炮，但是，我们没有大炮，以前几次打黄安，打新集，攻城不克，与没有大炮轰不开城墙很有关系。现在又面临了攻城问题。领导和群众研究，一致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只能采取爆破一法。但是，我们打了很多年仗，攻坚却比较少。当时，我们已经将城池围住了，如果想不出攻坚的办法，就有“功亏一篑”的可能。大家想来想去，集中的是在爆破这个点子上，集思广义，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就是弄上几口棺材，每个棺材里都塞满炸药，装上引线，送到城墙底下，一点火，还怕炸不开豁口么？送棺材的办法也想好了：挖一个地道，通到城墙底下，棺材送进地道，一声爆炸，不就行了么？

决定了办法，就立即行动。一部分人仍然佯装攻城，吸住敌人的注意力；另一部分人在城墙外，选择地点挖坑道；还有采办人员和群众一起积极采办棺材、炸药。敌人在城上洋洋自得，我们炸城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爆炸力很强的黑色火药，整担地挑到阵地上，抬来了八口大棺材，把火药塞满在棺材里，便成了八个大土炸弹。坑道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敌人防守最弱的一带城墙根下，掘开石头墙基，挖出几个大坑。乘着黑夜，东头猛攻城，炮火连天，西头则悄悄地将八口大棺材埋进坑里。炸城的这天早晨，我们停住了攻城的炮火，前沿阵地上静悄悄地。熬了一夜的敌人在城上歪歪斜斜，躺的躺着，睡的睡着。我们藏在坑道里的几个人，把插在棺材里的引线牵出几丈长，然后把引线点燃，便飞快地跑。

我们全军上下都等候在离城墙十几丈远的地方，看不见引线燃烧的火花，也听不见引线燃烧的吱吱声。大家屏住气息等着，等着。心里着急，脑门上冒汗。忽然，轰隆一声，大地震颤，新集城头浓烟和尘土漫天，砖头石块飞迸，木料抛上半空。我们几千人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冲锋出阵，朝着烟尘烽火起处，铺天盖地飞奔到城下。城墙炸开了一个大豁口，我们冲进去。机枪如同暴雨般的扫射，被炸死炸倒的敌人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又一片。逃命的人呼天唤地，四处乱窜，城楼和敌岗亭、营房着了火，滚滚烟尘夹着辟拍的火星，真是热闹得很。我们杀进城内，敌人全军溃败。当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才发现八口棺材只炸了一口，如果八口都开了花，只怕这一面城墙都会崩塌。

我们打下了新集，拔掉了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为反“围剿”作战除了又一心腹大患。战斗结束之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就设在这里。张国焘被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封为“主席”，掌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兴师动众对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到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我军将其前线总指挥岳维峻生俘，也就以“丢了夫人又折兵”的败局而宣告结束。

活捉岳维峻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作战中，也是一桩脍炙人口的快事。岳维峻在军阀割据的那年头，是河南省督军，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整编三十四师的师长。蒋介石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委派岳维峻充当前线指挥官。在围攻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岳维峻战战兢兢从孝感、花园、小河溪向我根据地推进。三月间进至双桥镇，我们以两个团的兵力，采取前后夹攻。三十团正面攻双桥，三十一团绕到背后，截其后路。

开始的时候，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进攻双桥的三十团，在双桥附近的潘塘捉住了敌人的潜伏哨，由俘虏哨兵带路，摸黑解决了敌人的前哨连，俘虏了连长并从他身上得到了标示敌人兵力布置的地形图。可是，攻打双桥镇的时候，敌人拼命抵抗，炮火纷飞，硝烟弥漫，打得十分激烈，直到刀枪拼刺，短兵相接。武汉反动派还出动三架飞机，在我们头上扔炸弹，为岳维峻助威。(www.xing528.com)

当敌人集中火力于正面反攻的时候，三十一团从镇南敌人的背后猛烈开火。敌人受到了前后夹攻，部署大乱。我们前后一齐加强火力，两支队伍都冲杀向前，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打得大败，飞机也救不了岳维峻全军溃败的下场。败兵企图向孝感逃窜，我军雪崩似地涌过去，截住逃敌，敌军官兵纷纷缴械投降。

此时，前线指挥官岳维峻还在自作聪明，想来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让几个士兵装成轿夫，抬顶轿子诱惑我们。其实，他的诡计哪里骗得了我们呢？轿子抬的“假货”被截住了，躲在一条壕沟里的岳维峻也被我们活捉了。他穿了一身士兵的绿军服，绷在他肥胖敦敦、矮矮矬矬的身躯上，看起来象只汽油桶。脑瓜子刮的青里透白，活象刚出水的猪头。战士和乡亲解押他进镇，他呼哧呼哧一个劲地乞求“长官饶命”。

我军给予这位缴了枪的前线指挥官以优待，他也一再表示愿为我军“效劳”，并且亲自写条子，派副官到他们的花园驻地搬取给养。把蒋介石装备这支反共军队的机枪、被服，运到京汉铁路线的铁道东边，成捆成垛地码好，等我们去取。大家高兴地朝根据地运这批给养，谈笑说：“这是蒋介石‘孝敬’我们红军的。”我军委任岳维峻为独立师师长。这位师长殷勤备至，拿出蒋介石给他的军饷，到武汉买手表，赠送我军指挥员，连长以上干部每人一块，还说这是为了我们作战方便晋献的一点小意思。

正当我们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中俘虏岳维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江西龙岗活捉了张辉瓒，两大胜利遥相呼应，军民格外欢欣鼓舞。岳维峻作为我们鄂豫皖根据地军民第一次反“围剿”生俘的第一个敌军师长，也格外臭名远扬。这个家伙朝秦暮楚，当蒋介石再次发动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时，他又反出了根据地。

我军奋战四个多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三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鄂豫皖边区的第二次“围剿”，并且夸下海口，要于五月份“完全肃清鄂豫皖边区共军”。这一次，蒋介石调派了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

张学良的东北军到了鄂豫皖，人生地不熟，吃了不少哑吧亏。他的一支队伍进据王家楼的头一天，就自作自受，闹了个人仰马翻。

我们鄂东北山区，出产一种油料作物，名叫木梓。木梓皮制成的油叫蓖油，可以做头油、化装品，是出口远销的一种上好原料。去了皮的木梓肉炼的油叫梓油，可供点灯使用。木梓油的色香味与芝麻油相似，但千万不可食用，误吃了木梓油就会上吐下泻，严重的甚至可以致死。正当山区木梓丰收的时候，张学良的一师人来到王家楼。当地家家户户都用大缸大罐装着新炼出来的木梓油。队伍一进乡镇，满鼻子闻到都是麻油香。百姓们又最讲究吃糯米糍粑，家家户户都打得有现成的糍粑。士兵闯入民户，不问三七二十一，就用木梓油炸糍粑。全军上下贪婪地饱餐一顿。入夜，当官的、当兵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上吐下泻的，就象是得了传染病，犯了瘟疫一般。一个师的敌人全都躺倒爬不起来了。当这些家伙猛吃木梓油炸糍粑的时候，百姓们不吭一声，等到他们上吐下泻，死去活来地闹腾的时候，立刻有人跑步往游击队送信。那时候，我们红军队伍也闻讯配合游击队赶到了王家楼，镇子里的敌人东倒西歪，连举枪投降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们收缴了枪，收容了这样一个“病号”师，一个个象软皮油条似地捏都捏不直。满乡镇里也被他们弄得狼藉不堪，气得军民都直骂娘。

