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0月间，中日开始和议谈判的接触，有关日本觊觎台湾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引起国人的警惕。11月14日，负责南洋防务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未雨绸缪，致电李鸿章，询问日本索台传闻的真伪，强调绝不可割台。他主要从台湾的物产之丰，战略地位之重来立论，代表了时人对割台问题的基本认识。他指出，台湾物产富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若割让给日本，如虎之傅翼，则不论水师运船，自北至南，皆为日本所挟制，中国将永无安枕，更无自强之日。[56]次年2月，李鸿章进京请训之际，清廷中枢讨论授予李鸿章让地之权，确立“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原则，割台之说更是甚嚣尘上。张之洞一面指示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请拒日割台，一面亲自电奏不可割台。2月28日，张之洞奏称：“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为精华，地广物蕃，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入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张之洞还提出把台湾抵押给英国，允许英国在台开矿一二十年，换取英国保护台湾。[57]3月2日，唐景崧电奏道：“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然我控之为要，敌据之为害。欲固南洋，必先保台，台若不保，南洋永远不能安枕。且治台者，倘能稍假便宜，略宽文法，不惜资本，广利源，实属可富可强之地——外人所以垂涎也。近日海外纷传，倭必攻台。又闻将开和议，倭必索台。明知谣传无据，朝廷亦断不肯许人，无如台民惊愤，浮议哗然，深恐视台如汉之视珠厓者，百端谕解，莫释群疑。微臣职在守土，倭如攻台，战事死生以之；倭如索台，和款非能预议，而一岛关南洋全局，唯有沥陈利害，上备先事之运筹，下慰愚民之惶恐。”[58]
此时，不少知晓谈判内情的京官，上书抗言，请朝廷坚拒割地。3月3日，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徐世昌等八人，联署上奏，认为不可迁就日人巨额赔款的要求，尤其不可割地，一旦割地，不但永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当时人们注意到日人对台湾、奉天两地的企图。[59]黄邵箕等人特别就从形势、规制、物产、民情等方面，条陈割台万不可行：“倭人所垂涎者，台湾也。台湾……论形势，则我先朝所经营，以屏南服；论规制，则我皇上所增廓，以控重瀛；论物产，则赋税有逾于边省；论民情，则输将几埒于常供：何罪何辜，而论为异域？”[60]3月10日，丁立钧等人再度联名上书，反对割地求和，称割地之例一开，列强见而竞起，寻机挑衅，坐辟封疆，“一举而弃一省，窃恐二十三省之地不足供封长蛇之荐食”[61]。
马关谈判时刻牵动国人，台民尤为紧张。当停战条件公布，闻知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澎。台民既惊且愤，担心日军将全力攻台，纷纷请唐景崧代奏，表拒割台：“谓北停战，台独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台，台民何辜，致遭歧视！向臣林绅维源环问，谓战则俱战，停则俱停，众口怨咨，一时军、民、工、商无不失望，义勇尤哗。”[62]台民为义愤所激，万众一心，声言与日本“誓不两立”。[63]4月14日，唐景崧再电“赔兵费、通商则可，与土地则不可”。[64]京官们则以为停战不及台澎，与先前确定的“以散地易要地”策略有关，担心朝廷有弃台之意，再度申言台不可弃。4月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奏，要求朝廷严令李鸿章，争取全面停战，不可中日人攻台之计。他指出南北地位皆重，台湾关系江浙闽广得失，不可视为“散地”。[65]4月8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亦上书，指出台湾地大物博，财富甲于天下，乃中国富强之资，且战略地位极重，一旦落入日人之手，后患无穷。他请求光绪皇帝严厉驳斥割台之议，并电饬李鸿章与日人订约，“将南北一律停战，以免台民涂炭之忧，以饵中国无穷之患”[66]。
