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宗法制度的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宗法制度不同于政治制度，但是，我们研究西周的政治，首先必须搞清楚宗法制度。因为当时经济上的土地占有制也好，政治上的长子继承、分封制也好，礼制上的嫡庶制也好，无不与宗法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什么是宗法制度？顾名思义，所谓宗，据《说文》解释“宗”字谓：“尊祖庙也，从宀从示。”许氏认为“宗”的“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整个字形代表祖庙，含有一族人所尊之义。《礼记·大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因而，称作宗法制度的“宗法”乃是一种宗庙之法，必然与宗庙制度、祖先崇拜、血缘关系、尊卑制度有关。宗法既是与血缘关系有关，所以，它起源很早。考商之世，尚无像西周那样的宗庙制的昭穆序列，而是所有先王几乎都立有尊庙，存而不毁，凡有子继承王统的，死后即祀于大庙，亦即“大宗”；无子继承王统的，虽系嫡长子，也归入小庙，即为“小宗”。所以，殷墟卜辞中之大宗、小宗，与周人具有严格嫡庶规定的所谓大小宗意义是不同的。商时兄弟的权位差别不大，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而周人的兄弟间严格分别嫡庶长幼，“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人新创的继承法是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和宗法制度。

周人为什么创立这种嫡长子继承和宗法制度呢？这是为了防止贵族之间对于王位、财产的争夺。例如商人自中丁以下曾有九世之乱，这种争夺对贵族阶级是很不利的。所以，极需要制定一种严格的传统法，以防止其争端。而宗法制之兴起，正救此弊。

西周的宗法制，过去人的解释，多根据《礼记》、《仪礼》中下面几段文字：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礼记·丧服小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礼记·大传》）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传》）

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仪礼·丧服》）

上面的引文均为历代讲西周宗法者所本。我们可以试将其中心问题，也就是宗法制的特点提出来，加以分析、讨论。

第一，嫡庶长幼的严格区分：西周宗法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对嫡庶长幼的区别极为严格，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联系的。在远古原始社会时期，财产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氏族长有权指挥全族的人共同劳动生产、共同抵御异族的侵袭，财产自然是全氏族所公有。到氏族制的末期，氏族财产虽然基本上还是公有，但氏族长私自占有或享受的部分，较一般氏族成员多起来，他们的权力逐渐加大，于是氏族贵族阶层便逐渐出现了。

阶级与私有出现后，财产的分配与职位的继承，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重大问题。为了弭止氏族贵族间的内部矛盾，当权的贵族阶级于是改造了旧的氏族血缘组织，使之为他们分配政权和财权服务。如商代前期的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后期就变成嫡长子继承。这些宗法原则，都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实行“兄终弟及”继统的商代前期，大概已有嫡庶区别的萌芽。因为从卜辞的祀典上看，商代虽然是一夫一妻制，而实质却是一夫多妻制，每个帝王大都只有一个法定配偶，同时还有一个乃至无数个非法定的配偶。所以，每个王的儿子数目可能很多，但从商的世系上看，兄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二人，最多不过四人。这种现象只能认为每个王的儿子纵然很多，但未必都有继承权，而是只有法定配偶所生之子，才有资格按照兄终弟及的次序继承王位，庶妾所生之子可能没有这种权利。这就是说，这时已有嫡庶的区别，王国维谓“商人无嫡庶之别”[1047]是不对的。到了商代末期，康丁以下五世，更进一步逐渐废弃兄终弟及，而过渡到嫡长子继承制度。

周族在开国以前，尚处在氏族制度的末期，氏族首领职位，也如商代一样，实行“兄终弟及”。如周太王去世，他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都不肯继承，于是再传位第三子季历；周文王舍其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武王崩，其弟周公旦继立，这种兄弟相及，也是沿用旧的宗法传统。周公旦在位期间，制礼作乐，为了减少贵族之间的矛盾，抑制兄弟之间的争端，正式规定王位只能由嫡长子一人继承，其余子则分封在外，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种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比商代实行已久的兄终弟及，更能起到调息兄弟间矛盾的作用。这种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使政治上一人独尊的专治的政治制度更加巩固了。

第二，大宗、宗子的崇高地位：宗法制度中之大宗、小宗，历来为儒家所聚讼，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理解。不过由于族群繁衍，大宗分出的小宗中又有小宗，越分越细，使人目迷五色耳。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别子就是有别于长支的旁支，与长支长子分别，故名为“别子”。因为自他开始分出来独立为一家之长，所以他也成了他的后代子孙之始祖。这一支的嫡长子（继别者）成了他这一支的“大宗”，大宗又称“宗子”[1048]。嫡长子的诸弟（继祢者），则为“小宗”。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结合宗法看就更清楚了。如各诸侯国君的嫡长子是第二世的国君，国君之弟，受封为卿大夫，成了这一分支之祖，即“别子为祖”。别子之嫡长子，世世代代继承下去，所以说“继别为宗”，这个宗是“大宗”。整个说来，最高、最早的只有一个最大的大宗，其后的大小宗俱宗事之。每个小宗自身又成为继别的宗的大宗，包有其下的许多小宗。如此推衍下去，层层相因，成为一错综而有系统的宗法形式的政治组织。