我军第二次的反“围剿”作战，总指挥徐向前为首的各级指挥员，发挥了军事才能，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一个月中歼敌六千多人，使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又成败局。敌方采取的是“追剿堵击”的作战方法，以三个师的兵力组成“追剿”部队，进入鄂东，找我主力作战。我主力迅速反击到皖西，打了麻埠，敌人准备逃跑。我们跑步进军独山，出其不意地将驻扎在这一带的准备“堵击”我们的一个团及一个营全部歼灭。敌人的“追剿”部队又追到皖西，我们又对他们北线的“堵击”部队猛然攻袭，使其受到惨重的打击。“追剿”部队追之未及，我们又风驰电掣般地南下，打了黄安、宋埠之间的敌供应线上的据点。指挥员估计到黄安方面的敌人要来援救，预伏了一支部队在途中。果然，敌人出动一个旅前来救援，被我预伏部队兜头一打，一旅敌人伤亡殆尽。我军主力就好比舞龙灯一样，兜着圈子跟敌人较量，打得他们头昏眼花，无所适从，士气低落，不知道会在哪里挨打、葬身。俘虏的官兵说他们自己“追”是送死，“堵”是等死。蒋介石这一次“围剿”，一败涂地，但他反共、反革命之心不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前夕，蒋介石还亲自在武汉布置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委派吉鸿昌为其二十二路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驻防潢川、光山、商城一线。

吉鸿昌河南人，早年在冯玉祥的模范连当学兵，素有爱国心。据传说，冯玉祥有一次对部队讲话，题目是“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冯玉祥说：“二十一条是亡中国的条约，如果实行了，你们在街上遇见他们，他们就可以叫你们趴在地上当板凳，让他们踩，那你们怎么办呢？”年轻的吉鸿昌振臂回答：“报告！我有办法，谁骑在我身上，我就回过头去咬死他！”吉鸿昌作战素以勇猛著称，军中呼为“吉大胆”。我们对吉鸿昌也是早闻其名的。但是，这一次我军跟他打，奇怪的是总是回避我军的锋芒。他指挥下的二十二路军号称三十万，此数既使不实在，他手中掌握的兵力总是数倍于我们的，但他搞了“围剿”潢川，却只拿出一个营，并且是半夜三更，都换上便衣，冒充红军，到了潢川东关。我们在城里鸣枪迎战，他就飞快撤走了。他也曾带队伍扬言要“进剿”皖西金家寨我根据地之重镇，但也只是率领队伍，绕着金家寨兜了一圈，又返回了他们潢川驻地。我军反攻到商城，他却不战而撤，自动离去。尤其令人难解的是，当我们进入商城的时候，阵地上摆着两门炮，从这两门炮的机件完整无缺，且有炮弹在膛的情况看来，不是搁下的，也不会是推不走而甩下的。那么，难道是特意留赠我军的不成？当时，我就想：蒋介石固然是顽固反共，而他手下的将领决不会是铁板一块都跟他一个心眼，其中一定也会有人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的。更何况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有共产党人。所以，我们议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不由得猜想吉鸿昌是不是我们自己人？

在商城，听到一个传说。就在吉鸿昌驻商城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来到新集见张国焘，递交了一封密信。此信是吉鸿昌亲笔所写，来人是吉鸿昌的秘书。信中所说的是吉鸿昌本人想率领部分官兵到我们根据地来，要求与我们合作，抗拒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可是，张国焘拒绝了吉鸿昌的要求，让下书人空手回去了。张国焘为什么拒绝吉鸿昌的正义要求呢？据说，张国焘跟他身边的人商议过这件事。他们认为：吉鸿昌的人多，我们人少，怕人家进根据地以后，“以多压少”，把我们吃掉，所以不答应这样的合作。听了这段传说，联想吉鸿昌将军在潢川、金家寨一再回避与我军交锋，以及商城留下两门大炮的事实，我从心里产生了对吉鸿昌将军的敬仰，对张国焘之流的鄙视。

吉鸿昌率所部退出商城，蒋介石派遣他的绥靖督办李鸣钟带兵逼吉鸿昌于潢川交出兵权，并给吉鸿昌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将吉鸿昌逼离祖国。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作战继续发展。

一九三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在这一巨大胜利的鼓舞下，鄂豫皖红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投入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徐向前同志等指挥员，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于十二月底攻下黄安，歼敌六十九师及反动民团约一万人，活捉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转年开春，又东进于皖西苏家埠地区，浴血奋战，围苏家埠四十八天，歼敌三万多人，以空前大捷，使蒋介石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遭惨败。

我参加了解放黄安的战斗，黄安是鄂东北工农红军诞生地，黄、麻工农武装起义的时候，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流洒在这里，染红了这里的山河。蒋介石调遣赵冠英部六十九师并纠集民团约一万多人，盘据黄安。敌人在黄安外围修筑了完整的外围防御体系，碉堡林立，火力发射点星罗棋布，交通沟纵横交错，还有密密层层的鹿砦。我主力军三个师主功，配合以地方游击队的袭扰，将其外围防御体系基本破坏，迫使赵冠英只得龟缩城内，等待援兵。

我军“围城打援”，一方面将赵冠英围困城内，一方面在麻城与黄安之间和黄陂与黄安之间安下两支队伍，准备对付前来驰援黄安的敌人。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一次、再次击溃了来自麻城、河口、黄陂的敌驰援部队，使敌人的援兵未能靠近黄安一步。围城中赵冠英求援不至，多次企图突围，都被我军一次、再次打了回去。

据情报，黄安城内已濒于弹尽粮绝的地步。围城中的赵冠英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每天求神拜佛，乞求神佛保佑他平安突围。围城外的敌人将各路驰援部队集中起来，猛扑黄安，一度突破了我军阵地。徐向前总指挥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指战员们冒着纷飞的弹雨，雪崩似的朝敌人压过去。红旗挥舞，杀声震天动地，敌我双方短兵相接，刀枪拼刺，铿锵作响，大股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军猛追十五里，逢山越山，逢水涉水，将援救赵冠英之敌彻底击溃。

黄安围城已达二十七昼夜。赵冠英决定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集合城内残兵败将，宣布：突围出城，官升一级，士兵升官；突不出城，城失人亡，企图以此鼓励官兵卖命突围。而他自己偷偷地作好了潜逃准备，叫他的副官穿上他的将官服装，骑上他的高头大马，指挥突围。他自己换上长衫大褂，打扮成百姓的模样，企图混出城去。