日本正式提出割地要求后，京官上书拒和更是络绎不绝。4月15日，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人，联名上书，对条约的内容表示极度的失望：“战而亡者，不过数城之地，今议和之所弃者，且数倍于兹矣……战而费者不过数千万之款，今议和之所损者又数倍于兹矣。”这样的条约，“失国体，失人心，堕军实，长寇志”。他们进而提出撤换使臣，速筹军饷，重振军威，博采洋员条陈，坚定以战求和的决心等六条建议。[67]同日，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上奏：“无台湾则闽浙渐失其屏蔽，无辽东则京师撤其藩篱”，割地即无以立国。他注意到台湾之民义愤激烈，请唐抚代奏拒割台，指出这更见人心固结，“宜抚之而不宜失之”[68]。4月16日，吏科给事中褚成博上折亦称，台湾所关不仅台地一隅，台民誓死固守，不肯服属岛夷，朝廷若不迎合台民之望，置之度外，不予保全，“恐四海生灵，从茲解体。民心一去，国谁与守？”[69]同日，江西监察御史王鹏运更警告，若割台予日，将引发列强瓜分，“日朘月削，披枝伤心，不出十余年，恐欲为小朝廷而不可得”。[70]据统计，自李鸿章进京请训到《马关条约》签订，上书谏阻割台的官员有30余人20余件次。[71]这些上书使得清廷在割地问题上更加犹豫不决，不敢轻易接受。但清廷既已无再战之心，在日人的威胁下，接受了屈辱条款。
在台湾，割台的消息立刻引发了一场民众请愿运动。割台当日，唐景崧得到张之洞通知，忙去电清廷确认，并请借助英、俄保辽、台。清廷回电，称为保京师，不得已割台，而且“台无接济，一拂其请，彼必全力进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令唐景崧开导台民，“勿违旨意”，“免滋事端，致碍大局”。[72]该电用词生硬，“并无一语抚恤”，经唐景崧转谕，台民大失所望，“哭声震天”。[73]台北民众鸣锣罢市，聚集于抚署，向唐母与唐景崧哭诉，请其固守台湾，设法保台。[74]同时，电告台南、台中绅士，迅速形成全台的抗争运动。台民通过各种途径，向清廷表达拒和割台的决心和要求。唐景崧频繁电奏，时常一日数电，在所有的电奏中，唐景崧是最多的。[75]签订条约次日，即4月18日，丘逢甲领衔全台绅民电奏，表示誓与台共存亡：“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76]绅民向唐景崧递交血书，表明“誓不服倭”的决心：“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要求朝廷将删除割地条款，否则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77]台湾绅民首领俞明震、丘逢甲电告翁同龢，“字字血泪”。[78]唐景崧除了为台民代奏，还与闽浙、两江、山东等地的督抚一道，上奏朝廷，展期再议和约条款。[79](www.xing528.com)
此时正值会试之期，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听闻马关和议的噩耗，纷纷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呼吁拒约再战，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其间，台籍的官员叶题雁和举人们的上书，率先被都察院代奏，4月25日当日便被呈递慈禧，成为“公车上书”的先声。[80]折中表示：“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强勉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81]该折还就清廷对割台问题的解释做了反驳。清廷开导台民的谕旨中，称为保京师，不得已舍台，且若拒日要求，日必攻台，残害台民，而割台后，台民还可内迁，劝全台绅民“勿得逞忿一时，致罹惨害”。[82]叶题雁等人则指出：“或谓朝廷不忍台民罹于锋镝，为此不得已之举。然倭人仇视吾民，此后必遭荼毒。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或又谓徙民内地尚可生全。然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田园庐舍，谁能挈之而奔？纵使孑身内渡，而数千里户口又将何地以处之？此台民所以万死不愿一生者也。”他们还警告，地无轻重之分，若弃台民于倭寇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83]。