大宗、宗子在宗族中地位之尊，远远超过其他同族人，不仅高于庶子、小宗，甚至高于其他诸嫡子。《礼记·内则》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大宗的崇高地位，是从远古逐渐建立起来的。原始氏族流行的对祖先的祭祀，即祖先崇拜，本为团结本氏族的工具之一，到阶级社会，隆重的祭祀祖先活动，也同样被看作是国家中最重要的大事，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所在之地——宗庙，自然就成了同族人精神上共同尊崇的中心。统治者更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氏族血缘组织的祭祀活动，建立起唯我独尊的社会地位。(www.xing528.com)

祭祀的功用表面是为了尊祖敬宗，实际上是使一部分人的地位高出另一部分人之上。照宗法制度的规定，不是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祭其祖先的。大小宗的区别之制定，其意义就在于此。在祭统上继祢者祭祢，继祖者祭祖，继曾祖者祭曾祖，继高祖者祭高祖。这是四小宗，各有其所宗、所祭的固定对象，凡非其所继，皆不得祭。例如继曾祖和继祢的便无权祭高祖，继祖、继祢的便无权祭曾祖，继祢的不能祭祖，不继祢的次子便不能祭祢，此是小宗所宗，继始祖才称为大宗。始祖只有嫡长子一系列的宗子有祭祀权，其余无论是小宗或庶子，都无权祭始祖。要祭祀必得请大宗宗子来主祭，而自己只可作陪祭。任何人都应尊祖，而自己又无权祭祀，只能去敬那个能祭祖的宗子了。所以说“尊祖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宗族中的最大嫡长子称宗子，是承继大统的宗庙之主。一庙只有唯一的一个祭主。这样，便成了大宗统于上，小宗统于下。这种组织极为严密。祭祀如此重大，而有权祀祖的又只有大宗宗子，因而大宗便成为当时宗法中，同时也成了社会上地位最高、权位最重的人物。现代研究宗法的学者提出：“大宗在同族的地位，实际与君无异”[1049]；或说：“宗主在宗内就等于君之在邦中”[1050]。这是正确的。

由于始祖是其后世子孙的共同始祖，当然应永远享祀，成为“百世不迁”之大宗。而小宗有继高祖者、继曾祖者、继祖者、继祢者等不同的四小宗，凡非其所宗则不祭，所以不是世享，而是依次顺延，“祖迁于上”，因而，也就“宗易于下”了。

第三，分昭穆的庙制：我们前面曾说过，“宗法”是一种宗庙之法，是对祖先祭祀和对宗族成员的一些规定和制度。其中分“昭穆”的宗庙制度，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尚书·酒诰》）

率见昭考，以孝以享。（《诗经·周颂·载见》。《诗经》毛传：“昭考，武王也。”）

（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左传》僖公五年）

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左传》定公四年）

上面引文中这些“昭”、“穆”是什么意思？《左传》中宫之奇说的“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太史公《史记·晋世家》引作“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可见所谓“昭”或“穆”，太史公认为即“子”之义。但是既同为子义，为什么又有“昭”、“穆”的区别呢？

按上引《左传》的记载，则周太王的儿子辈太伯、虞仲、王季为昭，太王的孙子辈文王、虢仲、虢叔为穆，太王的曾孙辈武王、周公等又为昭，太王的玄孙辈如成王则又为穆。世次是以昭穆相间排列的。这样排列的昭穆，盖为庙制和墓制的次序，《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有“辨庙祧之昭穆”，郑注谓“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周礼·春官》：“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注：“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可见古人之庙次与墓次相同，均以昭居左、穆居右的方式排列。《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依照左昭右穆的规定，其庙制排列的图式如下：

这种昭穆分排后就被永远固定下来，《宋史·礼志》载何洵直认为：“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庙次虽迁，昭穆之班，一定不移。”[1051]这就是说某人系昭永远为昭，某人系穆永远为穆，昭穆是固定不变的。在庙制中亲尽则庙毁，逢昭庙毁，则诸昭行向上自相推升，而穆行不变；反之，逢穆庙毁，则诸穆行自相推升，而昭行不变。

周人的宗庙与墓葬都按这种昭、穆次序排列。《礼记·祭统》篇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又说：“昭与昭齿，穆与穆齿”，称之为“长幼有序”。按照上面的昭穆庙制图式，我们可以看到，以本人算起：本人之祖与本人排在一起，本人之父与本人之子排在一起。按后世家族观念，父子关系最亲，祖与孙稍次，而昭穆排列却是父子分开；祖、孙隔代关系较疏，反而是同列一行。这怎么叫“长幼亲疏之序”呢？古礼祭祀，也是如此，《礼记·曲礼上》：“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曾子问》引孔子之言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祭统》也说：“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儿子与父亲从今天来看血缘上是最亲近的，为什么儿子反而不能为父尸，而必要以隔代的孙子为尸呢？过去经学家争论了上千年，越解释越糊涂。近人开始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亚血族群婚的理论去理解，才真相大白[1052]。原来所谓昭、穆是源于母系氏族时代的两个通婚的不同氏族，在母系氏族社会，高祖、祖、子为同一个氏族，住在一起；而曾祖、父、孙则同为另一氏族。祖父假定为昭氏族，与父亲属于穆氏族是不同族的人，可是祖父与孙子却同属昭氏族。因此，才有“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的规定。由此可知，昭穆制度实是远古母系氏族时的制度，而残存于周时的遗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