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本《史记》《汉书》异文研究

對《史記》和《漢書》進行比較，東漢時就已出現，如王充《論衡·超奇篇》：“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但是，最早涉及《史記》《漢書》用字比較的，還要以晋代張輔的《名士優劣論》爲開端。張氏對兩書進行了四個方面的比較，即煩省、取材、史識和文采，側重於文字煩省的比較，以文字的多少作爲評價優劣的標準，總體傾向是尊《史》抑《漢》。之後，楊泉《物理論》、袁宏《後漢紀》、葛洪《抱樸子内篇》、傅玄《意林》、范曄《後漢書·班固傳》等，都談到了《史記》和《漢書》的比較。但這些論述多是零散地從思想上、體例上和敘事上對兩書進行總體的宏觀評價，没有細緻的對比分析。

從南北朝到唐代，論及《史記》《漢書》比較的有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劉知幾《史通》、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等。其中，劉知幾《史通》對兩書的異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側重於比較二者的敘事特色和體例上的問題。劉氏對《史記》的敘事深爲不滿，總體上是褒《漢》貶《史》，他的這種論述對後世的影響很大。總之，這個階段的《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延續的是晋代的方式，研究者側重於主觀上的感受，對一些思想上、體例上和敘事上的明顯差别和較大問題已有所論述，但深入細緻的分析還没有出現，特别是詳細比勘兩書在文字上的異同還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宋元時期《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的最大成就是奠定了馬班比較學，將單純的優劣論發展爲系統的異同比較。宋代的兩書對比研究多見於史評、文集、類書和目録書中，重在書法、體例上的比較。宋代討論班馬異同的有黄履翁、鄭樵、邵博、吕祖謙、陳傅良、魏了翁、倪思、朱熹、楊萬里、羅璧、王若虚、凌約言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出現了研究《史記》《漢書》文字異同的專著，如倪思《班馬異同》、婁機《班馬字類》、李曾伯《班馬字類補遺》等，它們皆“參合兩書，證其異同”。其中，倪思《班馬異同》重在考察文字的異同，從字、詞、句三方面對《史記》和《漢書》重合的部分進行比勘對照，通過考兩書文字異同以見其得失。但是，倪思的比勘并不全面，衹收録了三十五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班馬異同》三十五卷……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皆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删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别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在這裏，倪思已經涉及兩書的異文分析，但未展開詳細論述。婁機《班馬字類》按四聲編排《史記》《漢書》中出現的古字、僻字，每字下引用原注，在訓詁考證、辨别聲音和假借通假方面有詳細研究。李曾伯《班馬字類補遺》所做的工作是對婁機《班馬字類》進行了兩個方面的補遺：一是將原有其字而注未盡者前加補遺二字，補注五百六十餘條；二是將原無其字者作爲補遺附在各韻之後，增加一千二百三十九字。

明朝《史記》《漢書》比較研究重在文學角度上的比較，如王鏊《震擇長語》、茅坤《茅鹿門集》、焦竑《焦氏筆乘》等都有所論述。此外，凌稚隆《漢書評林》中的評語，往往也涉及對《史記》的評述，是研究班馬異同的重要材料。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考察兩書文字異同的專著，如許相卿《史漢方駕》。這是一部在倪思《班馬異同》基礎上編寫的評點性質的書，也衹有三十五篇。它改進了《班馬異同》的敘述體例，將《史記》《漢書》並列，條例更清晰，傾向於揚馬抑班。歸有光對《史記》《漢書》在文字上的異同也做了比較，没有判斷孰優孰劣，類似於文字校勘。凌稚隆對倪思、劉辰翁的《班馬異同評》追加評論，寫成《史漢異同補評》一書。此外，孫鑛《補訂班馬異同》十二卷也是對倪思《班馬異同》的補充，没有加評語。

清代考據之風盛行，這也影響到了《史記》《漢書》的比較研究，致使這一時期研究班馬異同的文章明顯增多，發表專著的有楊于果《史記箋論》、楊琪光《史漢求是》、周中孚《補班馬異同》，專題評論的有蔣中和《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二《馬班異同議》、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一五《班馬異同辨》、沈德潛《歸愚文集》卷三《史漢異同得失辨》、浦起龍《釀蜜集》卷二《班馬異同》、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中《班馬異同辨》、邱逢年《史記闡要·班馬優劣》、熊士鵬《鵠山小隱文集》卷二《班馬異同論》、汪之昌《青學齋集》卷一六《馬班異同得失考》等。此外，間接論及《史記》《漢書》比較的有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再答蒼略書》、顧炎武《日知録》、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札記》、章學誠《文史通義》、王筠《史記校》、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梁玉繩《史記志疑》等。其中，趙翼《廿二史札記》中使用的條目，如“史漢不同處”“漢書移置史記文”“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漢書增傳”等都涉及《史記》和《漢書》用字的比較。(www.xing528.com)

民國時期，對《史記》《漢書》進行對比研究的有梁啟超、劉咸炘、吕思勉、朱自清、鄭鶴聲、李景星等人。其中，鄭鶴聲《史漢研究》對之前的《史記》《漢書》研究進行了匯集，論述了兩書的敘事特色。該書第三章《史漢比較》，對兩書篇目異同和文字異同都做了簡略的比較，指出“《漢書》雖大致採用《史記》原文，然其間亦頗有損益之處，或取伶俐赞入傳，或另取新材，大同小異，固非一端”[11]，同時指出“《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12]。李景星《四史評議》中的《漢書評議》，也往往與《史記》的相關篇目進行對比。

