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本《史记》《汉书》用字异文研究成果

用字習慣有個人用字習慣和時代用字習慣之分。就個人用字習慣而言，不同的人在記録同一義項時往往會選用不同的字，《容齋三筆》卷第十“六經用字”條：“‘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眡、薧、鱻、齍、辠、、㮚、斞、閷、簭’等字他經皆不然。”[1]文章的類型、作者的語言文字修養以及個人用字習慣都會造成用字的不同。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2]。深厚的古文修養和大量的游歷經驗，使得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非常注意語言文字的運用。對前代文獻他自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在整齊前代文獻的過程中，司馬氏有意將古奥難懂的文字改换成當時通俗易懂的文字。並且吸收了許多游歷過程中接收的民間口語用字到《史記》的寫作中。與之相比，生活在東漢初期的班固，從小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是一名古文經學家。“古文家言詳於訓詁，窮聲音文字之原”[3]。所以，班固在引用《史記》中的相關内容時，就對某些字進行了更改。

古今用字習慣不同，洪适：“盖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4]時代不同，記録某一義項的習用字也會有所不同。對於漢字的時代性，曾良指出：“漢字在一個個詞相對應的時候，在古代和現代既有相同，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我們用今天的漢字體系去理解古人的漢字體系，往往會出錯……這説明文字體系在不同的時代可能是不同的系統。”[5]裘錫圭將古今用字習慣的不同稱之爲古今“用字方法”不同，他在《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根據》中说：“我們所説的用字方法，指人們記録語言時用哪一個字來表示哪一個詞的習慣。用字習慣從古到今有不少變化。有很多和後代不同的古代用字方法，是後人所知道的，通常在字典里就有記載……但是如果某種已經被後人遺忘的古代用字方法，在某種或某些古書中（通常衹是在古書的某一或某些篇章語句中）還保留着，就會給讀這些古書的人造成很難克服的困難。”[6]在一定時期内，記録同一個義項的不同文字中，通常有一個字處於主導地位，裘錫圭將其稱爲習用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用字習慣，習用字會隨著時間和地域的變化而有所不同。西漢和東漢之間相距二百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些義項的習用字會發生變化。當時代用字發生變化時，班固在引用《史記》的過程中就會受到影響，從而將司馬遷的用字改成東漢時代的習用字。(www.xing528.com)

所以，從個人用字習慣和時代用字習慣看景祐本《史記》《漢書》用字異文的産生會有四種可能：一是司馬遷用社會習用字而班固用個性字；二是司馬遷用個性字而班固用社會習用字；三是司馬遷和班固都用個性字；四是司馬遷和班固都用社會習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