台湾绅民民气激昂，引起朝议纷纭。各省举人目睹“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84]《申报》注意到：“乃台人共怀愤激，不甘让于倭人，东省人民不闻有伏阙上书，显陈利害，岂朝廷待民之心有厚薄耶？抑人民之气节有不同耶？”[85]浙江举人钱汝雯等也奏道：“现闻台湾之民罢市聚哭，群情汹汹，不肯附倭。彼之所谓乱民，我之所谓义士也。澎湖之陷，绅民死事惨烈。今能不畏凶威，虽奉朝命，仍与之抗，可谓大义炳于寰区，方将旌之以徇于国，岂可抑勒之，束缚之，驱而纳诸水火之中乎？”[86]在轰轰烈烈的拒和谏诤运动中，官员、举人上书反对割台的理由，除了台地的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厚等，更强调台民忠义，割台恐将失去民心。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言：“台湾之民，闻有此议，人情汹汹，愤不可遏。若果弃之，是失民心也。民心一失，何可复收？”[87]他们批驳为保京师而割台的主张。侍郎会章奏言：“京师与台湾孰重？与金、复、海、盖孰重？割之所以保京师也。夫京师重而台湾、金、复、海、盖皆轻，此言诚是也。但恐此端一启，各国生心，假使再有兵端……驯至版图尽弃，而独留京师一隅之地，其足以立国乎？”[88]兵部主事方家澍等人则直言，空言主战或主和实际无补于事，关键在于清廷是否下定决心迁都再战：“窥见今日之局，主战者徒争空名，主和者亦贾实祸。盖不迁都而战，是为孤注一掷；不迁都而和，是为鸩脯充饥。”他们指出，朝廷急于和议，是为避免京城陷于倭寇之手，但此番和议条件，为“中国开辟以来所未闻，五大洲各国所未有”，危害更大，眼下明智之举，唯有以定策迁都诏示天下，使倭寇无从要挟，可惜王公大臣不敢直言迁都再战。他们还就儒家思想中“春秋之义，天子无出”的观点做了解释，认为“无出者，天下之大，随天子所往，无所谓出也”，故而迁都再战并不违背礼制。[89]
在万众声讨中，不少人还认为，战而失地或可接受，不战而弃地，则万难接受。工部主事喻兆藩等人便奏称：“台湾现未失守，非金、复、海、盖所可同。”[90]文廷式则奏言：“夫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若朝廷隐弃之而不言，奸臣巧割之而不恤，四方之人，谁不解体，不独各国环起之可虑。”[91]梁启超等人奏称：“今辽边失守，我师败衄未能恢复，无可如何。若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山海峻险，其硝黄、樟脑、材木、米粟及煤铁、五金之矿，饶绝海外，西人计之，以为整顿可得五万万。其人民千余万众，自圣祖仁皇帝开辟以来，涵濡煦覆，沐浴圣化，近二十年，升为行省，锄启山林，教化番众，上劳庙谟，下糜巨帑，亦既渐有条理，炳焉与内地同风；岂可未闻败失，遽甘弃捐？远闻台民闻有弃台之说，莫不痛心号踊，回首面内，悲怨大呼，谓黔首千万，莫非赤子，何忍一旦弃之夷狄？此诚天下所悲悯者也。皇上为之父母，闻其呼号，其忍终弃数千万无辜之赤子乎？”要求朝廷“严饬李鸿章订正和约，勿割台湾”[92]。他们在割台问题上观点，与台民不愿拱手弃台的决心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民间报章舆论也因台民的义愤哀号而转变态度。当时最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曾一度为清廷割让台湾辩解，但听到台民的抗争后，意识到割地问题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台湾一地的战略地位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土地上人民的感情：“诚以割地一事，不独失土，抑且失财失民为害最钜。”[93]而所谓轻重缓急之事，其实自在人心：“在草野人民何知轻重，然其心之所发，若有不约而同者，然后知轻重之故，自在人心，不必远而求者也。”[94]
从3月13日到5月15日，来自官员、举人的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给统治者造成很大的压力。[95]清廷给李鸿章电旨：“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96]光绪帝谈到台民意欲死守台湾时，叹言“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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