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澳门约于16世纪50年代中期开埠，其确切时间和具体经过尚无定论。但是，澳门取代了较早的双屿（Liampó）、上川（São João）和浪白滘（Lampacau）等处，成为果阿—马六甲—日本贸易航线上新兴的中途停靠商港，这一点一直都不存在争议。澳门成为西自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即现代东南亚地区的西段）、再到华南这条长途航线上的重要联结点。中国称这条航线为“西航路”，是当时远东地区向西到“南洋”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西航路路途艰险，尤其是循越南海岸行驶时，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以西海域乃必经之路，船行至此必须避让无数浅滩和暗礁。而从马来半岛南端，或是越南东南沿海外侧的昆仑岛（Pulau Condore）以斜线向包括澳门在内的广东中部地区直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必须穿越的中沙群岛（Macclesfield reefs）一带大部分是未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和暗沙。[2]
另一条与西航路毗邻的重要海上商业通道是从华南到东南亚地区的往返航线，即“东航路”。东航路开发成熟较晚，蒙古人统治时期和16世纪的航海活动才使这条靠东的航线成为繁忙的“干线”。取道于此的大多是从福建出发驶往菲律宾群岛和苏禄地区的商船，而始发于广东中部沿海的商船并不常在这条航线上航行。但不久葡萄牙人就开始利用这条航线，从广州—澳门一带出发，通常绕过东沙群岛，渡过南海，前往吕宋北部或更远的马尼拉湾。[3]
回头看西航路，我们会发现，它将澳门和马六甲（Melaka，现马六甲地区）串在一条线上，使澳门成为联结果阿、欧洲的帝国生命线上的重要一环。这条航线途经现在的新加坡，或者笼统地称为柔佛海峡—廖内群岛（Johor-Riau）地区。人们对它在新加坡以南诸多岛屿之间的确切线路仍各执一词，也许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中，多种线路都曾被采用过。[4]
此外，柔佛—廖内海域也将马六甲同东南亚其他目的地连接起来。一条线路是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沿岸向东行驶至小巽他群岛和摩鹿加群岛；另一条是从柔佛—廖内到加里曼丹岛（Borneo，渤泥）北岸，沿这条航线很容易经过汶莱前往苏禄海，从那里可以或者继续前往马尼拉，或者穿过苏禄群岛进入苏拉威西海，然后经桑义赫群岛抵达摩鹿加群岛的德那地（Ternate）或是帝多利（Tidore）。[5]后一条线路与东航路相接，因此也通往澳门。
福建人。在这些航线上进行商业航行的当然不止葡萄牙人，他们的竞争者无处不在，有来自福建、广东及其他地区的华人，也有琉球、东南亚各口岸的商人，还有日本人、西班牙人以及17世纪起加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因此，当葡人在澳门落脚，他们就融入了一个由不同贸易通道织成的网络。它的形成主要由地理环境、风向、洋流等条件决定。葡人东来之前，华人等群体在这一广阔地域探路、航行已有很长历史。
如果要对葡人的主要竞争者逐一分析，首当其冲的就是福建人。澳门开埠时，明朝仍然在闽、浙、粤等沿海地带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这些地区唯一受国家认可的对外贸易方式就是朝贡贸易。但行商获利是沿海居民的生存之需，因此各种形式的“非法”民间贸易在沿海省份禁而不绝。福建等地的商人不但相互竞争，还得在朝贡贸易的垄断之下捍卫自己的一席之地。
1567年后，隆庆即位，之前嘉靖年间实行的海禁开始松弛，集中在漳州等港口的福建商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在上述贸易网络中迅速拓展，也不再彼此为敌，而是转向东亚和东南亚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史料显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福建商人逐渐进入了马尼拉和菲律宾群岛其他地区，以及“印尼”的许多港口，还加强了对暹罗和日本的贸易。事实上，许多已定居在东南亚大陆部分的福建人在此期间开始与来自故土的各类商业团体形成紧密联系，将日本和大城（Ayuthaya）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都织进了他们的贸易网络中。
更早的史料还显示，福建人与葡萄牙人曾一度成为生意伙伴，尤其在澳门开埠前，但后来演化成竞争对手。随着澳门的开埠和日益繁荣，葡人成为广东中部市场上主要的外国商业力量；而明朝当局从1567年松弛海禁以后，福建人几乎包揽了漳州、泉州、厦门、福州这一范围内的贸易活动。[6]我们看到，这些商业力量在东方取得了新的平衡。
琉球人。琉球群岛是当时福建人的活动范围之一，他们从那里进入琉球人在15世纪形成的贸易网络，该网络以那霸为核心，琉球商船沿越南、暹罗和马来半岛一线航行，直到马六甲，有时——至少是偶尔——也会前往一些东南亚岛屿，然后取道西航路把从沿途港口搜罗到的各类东南亚商品首先运往冲绳岛，再行销到福建、日本、高丽等地。胡椒和苏木通过这种方式定期流入中国。