赵冠英突围的枪响了，队伍一出南门，就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骑白马的“将军”——赵冠英的“替身”当了俘虏，并且供出了赵冠英的诡计。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逮住了那个穿长衫大褂，满脸烟容的“百姓”。这家伙死气百赖地弯着腰，好象恨不能把脑袋钻进裤裆里去才好。突然，人群中有人吼了一声：“赵瞎子，别装佯了！”这家伙全身打颤，把头一抬，周围的群众异口同声、愤怒地指着那家伙说：“不错，就是他，赵瞎子，烧成灰，我们认得出你！”原来赵冠英是个“独眼龙”，为遮丑，镶了一只死羊眼，百姓们以至他手下的士兵就背地里叫他“赵瞎子”。赵瞎子化装成“百姓”，在他的残部突围的枪声中，东躲西藏，可是游击队和百姓们一下就认出了他的真面目，将他押送到指挥部。

黄安大捷之后，我们红四方面军又挥戈北上，在豫南潢川、商城打了几个胜仗，歼敌近万人，而后又渡淠河，将敌陈调元的五个旅包围在皖西的苏家埠。

苏家埠是敌人作为大规模“围剿”鄂豫皖边区的一个基地。一面临河，其它三面层层铁丝网，防御工事不下于黄安。而敌人也就是凭借着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认为是藏进了“保险箱”。当我们已渡过淠河，逼近苏家埠的时候，他们觉察到有被袭击的可能，也只是连忙缩进“保险箱”。我军以一个团，将陈调元的五个团包围在苏家埠，其余的兵力火速在外围修筑环形工事，并且将这环形的层层工事朝敌人跟前推进，逐步缩小包围圈。同时还在苏家埠对河驻扎一个连，朝着苏家埠码头，筑地堡群，阻挡敌人突围后渡河逃跑。

我军将苏家埠包围了四十八天。最初敌人很神气，不断朝我们放枪，派出零星部队出击。他们放枪，我们不理睬，甚至连头也不抬地挖工事；他们出击，我们就放下铁锨，拿起枪把他们顶了回去。我们的工事修到了敌人的城下面，敌人觉察到有被长时间围困的危险，开始慌慌张张地组织试探性突围。我军又把他们顶了回去。

阵地上空嗡嗡地来了敌人的飞机，先是盘旋侦察，而后俯冲射击，闹腾一阵，我们也没有理睬，它就飞走了。飞机一来，无形中给我军送了情报，说明苏家埠的守敌已经向他们的上级告了急，武汉都出动了救援的飞机，那必定会有援兵在后。总部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敌人可能来援的方向，又十分准确地在苏家埠附近的戚家桥打了一个伏击，把从合肥方面开来的援兵歼灭在戚家桥，而且将援兵总指挥厉武鼎生俘了。

戚家桥与苏家埠相距不远，总部估计到如果戚家桥枪声一响，苏家埠的敌人必然会乘机突围。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们围城的队伍作好准备，迎击突围的敌人。果然，戚家桥的枪声传到苏家埠，陈调元的五个团如同狼奔豕突一般倾巢而出。我们架好的机枪同时开火，对敌人兜头一打，枪声起处，敌人一片一片被撂倒，后边的敌人想退入城防线内，但因为后边涌过来的人太多了，堵住了后路，只得举枪投降。打冲锋的当了俘虏，后边的连忙缩了回去。我军这一次的“围城打援”，由于对敌情的调查分析深入、准确，作战极为顺利。

我军包围苏家埠之后，我被从火线上抽出来搞后勤供给工作。我带领一支小队在苏家埠附近依靠群众打了几户土豪，弄到了不少粮食。我们在做战地粮秣工作的时候，对于敌人的粮秣情报也很重视。特别是在围城作战的时候，敌人手里有多少粮食，关乎其守城时间的长短和突围的动向。

围城将近一个月的光景，有一天围城的战士告诉我说：这两天敌人的飞机老在天上嗡嗡，而且把一包一包的东西朝下扔，今天扔到我们阵地里来了，鼓鼓囔囔的原来是大米和并干。这是个重要情报，表明城里断粮了，如若不是断粮了，何须用飞机来空投呢？我跑到团部驻地的古庙高台阶上朝镇里眺望，果然在那条原来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南北大街上已经变得冷冷清清，只有一群一伙的敌士兵，没精打采，瑟瑟索索地在暮春的阳光下，七横八竖地坐着、躺着。我再仔细一看那镇头的槐树、杨树，在这暮春三月，本应当青翠满头，可是眼下却只有白斑赤裸的枝干在那里摇摆。这些景象证明敌人断了粮，而且已经在吃树皮树叶了。

为了瓦解城中的敌人，我军围城部队在外围的几处高地上对空架起机枪，专门射击敌机。原来神气活现嗡嗡地盘旋在我们头上投弹扫射的敌机，现在忽上忽下，尽力躲开我们，象个没头的苍蝇乱飞。粮食包有的扔到了河里，有的扔到我们阵地里。战士们把敌机驱跑了以后，就蜂拥着去捡“洋捞”，还跟我们开玩笑说：“蒋介石为筹粮队服务来了！”我们部队的粮食充足，再加上敌人的空投就更敷余了，可是领导上指示我们一定要节约用粮。

城中的敌人得不到粮食，当兵的饿得象兔子一样，偷出据点，到地里弄野菜，摘麻叶。当我们的伙房抬出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到阵地上一喊：“开饭啰！”竟有不怕挨打的敌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奔了过来，向我们讨饭吃。在围城中，这么一大批饥肠辘辘，豁出命来找饭吃的士兵，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则已经到了逼敌就范的时候了。我军适时地采取“政治攻势，凡出来向我们要饭的，都让他们饱餐一顿，不打枪，不抓人。这样一来，有的下级军官也偷着出来，羞羞惭惭地向我们要饭吃。经过我们的说服教育，一个连长答应回去“做工作”，领导上让他捎去一封信，给他们的长官。因为城中还有一些百姓，我军让敌方首先将百姓放出来，敌人果然接受了这个条件，百姓们一出敌城防，我军立即大锅煮饭，让大家先吃个饱，而后安置在镇外。此时，敌人已经山穷水尽，军心动摇，无法支持下去了。在围城的第四十八天，就按照我方的命令，打出白旗，放下武器投降了。

与苏家埠北连的青山、韩摆渡，也早被王树声同志等所率部队围困，苏家埠敌人投降之后，青山、韩摆渡也传来捷报。我军攻克苏家埠、青山、韩摆渡，歼灭大量的敌人，缴获大批枪支子弹，又得了三门大炮，还击落敌机一架，我军大捷，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遭到惨败。战斗结束后，蒋军俘虏连营十里，其中很多士兵要求留在我军队伍中，但张国焘指示对俘虏兵一个不留，发放俘虏渡淠河，放了三天三夜。

王家俊绘

敌人不甘心失败。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之后，又集结了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又向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扩展为六个师，五万多人，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多县的红色根据地的政权，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红军自身的战斗素质已大大提高，又有坚强后盾和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军民斗志十分高昂，如果指导路线正确，粉碎敌人这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个机会主义者却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苏家埠一仗获胜，张国焘就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的时候了。”他胡乱估计，说什么国民党只有七个主力师，中央苏区可以搞掉他两个，鄂豫皖搞掉他两个，剩下三个师，“围剿”还算个什么？陈昌浩在新集作报告，也叫嚷：“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势力占优势，我们去包围敌人，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张国焘对新的、更加严重的“围剿”的到来毫无准备，这就成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根子。

