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原则之一，是不使自己与某个大型的国家集团或某种异质文化靠得太近。帝国朝廷遵循了这个规则，现代中国政府亦萧规曹随。而且，中国经常倾向于将自身置于超越地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事务时，将其他国家视为“夷人”。在历史上，中国人在表述自身文化成就时，就经常使用这样的词语。实际上，中国也会经常有选择地引入外国因素，以适应当时的需求，通常是统治精英们的需求。
英美价值观对中国新生代的影响就是此类案例中的一个。英美文化提供了许多东西，但并不是每一样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香港扮演了一种过滤器的角色，它允许某些东西通过，而另外的一些却行不通。然而，过滤的过程并没有在深圳边界结束。中国官僚们要定期检查其过滤的物质，被称为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被过滤的东西是在太平洋对岸的自由世界生成的。中国从里斯本、澳门和其他拉丁地区输入的东西数量少，刺激亦不明显。
在西方世界的部分地区，崇敬一种新“三位一体”论变成了习惯。在这个三位一体论中，至高无上的神被称为“全球化”，另两位神灵则是“创新”与“效率”。所有的民主团体都将他们自己交给了这些新神，甚至非民主团体也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这些变化。被暴露在“法律与秩序”炼狱下的中国“布丁”，将最终变成一个半透明的和完全同性化的东西，以获得跨国企业和公司的满意。
如果允许存在不同的精神与价值体系，那么，拉丁体系能以比英美全球化的计划更佳的方法来服务于中国的需求。至少中国能够设法试验它。澳门与珠海一道，能想出办法来促进这种试验。拉丁美洲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法国的组合市场并不太落后于北美大陆。为什么中国总是希望上海与香港合作开发这些资源？人们为什么不想到，在满足英国人的好奇心之外，在澳门与珠海采取更多的行动？(www.xing528.com)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至少是在中葡早期接触的年代，即澳门成形之前，早期葡属印度的“影子帝国”（又一个英国人的发明）在曼纳（Mannar）湾、环孟加拉湾等远东地区兴旺发达。与之相似，中国的“影子帝国”也能在拉丁世界成长。共同市场将因此获利，澳门、珠海和广东能使中国通向外界的道路多样化。
香港通常被称为以“法治”为特征的社会，而大陆中国却与“人治”联系在一起。《论语》中有一处著名的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香港将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大陆以传统的“庇护”机制适应香港的“法治”？在这个组合中，澳门的位置在哪里？哪里是拉丁世界？澳门是否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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