澳门开埠之前，琉球船只也曾在香山一带停靠，但关于他们在广东的活动记载很少。琉球人的另一贸易活动地带是经东航路的北段到吕宋，16世纪的西班牙史料对此有所提及，但其细节仍不得而知。
琉球的贸易网络并不稳固，一些琉球商船曾从事贸易的地区后来被福建人占据，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15世纪末到16世纪，琉球贸易网络的某些部分被逐步“福建化”。琉球人是早期澳门葡人的潜在竞争对手，但他们部分被迅速扩张的福建势力兼并，而后者成功地阻止了葡人在琉球群岛获益。[7](www.xing528.com)
日本人和暹罗人。从以上内容能看出，福建商人及一些浙江商人在日本也很活跃。但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前几十年，获准经商的日本船只在海上与他们的中国竞争者比肩航行，前往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越南和暹罗沿岸（也到吕宋）。他们从这些地方采购的货物与福建人及其他来头的商人带到日本的货物相似。在这个范围，至少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日本人也跟澳门葡人形成竞争。[8]
葡人到来之前，交趾支那和暹罗船只就已进入中国水域，但大多是在朝贡的名义下前往。在澳门未开埠、葡人尚利用周围岛屿与广东中部进行贸易的那一时期，仍有关于暹罗船只来泊的零星记述。有趣的是，早期葡人曾一度试图冒充暹罗人，这似乎能说明暹罗贸易此前的重要程度。然而，到了16世纪后半叶，暹罗贸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部分暹罗商业网络也被福建人占有和利用。[9]
西班牙人。福建人也控制着从马尼拉到中国的贸易联系，这条路线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崛起，成为吕宋至福建之间的轴线，是横越太平洋航路的延伸。由于横越太平洋的航线一直被西班牙人掌握，中国帆船就被局限在中国南海以及菲律宾群岛这个范围内进行贸易。
所以，福建人手中的福建—吕宋航线就不仅是福建人的，也是西班牙人的主要获利来源。澳门是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另一枢纽，这条航线的发展变化比较特殊，其复杂的兴衰沉浮将在下文总结。马尼拉当然也与日本有贸易往来，只是持续时间不长，葡萄牙人总担心西班牙的介入会损害他们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因此对这条线路没有好感。
有一个时期，西班牙的兴趣扩大到了东南亚的大陆部分，甚至企图染指广东中部地区，这在澳门引起极大担忧。然而，西班牙企图在东亚大陆上夺取一个永久性根据地的诸多尝试最后都告失败，它对台湾的利益几年之后也被荷兰人挫败了。[10]
众所周知，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利益冲突集中在更南边的摩鹿加地区。西班牙和当地商船进入摩鹿加群岛的南北向通道属于东航路网系，葡萄牙人有时也走这里。从澳门开向菲律宾群岛较远的船只必须经过苏拉威西海才能到达香料群岛，这条航线的几条支线通往望加锡，这个位于现印尼东部的港口在17世纪发挥过重要作用。越过望加锡还有最远的一站——檀香产地：帝汶。
荷兰人。当然，整个东南亚群岛是马来人等东南亚人的世界，但他们几乎从不循西航路沿越南海岸向北到中国南缘，他们只在群岛范围内间接地跟包括葡人在内的外来人竞争或合作。而荷兰人不仅在群岛内大部分航线上航行，在西航路上的活动也很频繁，这让葡萄牙人更为关注。事实上，自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并据台湾为基地之后，荷兰人在西航路上的航线就与福建人、葡人的网络重合。
在很大程度上，荷兰人经营的品种和涉足的市场范围都与福建人和葡人相同。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竞争，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削弱葡人的实力；澳门葡人也把荷兰人看作最危险的对手、最可怕的敌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人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单纯，某些时候在一些地区他们相互协作，但另一些时候在特定的领域内，他们又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暴力冲突。这种现象可以在活动范围的变化等因素中得到解释：总体上，在东南亚和西航路上活动的各个华人团体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再者，在对抗欧洲人或其他势力时，明朝当局很少出面支持其在国外的臣民；最后，葡萄牙人通过诸如为广东当局效力、尽量避免闯入福建人的势力范围等方式与华人和平相处，而荷兰人则姿态强硬，他们要么要求得到无条件的合作或服从，要么就对他们的华人“伙伴”以武力相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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