当时，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徐向前同志提出：“红军已经连续苦战了七个月，应予休整，并认真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可是，张国焘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错误决定红军主力进攻麻城。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下，我随红十师参加了进攻麻城的战斗。虽然出发前部队没有得到休整，前一阶段连续作战的疲劳没有得到恢复，但是，一声出发作战的命令下来，全军上下仍然斗志昂扬，一鼓作气便打到了麻城外围，攻占了牛头山、白果镇等几个阵地。但敌人凭坚固守，一连十几天战斗无进展。我主力被吸住在麻城外围，不能速战速决，主力失去了主动，反而给予了敌人部署“围攻”的时间。当敌人猛攻黄安、七里坪一带根据地的时候，张国焘慌了手脚，急急忙忙下令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相反地却命令红军仓促应战。我们从麻城跑步，转战七里坪，一夜之间跑了二百多里，天刚亮赶到七里坪，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马上与敌人接火。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直到与敌人刀对刀，枪对枪地反复展开肉搏，这样浴血奋战了几天几夜，终于歼灭敌人陈继承部五千余人。

张国焘这个人只要一见部队打了胜仗就头脑发热。七里坪战役消灭了五千多敌人，他就吹嘘起来，说：“不管国民党动员多少军队，都不堪我军一击。”张国焘不分析客观形势，不分析敌情，单凭着红军的英勇善战，又指挥部队转战黄梅、新洲、广济、英山、商城一带，打了几个胜仗，又东进打河口，围着根据地跟敌人拼杀，打回七里坪，象“走马灯”似地打了一圈。在张国焘这样的错误战略方针指挥下，当我主力转战豫南、皖西之际，根据地已损失六分之五。不仅丢掉了黄安、霍邱、英山等县城，连老根据地的新集、七里坪、金家寨等城镇也失陷。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又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从“左”倾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信心。

在这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在十师三十团当排长。我们的十师在这次作战中消灭了敌人的十师，创了红军十师消灭白军十师的战功。我们十师的三个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二团，通过实战的锻炼，各具特长，三十团能守，三十二团能攻，二十九团善于摸敌人，有“夜老虎”之称。七里坪战役之后，我们曾北进经新集、商城。我带一个排在飞鸡山咀，掩护全军和地方干部，等队伍和干部都走完以后，我们跑步上山。这座飞鸡山高达十里，因为形势紧张，敌人的飞机大炮轰鸣，我们必须占领制高点，扼制敌人，不然我们将付出很大牺牲。所以我们不顾一切地飞奔上山。占领山头之后，我只觉得胸部疼痛，汗流如雨。接着一股腥甜之味涌出咽喉，不能自禁地大口大口喷吐鲜血。大家不知怎么办，给了我一只脸盆，我想说：“大家不要管我，准备战斗！”可是，嗓子里的血不断地、大量地涌出，我只勉强地和血吐出“射击！”两个字。战友们明白我的意思，更明白形势的一发千钧，不容迟缓，大家就拼命阻击敌人。我的血一口一口地吐着。仗着全排几十个人的英勇和百发百中的枪法，阻击了敌人，完成了掩护任务。撤出阵地的时候，战友们要抬我，要搀扶我，我说：“不用啦，敌人还没有消灭，我垮不了！”我把咀边的血擦了擦，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就跟随大家离开了飞鸡山，跟上了我们的大队伍。行军作战，也不可能休息，更得不到治疗，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似乎也没有想到吃药治疗上边去。一直到全国解放之后，领导和战友们知道我有个吐血的病根，每年总要吐几次，非得要我进医院去诊治，这才发现我的肺部已有两个空洞。在战争年月里，仗着一股革命劲头，挺过了十几年岁月。

十月中旬，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才畈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张国焘竭力散布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言论，说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红军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内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等等。他在发表这番悲观失望言论的同时，又眯着眼睛，摇晃着身子，赌咒发誓表示决不离开根据地，一定要在根据地周围打游击，保卫根据地。

黄才畈会议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张国焘发誓要保卫根据地的当天晚上，张国焘命令我们部队轻装，连煮饭的大口行军锅也叫砸掉。真是“破釜沉舟”了。天未拂晓，张国焘又下令，命令我们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近三万人西下广水。

我们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转至外线。当时，我们都以为在京汉路西活动一个时期，就会转回根据地。可是，张国焘仓皇失措，一意孤行，迫使我们西入四川，丢下鄂豫皖根据地不管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遭到失败。

我们的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乘机闯入我根据地，肆意践踏我根据地，疯狂烧杀我父老兄弟。鄂豫皖边境、大别山区沉浸在血泊之中。我的父母、兄弟侄辈十三位亲属，在这一时期横遭残杀。整个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牺牲。

但是，蒋介石的疯狂“围剿”和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没都有能够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我们英勇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胜利入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影响。留在鄂豫皖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组织了红二十八军，顽强地坚持斗争。后来这支红军先于我们长征至陕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合为西北红军，与一、二、四方面军汇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于吴起镇。

七、我所见到的张国焘

张国焘是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前，就已经在党内犯了许多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他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执行右倾投降路线，反对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身为起义的前委委员，反对起义，进行干扰破坏。党对他进行教育，而他一面作假检讨，一面背地里捣鬼。那几年，党内路线斗争迭起，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相继又是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统治。“立三路线”破产的时候，王明反党集团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和“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上了台。对于张国焘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来说，正是混水摸鱼、东山再起的好时机，故而他一面写悔过书，蒙混过关，一面写文章，公开亮相，为王明抬轿子、吹喇叭，杀气腾腾，为王明路线保镖，获得王明的赏识，便以“钦差大臣”自居，携带他的亲信陈昌浩，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如瘟神之降临，给我们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完全断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一进鄂豫皖根据地，首先就是篡夺领导权。他下车伊始，就凶相毕露，指手划脚地大骂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诬蔑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并且胡说：“党苏维埃和红军隐藏着许多危机”，必须实行“改造”。与此同时，他就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召开会议，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会议上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并且自任书记兼军委主席。在党内外都毫无声望可言的陈昌浩，因为是他带进鄂豫皖边区的一名亲信，也由他封为中央分局常委，迈出了篡夺领导大权的第一步。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一九二七年黄、麻工农武装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根据地从鄂东到豫南，延伸到皖西北，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口，由于土地革命的日益深入，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大别山区一片火红。从黄、麻起义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不断壮大，当时的红军已有两万多人，还有一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几年来，根据地的军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仅两次反“围剿”作战，就歼灭敌人正规军近两万人。

面对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工作的企图，特委的曾中生等同志加以严正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竟利用职权，给曾中生等同志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

张国焘处心积虑地要“改造”红四军的领导，先是利用红军的合编，将原红一军许继慎同志放到红四军为师长，委邝继勋同志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同志虽然也是张国焘带到鄂豫皖边区来的，但不是他的亲信，而且反对他的错误作为，因此遭到他的忌恨，在撤销曾中生同志军政委职务的同时，撤销了邝继勋同志四军军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接任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

