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国家形成的特征及历史使命

两个对立的阶级正式出现，也就逐渐出现了国家。恩格斯曾说：“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立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于‘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恩格斯又举出国家的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强制力”；另一个是“按地域标准”来划分其统治下的居民[505]。

商代的阶级矛盾及氏族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使原来氏族、宗族赖以维系的血缘纽带废弛了。个别的家族、宗族可以离开原氏族的土地，到未开垦的新地区去，或者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集团杂居。商人的商业已经兴起，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商贾和工匠往来奔走谋生。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域的联系解除，这就破坏了氏族在地域上的完整性；另外也造成了属于不同氏族的杂居村落，相当于西方古史中的农村公社。这种新的社会联合是用地域关系逐渐代替血缘关系，是按地区来组合成共同体，而不是按氏族、血缘集团来划分。如甲骨文中沚、攸、盂、宋、奠等地，是从属于商王的新的政治地区，而不是氏族集团原有的氏姓。在统治阶级中，可能还有旧氏族贵族，但多数更可能是新兴贵族，例如武丁的儿子虽然大都有领地，但有封爵者仅一两人，无封爵者居多。此即旧氏族贵族在政治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的证据；而得势者有些是外来的。以地域代替血缘区分其统治下的人民，是国家形成的一个特征。

此外，商王，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王，都具有强制权力，而且是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公共强制力。在以前的氏族社会晚期，当然也有强制力，但它与后来的国家的强制力有本质的不同。在氏族社会中，强制力代表着全氏族成员的意志，为着全氏族成员的利益，而且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机构。可是到商代后期，商王不仅拥有武装队伍，还有监狱等一系列的强制机构，这些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中所没有过的。

首先，我们认为商王自盘庚起，已是古代国家的专制君主，而不再是氏族社会中的军事酋长了。《尚书·盘庚》中的“王”即表现得十分明白，盘庚对反对迁都的人说道：“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像这样专断的训斥不正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口吻吗？商王又惯于自称“一人”或“余一人”[506]。“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惟天子一人为至高无上，惟我独尊，这便充分代表了这种专制暴君的口吻。”[507]典籍和卜辞中的这些材料，一方面表现了国家的强制权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时的商王已经可以把人民的生命、自由放在其权力支配之下。

商代后期的王是当时特权阶级的最高者，为了镇压人民和奴隶，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征兵制度，卜辞说：“戊辰卜，贞：登人，呼往伐方。”（《续》3.4.4）“登人”就是临时征兵。当时“登人”三千、五千、一万是常见的[508]。因为这种兵需要登用才能够成为士兵，可知其平时不是士兵，显然不是常备兵[509]。卜辞中还透露有常备兵。如卜辞谓：“王作三：右、中、左。”（《粹》597）又有“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这里的“”是不需要“登”的兵，有一定的编制，可能是常备兵。由此可知商代后期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很大的。

商代后期，王朝的强制力量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刑罚、牢狱等，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秩序是由氏族道德或习惯来维持的。但到商代后期则不然了，各种刑法与刑具都已具备。《左传》昭公六年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的内容已不可考（以汤为名，未必就是商汤时所制定的）。《韩非子》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510]。《荀子·正名》说：“刑名从商”，是说商代的刑法是很典型的。《史记·殷本纪》说：

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www.xing528.com)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由此可知商有“断手”、“炮格”、“醢”、“脯”诸种酷刑。1971年在殷墟后岗的一次发掘中，发现一座商代长方形土坑竖穴墓M16，据简报说，墓主人的骨架已朽，在左侧的二层台上有一个殉葬人，骨架保存较好，但少一下肢骨，可能生前就已残缺[511]。胡厚宣先生认为这个“少一下肢骨”的殉葬人是一个生前受过刖刑残害的奴隶[512]。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前》6.30.6）、（《续补》1560）等字，所从之“大”是一正面人，一足长，一足短，有的仅长足有趾，另一短足的趾没有了。短足下像锯，或以手持锯。整个字像用锯或以手持锯截断人的一足之形。胡厚宣谓，此是刖刑字的最原始的文字[513]。《国语·鲁语》有：“中刑用刀锯”。韦昭注：“割劓用刀，断截用锯”。《司马法》谓：“小罪聅之，中罪刖之”[514]。《周礼·司刑》：“刖罪五百”，郑玄注：“刖，断足也。”从这些记载推断，武丁时期已有刖刑。把一个人活活地锯下一条腿来，其残忍可知。

商代后期的刑法、刑具，根据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所出的囚俑，可以证明其存在。陶囚俑的形象是两手枷在一起。甲骨文中“”字作（《前》5.36.4）、（《摭续》293），正像用刑具梏人之两手。这种刑法就是《周礼·秋官·掌囚》中的“梏拲”，郑司农注：“两手共一木也”。“”字中之为刑具，多见于甲骨文。另外，甲骨文还有（《前》6.53.1）字。这是把戴刑具的人关在方形围墙或方形地窖内防其逃逸。叶玉森即谓此字像一罪犯“执置于圉，仍梏其手”。这个囗形就是后世的囹圉，甲骨文有（《存》下323），即圉字，《说文》谓：“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可见商代后期确有监狱存在，这也正是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反映。

商代后期的公共权力，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515]。这种公共权力的创设，就是国家形成的第二个显著的特征。

总起来看，商代在盘庚迁殷前后，国家的两个特征已经具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商代到这个时期，国家才正式出现。

国家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那就意味着它的出现负有一定的历史使命。主要的是，使当时两个对立的阶级，不至于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即便不至于消灭，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所以，在人类古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因素，必须首先看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它的这一进步因素是借助于对异己阶级力量的镇压，含有反动的一面。过去史学工作者多注意到国家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在国家对人民的残暴、压迫方面，挖掘、发挥得很深、很透彻，而在国家对历史所起到的进步作用这一主要方面，研究得却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欠缺。下面有关章节，我们还要分析申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