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解读语言与观点

如上所述，英语在包括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对于澳门来说，对其历史与该地区社会的研究，最常用的是汉语和葡萄牙语，而英语并不是经常使用的语言。在其他领域，我尝试着表达出语言的使用是完全与某些意识形态领域相关联的观点。总体上说，汉语使用者，通常是本土使用者，经常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故意或者非故意地，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澳门的过去与现在。以葡萄牙语为使用背景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也是相类似的。这种“二分局面”被这种事实所加重：即中葡学者任何一方都没有使用过对方所主要使用的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中国历史学家和葡萄牙历史学家亦同样经常注意到这种两难窘境。

如果英语被考虑进来，问题变得更复杂。我的理解是英语使用者在写到澳门历史时，事实上是整个葡属印度的历史时，通常对在其他语言著作中找到的观点持有偏见。肯尼斯·麦克菲逊（Kenneth McPherson）曾经指出，在英美图书之中，“葡萄牙人被描写为最后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大海上的堂吉诃德、狂暴而生不逢时的拉丁人，他们成为了本质上是现代化的、行为符合规范的荷兰人与英国人的对照。……”然后，他继续说：“两者的对照，其实不全都如此严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英美人傲慢所导致的奇怪的产物，它是由英美人在19、20世纪取得的经济与政治霸权所打造出来的。”^[2]

虽然肯尼斯·麦克菲逊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有意煽动情绪，同样做法是将澳大利亚人从其他的英语历史著作中分离出来（肯尼斯·麦克菲逊在澳大利亚任教）。它果然煽动起情绪和引出了问题。我们最近阅读到了关于澳门的几部英语书籍和几篇刊物文章。对这些著作的仔细分析，确实揭示出“英国人”的意象形成（image－making）真的不是一件过去的事情。我在这里不会提到这些人的姓名，但会提到一个唯一有积极意义的例外。他就是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rter）。他称他所著关于澳门的书为《澳门：想象中的城市》（Macau：The Imaginary City），并承认他在这本书转达了一些观点与印象，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它告诉我们，英语作者通过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获取的信息，经过无穷尽的重复后，形成了一些关于澳门的意象。当这些意象从它所属的环境中肢解出来并进行负面描述时，一些与澳门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常以一种非常浪漫的色彩来表现。不可避免地，一些对澳门只有初步认识的读者，将发现他们因此在心中确立了关于澳门的正面看法或负面偏见。当他们谈到澳门的原罪和罪恶时，或许能唤起他们对地中海社会的思恋情绪。一些刊物作者，特别利用了这些机制，因为他们知道，英语读者们常常想听他们的故事。(www.xing528.com)

追溯英语中关于澳门的“意象”形成的起源是困难的，但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旧有的竞争。在那时，当英国人占领这块领土的努力失败后和澳门仍被认为是香港的竞争者时，这些事实就可能是问题的根源。在19、20世纪，两者的竞争表现出很奇怪的特征。澳门和香港都计划修铁路到广州，都在鸦片贸易中竞争，都从事苦力贸易。当这些贸易过程结束之后，它们都相互指责。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英国人在商业世界更加成功，并且在以后，当为他们犯下的这些罪恶寻找借口时，竞争就更严峻了。

自我批评终于在自由思维与民主原则的名义下进行了，一些发生在澳门不太引人注目的事件通常被完全否认是在此发生的。对制度史的快速检验引导出一个很不同的事实。实际上，以这些时段的标准来衡量，澳门经常是比香港更自由。而且，与英国的殖民地相比，澳门的多元文化环境没有引起大的动乱和深刻的外来分裂。英国人不愿意承认葡萄牙式的处理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宽松方法，并开始发现一个他们所不了解的新标签：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居留地现在被归类到“非正式”一类，与之相对的是英国人所掌握的“法律与秩序”一类。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历史学家采用这种两分法。对于他们来说，澳门表现出的是海外散居模式中的一种非正式形式，一个奇怪的，由一个衰老的欧洲桥头堡、文化转口港、东方蒙地卡罗和正在上升的服务中心交汇而成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