借口“肃反”排斥异己，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张国焘阴谋篡权的重要罪恶手段。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坚强革命者。这些同志坚持正确路线，抵制错误路线，对敌斗争不畏艰险，为建立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张国焘篡夺领导权，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大障碍，故而张国焘对这些领导同志必欲置之于死地。回忆起张国焘迫害许继慎同志的情景，尽管事隔四十多年，我的内心仍充满了悲愤之情。

这件事发生于张国焘在光山附近的百雀园，亲自出马主持“大肃反”之前。红四军攻打黄梅、广济，在曹家河歼敌一个旅，又在洗马畈一带连战连捷的时候，张国焘又是写信、又是拍电报，命令我们速返曹家河。许继慎同志奉命先行，我们的部队后到。

曹家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绑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如此毒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呢，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声中，几个唯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的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

多少人的心都无法平静，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如此处死许继慎同志。来自张国焘那一伙的流言蜚语、诬陷之辞，给许继慎同志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说许继慎是什么“AB团”，我们土生土长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战士，不懂什么叫“AB团”。散布流言蜚语的人说：“AB团”是外国话翻过来的，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动团体；在我们中国的“AB团”就是蒋介石派进来的特务。这些诬陷不实之词，骗不了我们这些与许继慎同志同生死、共患难的红军战士。

许继慎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自红军统一改编为红一军之后，直到张国焘窜来鄂豫皖边区之前，他一直担任军长职务。我正式参加工农红军，就在他的部下当兵。每次作战，他都是亲临火线，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敌人的炮弹在他身边落地开花，尘土飞溅他一身，他常常是抖也不抖，在鄂东北、豫南、皖西的许多战场上，都洒有他的鲜血。右胳膊中了枪弹，鲜血直涌，就用左手指挥我们冲锋；左手挂了花，就用右手举枪。有时候，卫生兵一边给他包扎伤口，他却神态自若地执行指挥任务。他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无畏精神教育着我们，也使我们为他担过不少心，捏过不少汗。许继慎同志为人也是光明磊落。就是张国焘借口改编红军、把他从军长调为师长以后，他也没有说过二话，与新上任的邝继勋军长团结战斗，打下新集之后又转战根据地内外。就在这曹家河上，他也刚刚歼灭了敌人一个旅，立下了功劳。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怎么会在瞬息之间成了什么“AB团”呢？

张国焘一伙并不因为已将许继慎同志惨杀而罢手，他们继续造谣，说什么在新集捉住了蒋介石派来的一名细作，张主席亲自审问，据供认，系蒋介石从南京派来与许继慎联络的“AB团”情报员。此人携来了南京政府给许继慎的委任状、约许继慎“反水”，给予他五个县作酬劳，还从此人身上搜出了多少多少块银元，就是蒋介石致送的“安抚费”。如此这般，讲得活灵活现。可是，我们这些深知许继慎同志的战士，对这些谣言都嗤之以鼻。单说多少块银元的“安抚费”，能装满一畚箕吧，那细作能都捆绑在身上么？只是在张国焘军阀加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下，我们也都敢怒而不敢言地暂时隐忍着。

许继慎同志惨死之后，紧接着便在河南光山百雀园由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大肃反”。当然，当时对于混进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肃反，这是必要的，而张国焘则完全是别有用心，造谣诬陷，夸大敌情，颠倒敌我关系，把矛头指向红四军，指向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干部。

张国焘信口雌黄，捏造红四军中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组织”和“全盘反革命计划”；污蔑红四军南下攻克浠水、罗田、广济的作战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纵恿”，符合了“反革命”的企图，并以此为借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继许继慎同志之后，又有周维炯、熊受暄等许多优秀指战员，被张国焘罗织的“反革命”罪名，杀害于百雀园，造成无可补偿的、极其令人痛心的损失。

张国焘极力制造假左真右的反动舆论进行煽动，胡说什么“AB团”、“第三党”、“改组派”已经“包办”了我们的党团组织；污蔑黄、麻等县委组织的常委“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甚至夸大说“皖西反革命之多，几乎各级机关都充满了反革命”……。他这样画上圈圈、定下调调之后，就采取逼、供、信的方式，用严刑拷打、灌辣椒水等等残酷手段，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成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被关进保密局。如曹学楷、戴克敏等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相继被杀害。至于知识分子，则普遍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一一清洗。

张国焘还卑鄙地采取特务手段，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去为他侦察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弄得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而为张国焘当过侦察的年轻人，也常常忽然失踪，成了张国焘杀人灭口的牺牲品。

这个“肃反”从红四军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到地方党团组织、政权机关和工会等群众组织，造成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把根据地里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当时，我在百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我才不过是个班长，也成了“俎上之肉”。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五个或十几个一批，由张国焘所豢养的那些彪形大汉来传呼，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领导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就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在百雀园的荒郊。张国焘手下有一支行刑队，专门杀戮革命者，仅在百雀园一地就杀了好几百人，如果不为了跟敌人作战，张国焘是恨不能将我们根据地军民斩尽杀绝的。

张国焘亲自主持的这个“大肃反”，大屠杀，从河南光山百雀园一直搞到根据地的新集。张国焘整人越多，越发怀疑一切；杀人越多，越发杀红了眼。后来他竟然下令，在新集城外挖了两个大坑，先是掩埋被杀者的尸体，后来发展到活埋。原来人烟稠密，市井也比较繁荣的新集，被张国焘祸害得极其萧疏。入夜，路上就没有行人，单身独个不敢出城，因为掩埋死人的大坑，埋的人太多，抛尸露骨招来了成百上千的狼和野狗。这些野兽吃红了眼，见了人就扑上前来，张口便咬，实在令人毛发悚然，悲愤莫名。

张国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勾当，起到了蒋介石起不到的作用，他的滔天罪恶引起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愤慨。据传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惨遭迫害时，怒斥张国焘说：“你才是反革命！”蒙冤受屈的革命者、无辜群众，从监禁他们的地方多次暴动。据传说：张国焘曾在新集一座庙里关押了五十多人，半夜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的一个人带头冲出来朝集外跑，并且边跑边呼喊：“这里是反革命杀害革命者！请大家来营救！”张国焘派人追捕，在城外打起来了。在根据地里出现了“官逼民反”的反常事态。张国焘谎报军情，诬蔑鄂豫皖边区有“土匪”活动，把个好端端的革命根据地搅得乌烟瘴气。

张国焘出于篡夺党、政、军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假“肃反”之名推行“扩大化”的反动政策，杀人如麻。事隔经年，群众为遭害者在新集城外的两个埋人的大土坑上修建一座宝塔，定名为白骨塔，后来又题名星火桥。这是革命者沉冤的见证，也是张国焘滔天罪行的见证。

张国焘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伪装“左派”，本质是极右的。他打着革命的旗号来反革命，用“左”的面目出现，用关门主义来帮助阶级敌人。把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驱赶到革命阵线之外。