1949年以後，研究《史記》《漢書》異同的有吴福助、徐復觀、季洛生、施丁、徐朔方、蘇淵雷、何炳泉、施人豪、白壽彝和朴宰雨等人。其中，施丁的《馬班異同三論》從歷史編纂、史學思想和歷史文學三個角度對《史記》和《漢書》進行了比較研究，是《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史上的力作。徐朔方的《史漢論稿》重在微觀比較，對兩書的史學性和文學性有比較準確的評價，對其中重要傳紀的文字、段落異同都做了比較。該書分爲上、下兩編，上編比較兩書異同的史料價值，下編重在文字異同的比較。朴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雖然是從文學的角度比較兩書編著體例上的異同，但在第二章“《史》《漢》總體比較”中作者對《漢書》襲用《史記》的情况做了詳細的分析，這對我們查找《史記》《漢書》中的用字異文有很大幫助。

明確且有意識地從異文角度對《史記》《漢書》用字進行比較研究，是從當代開始的，迄今爲止已有六篇碩士論文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王海平《〈史記〉〈漢書〉異文研究》[13]是最早的比較系統地對《史記》和《漢書》中的異文現象進行研究的論文。它從異文的表現形式、異文産生的原因和異文在語文學科諸方面的運用三個方面對《史記》和《漢書》中的異文進行研究。該文的優點是對兩書異文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不足之處在於没有對兩書中的各類異文數量進行統計，衹是舉例性質地列出相關的異文材料，容易讓人懷疑作者是否有達到“近乎窮盡性對比”的研究目的。丁致中《〈史記〉〈漢書〉校讀札記》[14]從校勘學的角度研究兩書異文，“通過查找内證、旁證，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並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對《史》《漢》部分異文做詳細考證，斷定二者是非”。並且對通行中華書局本《史記》《漢書》中存在的標點誤用情况進行辨正。該文的長處是對部分異文現象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校勘，不足之處有二：一是體例不夠明晰。作者在行文過程中没有分類敘述，將標點誤用、文字誤用和脱文、衍文混合在一起研究。二是對有些異文的是非判定稍嫌牽強，如【思/之】都是句尾語氣助詞，無實義，作者僅憑“之”與上下文一致就判定“思”之非，難以讓人信服。因爲不能排除《史記》用“思”是爲了追求行文用字的變化性。鄧曉艷《〈史記〉〈漢書〉校讀札記》[15]從語法學、文字學兩個角度分析兩書中的單字異文，然後從語法學的角度分析句式、詞序、虚詞和賓語的有無。在具體的敘述過程中也衹是舉例性地列舉了一些異文組，没有對所有的異文情况進行統計，也没有對異文本身所體現出來的用字規律進行總結。鄒維一《〈史記〉〈漢書〉異文考述》[16]從異文産生的角度分兩類研究兩書中的異文，一是因表述不同産生的異文，二是流傳過程中産生的異文。另外，該文還着重對“七”和“十”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對某些異文産生的原因進行了比較細緻的研究，缺點是没有對各類異文産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而衹是涉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田俊桀《〈史記〉〈漢書〉虚詞異文比較研究》[17]采用分析比較的方法，首先從語法的角度，將兩書異文中的虚詞分爲七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和歎詞。然後從《漢書》省略了的《史記》中的虚詞和《史記》《漢書》用了不同的虚詞兩個角度來分析這七類虚詞。總結了虚詞異文的運用特點，分析了異文産生的原因。該文的優點是對兩書異文中的虚詞進行了細緻研究，不足之處是在舉例性的分析各類虚詞異文的基礎上就得出兩條結論。第一條結論是“《漢書》往往省略《史記》中的虚詞，這説明了《漢書》用語經濟，簡潔整飾，敘事明晰的寫作特點”。我們認爲這個結論缺乏説服力，因爲該文没有統計《漢書》繼承《史記》虚詞的數量和《漢書》省略《史記》虚詞的數量，僅憑作者舉出的幾個例子衹能説明《漢書》有省略《史記》虚詞的現象存在，不能作爲證明《漢書》用語簡潔的證據。第二條結論是“《漢書》往往用比較莊重古奥的字替换《史記》中的在當時較口語化的字”。我們認爲這個結論的不妥之處在於没有對兩書異文做全盤分析。例如作者指出的“《史記》‘弗’，《漢書》作‘不’”的例子就不具有説服力，因爲也有《史記》作“不”，《漢書》作“弗”的異文存在。李娟《〈史記〉〈漢書〉異文的訓詁價值研究》[18]主要從文字學、詞匯學和語法學三個角度研究異文在訓詁上的價值。該文的長處是對文字學和詞匯學上的異文進行了比較細緻的分類研究，不足之處是流於舉例，没有對兩書異文的特點進行科學的歸納和總結。

綜上所述，《史記》和《漢書》的用字現象，特别是其中的“異文”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但由於異文本身的複雜性，前賢時彦的研究要麽僅限於指出異文現象的存在，要麽止於舉例性質的分類列舉。暫時還没有見到以兩書中的所有異文爲研究對象，從漢字職用學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出現。再者，現有的《史記》《漢書》異文研究所據版本多爲中華書局本，利用中華書局本得出的異文與本書所據景祐本得出的異文互有異同，景祐本的用字更爲接近漢代的用字。有感於此，本書以漢字職用學理論爲指導，對景祐本《史記》和《漢書》中的全部用字異文進行研究，分析每組異文的字詞關係、字際關係以及異文産生的原因，形成用字異文表，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景祐本《史記》《漢書》的用字特點和用字變化的規律，同時用具體的數據統計去論證“《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