我们鄂豫皖边区，早在一九二七年秋就较广泛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发生过偏差，但很快就克服了。在党的领导下，几百万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横扫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民群众政治热情高涨，积极支援前线，保卫红色政权。这是我们革命根据地红军与红色政权发展与巩固的最坚定、最深厚的基础。这些胜利成果，张国焘一概加以否定，硬要睁眼说瞎话，诬蔑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地主、富农吞噬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从而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且作出“左”倾的划分阶级的政策，把中农推到富农一边加以排斥；把略有一些耕地和农具，除了租佃地主的土地之外，自己也有几亩园子的佃农当作富裕中农，乃至定为富农，加以打击。甚至把一无所有，靠给地主土豪抬轿子为生的轿工，当“狗腿子”治。结果，搞乱了阶级阵线，不仅侵犯了中农利益，而且连贫农也反了。张国焘的黑手所及，对土地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在经济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也是按王明的“左”倾路线办事，在经济上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打击中小工商业者。致使商人不敢到根据地里做买卖，造成物资供应的困难，市面上没有盐卖，部队吃盐也极缺。在政治上则实行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除农民和城市下层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都受到排斥打击，搞得根据地里人心惶惶，人口外流，一片萧条景象。

张国焘以王明的“钦差大臣”姿态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带来了三个干部；一个是他的亲信陈昌浩，另外一个是邝继勋，还有一个大家称之为刘主任。后来，只有一个陈昌浩对他言听计从，邝继勋同志和刘主任都因为跟他意见不合，乃至反对他的所作所为，便先后遭了他的毒手。

邝继勋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率部于四川射洪咀起义，成立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在川东梁山一带打游击。后来又到鄂西一带，随同贺龙同志转战洪湖。是一位经过对敌斗争严峻考验的优秀指挥员。当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的时候，邝继勋同志担任红四军军长。自第一次攻打新集开始，邝继勋同志与徐向前、王树声、许继慎等其他指挥员团结一致，打了许多胜仗，深为指战员所敬服。但是邝继勋同志与张国焘总闹矛盾，经常争吵，故而被张国焘撤职。撤离根据地的时候，在枣阳、新集一带打仗，事实上是张国焘自己瞎指挥，使战斗失利，而阴险毒辣的张国焘不仅不检查自己，不承担责任，却反而将责任推在邝继勋同志身上，当我们越过京汉线西进入川、打开通江以后，张国焘以为站稳了脚根，又打出“肃反”的旗号，故伎重演，给邝继勋同志罗织了种种罪名，加以迫害。我记得部队到红口的时候，邝继勋同志长须垢面，形同犯人一样走在队伍后边，可是，离开红口的时候就不见邝继勋了。以后也就再没有见到他。因为，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和邝继勋同志一起，枪林弹雨中度过几个春秋，所以我惦念着这位勇敢无私的指挥员，我总设法探听他的下落。后来才听说，就是在红口那个地方，一个月黑之夜，张国焘密令他手下的人，用绳子将邝继勋同志勒死，弃尸红口郊外。

张国焘手中没有真理，不敢明辩是非，惯用阴谋手段对付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当我们红四方面军西进四川的时候，我在二六四团负责军需供给工作，打开仪陇，供给处设在仪陇县东的草庙场。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因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枪支、弹药、服装、粮食都即将启运到通江去，所以都堆放在一楼，我和供给处的几个同志也就住在一楼，看守这些物资，二楼全部空着。一天下午，陈昌浩派警卫员通知我要借用二楼。可是，直到天都黑了也不见用房子的人过来，我让值班人员以外的同志睡觉，我自己一边清点物资，一边候着门。大约是夜间十点钟光景，响起了急促的扣门声，值班人员开了门，从油灯的暗淡光照下，我看见是陈昌浩领着一伙人，簇拥着一个穿军服的、生面的中年人上了二楼。我心里纳闷，这是干什么呢？不象接待客人，也不象是抓的俘虏。一会儿就从二楼传出了吼叫声，而且吼得一声高于一声，象是审问那个中年的陌生人，又象是向那个人逼供，吼叫的人们老是重复地叫嚷：“你说不说？”其中有陈昌浩的声音。回答的也是一句话：“现在不说，到中央去说！”这声音很陌生。因为楼上的声响很大，楼下睡觉的人都被吵醒了。楼上仍然是一声高、一声低地问：“你说不说？”。“现在不说，到中央去说。”僵持了一阵之后，便传出了打人的声音，边打边问：“你说不说，说不说？”挨打的仍坚持“到中央去说。”随后鞭打声与吼叫声交作。一阵紧似一阵的鞭打声，夹杂着被打人的痛苦呻吟，使人听了很不好受。

陈昌浩一伙，在楼上折腾了一夜。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把一个似乎都已经僵硬了的、军衣破碎的人拖下楼来，拖出门去。同志们眼睛尖的看见了被拖走的人不是敌人，不是俘虏，而是前不久从中央来的一位参谋长。这件事使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张国焘、陈昌浩这伙人，为什么在黑夜里干这样的勾当呢？后来听说。这位参谋长来自党中央，他到了我们当中，知道了张国焘倒行逆施的许多劣迹，故而为张国焘所不容。为了杀人灭口，终于将这位参谋长活活打死。

张国焘罪行累累。他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政治原则的错误，断送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又断送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一系列分裂红军、破坏中国革命的严重罪行。

八、得而复失的川陕根据地

我们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行进。为摆脱敌人的尾追，从卫水河穿过。河水不深，但是盘旋曲折，我们就涉水而行，弯弯曲曲走了一夜。我边走边数，整整过了七十二道弯。走出卫水原计划到襄樊一带去会合贺龙同志的队伍，因敌人已威胁到襄阳、樊城、我们只好向汉水方向西行。

一路上不断与敌人遭遇，一路大打小打，打到汉水东岸，已经入冬了。堤岸边，浅滩处都已经结起了亮晶晶的冰凌。透过蒙胧的月色，可以依稀地看到对岸的树影。河面很宽，凭眼力估计，河面宽度足有二、三里之广。河心水流很急，波涛象猛兽在吼叫，浪头一个接一个向下游冲去。水面上不见桥梁，水边也不见船只。我们必须渡过汉水，不然后边的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背水而战，对我们很不利。过河，怎么过法呢？大家抗着嗖嗖的北风，在岸边默默地徘徊。

“同志们！经过侦察，要过汉水，就只有这个地方能够蹚过去！”这是徐向前总指挥的声音，他那又高又瘦削的身影出现在我们旁边不远的地方，他用手在咀边挡着风，大声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总指挥：“蹚过去！蹬过去吧！”“对！蹚过去！把敌人甩在后面！大家跟我来！”徐总指挥英雄气壮地呼唤着，并且带头跳进水中，沿岸水边的冰层咔嚓作响，接着是副总指挥王树声、政委李先念等许多指挥员的声音：“同志们！咱们涉水竞赛啰！”咔嚓咔嚓的破冰声、呼唤声，压住了波涛的吼声。李政委、王副指挥都下去了，张国焘也跳下去了。我们大家也忙着脱衣的脱衣，扎伤口的扎伤口，毫不迟疑地下到水里，跟上了指挥员们。担架队的同志们把担架捆了又捆，捆牢实了就把伤员抬上去，几个人把担架顶在头上，涉水前进。我吸了一口气，一咬牙就下了水，水冷得咬人。无数半截的黑呼呼的人影在水中艰难的摇晃，无数无畏的红军指战员在与滚滚的汉水搏斗。我意识到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也是胜利与失败的搏斗。刺骨的寒风，锋锐如小钢刀的冰凌，汹涌的波涛，无法形容的透心寒冷，都不能征服我们这些钢筋铁骨的红军战士。不少人倒在水中，可是一猛子，又在下边几公尺的地方冒出了水面，继续涉水登上了对岸。

“红军的意志坚如钢，哪怕惊涛和骇浪。……”岸上响起了雄伟的歌声。我们战胜了汉水，到达了对岸。为了让冻僵的身体快点暖和过来，大家跑步前进到汉水西边的一个小镇。每个人身上都挂着许多冰凌，衣裳结了冰，头发上结了冰，整个身子外表都裹上亮晶的冰，简直成了玻璃人。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熬着跟涉冰河差不多的奇寒倒在街头，倒在房檐下。我们不想打扰老乡们，老乡们发现了我们，问清我们是夜涉汉水过来的红军，看到我们冰冻的一身和被冰凌划破还在淌血或结着血丝的腿脚，连忙抱来许多柴草，为我们烧起火堆，让我们烤衣取暖。老大爷、老大娘都啧啧称赞说：“在汉水边住了一辈子，可从来没有见过十冬腊月涉水过江的！也只有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才能这样做。”

天尚未明，我们烤干了衣裳，也算休息了几个钟头，又踏着灰蒙蒙的晓色，继续西行。我们顽强勇敢地夜涉汉水，使敌人赶到之后，也只能望汉水而兴叹，无可奈何我们了。

过了汉水，秦岭又横在我们面前了，挡住我们的去路。秦岭高达海拔四千多公尺，峰峦插入云端。我们过秦岭已是数九隆冬时候。部队来到西麓的中家沟，这里地薄人稀，群众生活极为贫困。我们断了粮，而又无法筹买，老乡们想帮助我们也无能为力。这地方只盛产柿子，家家户户都在房顶上晒着许多柿并干，乡亲们把柿饼干拿来给我们充饥，刚吃一顿，倒也很甜，一连吃了几顿，很多同志就呕吐腹泻，也就不敢再吃了，宁可空着肚子。越岭的这天，又赶上天气恶劣，雨雪交飞，冷风刺骨。大家腹中空空，衣衫单薄，但一个个咬紧牙关，挺身前进。我们在饥寒交迫中，走这秦岭的一百二十里崎岖陡峭的山道。翻山越岭，步履艰难，还没有走上蜀道，我们已经提前尝到了“难于上青天”的滋味。

过了秦岭，又面临大巴山。不过，过大巴山之前，在乡亲们热情支援下，我们不仅吃了饭、又筹到了一点粮食。略事休整后，大家又抖擞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大巴山巍峨重叠，象一条沉睡的巨龙，横卧在川陕交界。四川是“天府之国”，但是，这时的四川在地方军阀刘存厚、田颂尧、刘湘、杨森等人的分裂割据下，混战连年不绝，劳苦群众遭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变时起，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一九二八年党在万源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一九二九年邝继勋同志率部于射洪咀起义，成立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一九三一年党又在梁山领导农民起义，开辟了梁山、达县、开江三县交界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入川的前一年——一九三二年八月，张逸民领导升钟寺起义，发展了两千多人的红色游击队。党的影响，革命斗争的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我们一到大巴山，北麓各村的人们便扶老携幼，敲锣打鼓，挥着红红绿绿的小纸旗来迎接我们。在人民群众的鼓励、支持下，我们以两天两夜的时间，以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龙腾虎跃的旺盛精力，上山七十里，山顶七十里，下山七十里，翻过了这二百一十里的险峻大巴山，征服了入川的第一道天险。

入川以后，我们趁军阀们互争地盘、田颂尧在成都方向参加混战的机会，打开了通江、南江、巴中。田颂尧一看老窝要被掏了，急忙赶回来，如受伤的野兽，向我们反扑。我们立足未稳，又失掉了通江、南江、巴中，并且被田颂尧的川军挤进一条山沟里。但我军指战员临危不惧，遇险而不乱阵，勇敢地冲出了山沟，才化险为夷。不过田颂尧也大伤了元气。

我军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有利战机，并且抓紧与地方党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汇合成一股革命的巨流。王维舟同志率领的川东游击军突破敌人封锁和重重险阻，在南坝场、黄金口、普光寺一带和我军胜利会师。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指挥红军主力分兵数路，夺取宣汉、达县，川东游击军紧密配合，打得刘存厚失魂落魄。刘存厚在宣汉经营了多年的兵工厂落到了我们手中，储备了三年的粮食、弹药，全部装备了我军。为了把兵工厂搬到通江后山去开工生产，几万群众参加搬运兵工厂的机器物资。从宣汉到通江的大路小路上，日夜人来人往，沿路到处都设起了民伕招待站。红军有了自己的兵工厂，造机械的是机械厂，制炸弹的是炸弹厂。炸弹厂制造的马尾手榴弹杀伤力还蛮大，战士都很爱使用。

打倒了刘存厚以后，群众革命热情更为高涨。召开群众大会，一号召参军，年轻小伙子纷纷报名；刚设一个参加红军报名处，一下就报了好几百人。有的老汉领着儿子、带着侄子，要求红军都收下；有的弟兄三个，三个同时报名；很多报名的人，扛着刀，举着矛从百十里外赶到报名站。“扩红”的热潮真是令人感动。我们的一个通讯员出外办事，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十几个小伙子，非要求通讯员“引荐”不可。一个“扩红”大会就编起了一个军。川东游击军奉命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举行成立大会的那天，二十万群众参加庆祝，宣汉城张灯结彩，鞭炮不绝，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三夜。

四川军阀中的巨头刘湘，在蒋介石的驱使下，策动大小军阀部队一百多个团，向我们发动六路围攻，都被我们所粉碎。刘湘被我们拖得精疲力竭，最后我们攻破了敌人结合部——南天门险要阵地，敌廖雨辰的两个师被打得大败，刘湘的独立旅被我军歼灭。接着又突破了杨森、李家钰的结合部。我军分路出击，各路敌军纷纷逃窜，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仅兰草渡、黄木椏一战就俘敌万余人，把刘湘经营二十年的家当涤荡而光。我们八十八师誉满全军的“夜老虎团”——二六五团打刘湘，夜战龙坪，消灭刘湘一个旅，旅长作了刀下鬼；夜袭毛坝场，又歼灭了一个旅部和四个团，另外还有三个团被击溃，缴获武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仅敌人准备过年的腊肉就有三万多斤，还有肥皂、香烟、糖果，都“慰劳”了我们军民。

我们反攻老官场、冯三场、草庙场，一直打到达县，道经仪陇。仪陇是朱德同志的家乡，共产党、红军和朱总司令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极为热情地接待我们，踊跃参军，积极支援红军。我们还受到朱总司令亲属的亲切接待，并且还在总司令家里住下，聆听了许多有关总司令闹革命的故事，并知道就在当时当地总司令的两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指战员都受到很大教育。

我们斗志旺盛、军威整饬，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等城镇，直抵汉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歼敌，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色根据地里，我们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从事生产劳动，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插上了旗子，眉开眼笑，开始了新的生活。群众更是全力支援我们，妇女们组织起来帮助战士搞好内务，做军鞋，看护伤病员；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慰问军属；许多地方成立或扩充了游击队、独立营、独立团，豪迈地自称是红军的“别动队”。军民联合展开宣传活动，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宣讲“土地法”、“劳动法”，还有“共产党的十大纲领”等等。根据地里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可是，罪恶的机会主义、死不改悔的张国焘又故伎重演，不仅破坏了川陕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而且使红军在根据地的发展受到阻碍，直到最后丢弃了这片苏区，导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得而复失。

张国焘出自篡夺领导权的罪恶野心，又一次借口“肃反”，有计划地将张逸民等中共四川省委派到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诬陷为“蒋介石特务”，几乎全部杀光。继而又在红四方面军内发动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章等同志，对曾经在党内、军内反对过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好同志，进行了疯狂报复和阴谋陷害。又以“右派首领”、“改组派”等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等同志，长期监禁，横加迫害，以达到张国焘个人大权独揽，实行军阀主义的独裁统治的目的。

张国焘还搞了许多极“左”的东西，不要群众，不要统一战线，不讲政策，严重破坏了党、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自从红军入川，特别是与王维舟同志的川东游击队会合，开辟了川陕根据地之后，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从山南海北奔赴川东川北，奔赴根据地。我还记得，根据地里来了许多男男女女，穿长袍短套的，穿大襟对襟袄的，穿裙子的都有，甚至还有穿少数民族服装的，那真是八方云集，共举红旗，人心齐向革命。可是，张国焘嘀咕这个，疑心那个，搞了一套形“左”而实右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等东西，“整”这些人，以“审干”、“肃反”等名目，杀了很多人，强令一些人离开根据地。象有的青年学生、教员们，豁出性命，越过千山万水，闯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好不容易才进了根据地，怎么能又走回头路？又怎么能回得去？可是，张国焘不顾一切，将这些人逼上绝境，造成极大牺牲。

在军民关系上，张国焘也不是从政治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是用枪杆子威胁群众，甚至随便打人、骂人、杀人，用歪门邪道去凌驾地方党和群众组织。军阀主义、惩办主义和恐吓、暗害等等手段都统统用上了。在四川这样一个军阀纷争的地方，他不讲策略，不要统一战线，只讲一个“斗”字，一律讲打。我们入川会合川东游击队，打垮了刘存厚、刘湘、杨森等军阀之后，跟我们交过手的田颂尧有所畏惧，加之刘湘又压他。田、刘等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大，田颂尧想投靠红军彻底打垮刘湘，这是应该利用的矛盾；而田颂尧又找上门来，派遣了一名参谋来找张国焘，协商合作共讨刘湘。可是，张国焘不仅不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采取统战政策去分化敌人，反而用打黑枪的卑鄙手段，枪杀来使，以至于把田颂尧驱赶到刘湘一边，参加了刘湘策划的对我军的所谓“六路围剿”。当时，我们驻扎在得胜山。田颂尧的“求和使者”就是住在我们三十军的军部，我记得他住了很长时间，张国焘也不断找他谈话。一天吃完晚饭之后，我，还有别的一位干部，陪着这个参谋散步，溜躂到得胜山脚下，突然“吱”地一声，一颗子弹从后边飞来，从那个参谋脖子后边划过去，我们都吃惊地“哎哟”一声，那参谋手捂着脖子，鲜血从手指缝里渗出来。这是什么名堂呢？走在我们身后的人，也就是那个奉命打黑枪的人，还装模作样地“道歉”，说什么：“对不起，枪走火了！”我从一、二十岁起就扛枪，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走火”。其实，也就这天晚上，张国焘下令杀掉了田颂尧的参谋。

张国焘胡作非为，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极大不满和反对。张国焘又诬蔑根据地里有土匪，又带着人马在根据地里“剿匪”，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机会主义者既怕根据地里的革命人民群众，更怕根据地外的敌人。敌人的六路“围剿”，在我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下，已经粉碎，但是，张国焘却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破了胆。加之，红一方面军已经开始了长征，他就认为川陕根据地将会成为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重点，于是又准备一次西逃，又发展了退却逃跑主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继续长征。红军从遵义地区西进，原计划于四川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不执行命令，仍然玩弄阴谋，企图继续西逃，造成既成事实，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又经历了几番波折，最后，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一方面军，并共同北上。

在西渡嘉陵江的问题上，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映出两种心思、两种作法、两种不同的结果。以徐向前总指挥、李先念政委和王树声等为首的四方面军绝大多数的指战员，赤胆忠心执行渡江计划，千方百计进行渡江准备，赢得了西渡嘉陵江的胜利，赢得了与一方面军的懋功会师。而相反的是张国焘，心怀西逃分裂党和红军的鬼胎，利用西渡嘉陵江的时机，实行大搬家的政策，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对党对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又犯下了一次严重罪行。

嘉陵江是四川省内的四大江河之一，江宽水深，奔流湍急。敌人凭借天险，阻挡我军西渡，沿江又修筑了许多江防工事，并且掠走了船只，弄不走的也已击沉烧毁。总指挥部毅然决定自己动手造船，以突然的奇袭打过江去。

造船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军健儿怀着打过江去的火热愿望，在没有船厂、没有船坞、也没有工具材料的情况下，找到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山高林密的塔子山，白手起家，如期造出了七十只船，还有三座竹扎便桥，以供渡江时后续部队及时跟上突击部队之用。

此时，嘉陵江东岸，一部分健儿隐蔽在山林中造船，川陕苏区人民热情支持，老船工自带着干粮，背负工具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赶来参加；青壮年们从数百里外运来干材干料；乡亲们省下点灯、油漆嫁妆的桐油送来，支援红军造船。情景之热烈，感人肺腑。与造船同时，另一部分健儿在嘉陵江左侧东河，大练水师。指挥员们细致周详地安排了渡江的作战布署。全军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备，选择了苍溪塔子山下游强渡，并以两个师兵力投入渡江战斗。经过激烈战斗、我军上下不惜牺牲，于三月十九日，胜利渡过了嘉陵江。

在渡江之前，张国焘指挥他的手下对根据地大肆破坏，把粮食烧了一部分，来不及烧的都泼上大粪。张国焘之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

大军强渡嘉陵江之后，又乘胜横扫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剑阁、昭化、梓潼、彰明等十多个城填，歼敌十二个团，策应了中央红军。六月到达川西的懋功地区，翻过夹金山，在山腰搭上许多营棚，怀着胜利的豪情，等候一方面军前来会师。

（陈珍整理）

【注释】

[1]本文系肖永正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回顾五十年的战斗历程》的前八章。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