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即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是古典美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儒家学说对“尚古”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荀子主张“以古持今”（《荀子·儒孝》），尚古的倾向也非常鲜明。儒家学派这种崇尚过去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古”意识普遍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以古风、古言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风靡一时，诸如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明代“前七子”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1]，无疑都渗透着文学创作领域内的“崇古”情结。这种尚古的观念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朱熹就认为历史是退化的，“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认为尧舜禹三代是王道盛世，而汉唐之后人欲横流，一代不如一代，其尚古的倾向可见一斑。
明代文人中尚古风气盛行，江南地区尤甚。明王士性曾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2]这里的“姑苏”就是现在的苏州，正是文震亨的居住地。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苏州不仅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龙头，还引领了文化审美的潮流，甚至还有影响国际潮流的趋向。另外，这段文字也表明了苏州人“尚古”的审美格调，崇尚古朴，不喜雕镂。而文震亨的审美思想显然也是受其影响。
据统计，《长物志》中出现的“古”字竟多达200多次，贯通全书，成为书中出现的高频率字。《长物志》中出现最多的颜色词就是颇具“古”韵的“青绿”色，这也成为文震亨受到复古思潮的重大影响的又一例证。对于“古”，书中几乎全都是肯定的态度，是否“古”甚至成为《长物志》评价事物的标准。如“（黄杨）绿叶古株，最可爱玩”，[3]“盆以青绿古铜、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镇纸，玉者有古玉兔、玉牛……子母璃诸式，最古雅”等等[4]。
对于“古”的追求，文震亨钟爱年代久远的古物。如，“得古铜秦、汉搏钟、编钟，及古灵璧石磐声清韵远者，悬之斋室，击以清耳”。将这些大型古代乐器悬挂于斋室之中，“击以清耳”，别有一番韵味。至于这些钟磬的材质，文震亨认为秦汉时期的古铜或者古灵璧石为上品，形成一种清远悠扬的音韵，给人极大的听觉享受。文震亨强调使用古雅的材质制作物品。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然后进入青铜器时代，玛瑙、水晶等出现的年代更晚。按照时间顺序，文震亨形成了古雅的排序。例如，明代文士常用的镇纸，文震亨认为玉制的最古雅，铜制的也可用，然而玛瑙、水晶、官、哥、定窑则“俱非雅器”。此外，文震亨执著追求物品的古式。在古物难求的情况下，他还极力推崇仿照古式。如，“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次则祁阳石，又次则花蕊石；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为之”。甚至叠石理水时，“石须古制，不则亦以水蚀之”。通过仿旧、做旧的手段，一定要使物品蕴含古意。
可见，古物和古意在《长物志》中备受尊崇。古物，不仅是历史的积淀，而且反映出文化的传承。文震亨所追求的不单单是古物，更是蕴含古意的传承。“古”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物的象征意义上。古式之物，代表着文人雅士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是审美价值判断的标准。通过古物，文震亨将古典意境和当下生活联结起来，既可以从古物追溯历史，又可以让古物融入现今的环境。古雅的造物具有很高的品位和格调，是将理想与现实融合的有效媒介。
在赞扬“古”的同时，文震亨特别憎恶市井之“俗”与闺阁“脂粉气”。对于时兴的元素和具有时髦元素的事物，文震亨斥之为“恶俗”、“最忌”、“不入品”等等。明代很流行的朱漆家具、奢华繁复的金银器、绚烂夺目的彩瓷等等，文震亨都归为“俗不可耐”之列。如，“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文震亨明确表达对当时所流行的天然几制式的反感。作为文士阶层，文震亨认为古朴之物更能让他产生共鸣，与庸俗的市井潮流相比，他更希望保持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www.xing528.com)
家具作为中国造物艺术的传达形式之一，在其设计细节及创作过程中也体现着“尚古”的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例如，明代文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提到“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5]
文震亨在《长物志》卷六“几榻”篇中论道：“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乐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今人制作，徒取雕绘纹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6]古代人们所制作的几案、床榻等，长短、宽窄尺寸不尽相同。将其安放至房内，不仅要古雅美观，而且坐卧倚靠都要很方便、舒适。茶余饭后，用此阅览古籍，观赏书画，陈列文物，摆设菜肴果蔬，也可躺卧休息。现今制作的几榻，多注重雕绘纹饰，仅仅是为了取悦世俗、追求时尚，而完全不顾古代家具的规格和制式，确实是对旧式工艺的一种亵渎。再如，椅子是室内常见的一种家具，其制作不以求新求独特为上品，却以求古朴求古拙为境界。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分别描述了椅和禅椅。关于椅，文氏认为：“乌木镶大理石者，最称贵，然亦须照古式为之。”[7]禅椅，文震亨在《长物志》有这样的描述：“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槎枒四出，可挂瓢笠、佛珠、瓶钵等物……”[8]禅椅，常被用来参禅打坐，是明代十分流行的家具。禅椅的材质多选用天台上的野藤，或者是弯曲粗大的老树根制作，枝蔓横生，可挂瓢笠、佛珠、瓶钵等物，顿生自然古雅之趣，这正是古代家具中人文精神和高超技艺的完美组合。
至于室内陈设器具，其式样和装饰都十分讲求“尚古”情节，对于那些一味追求时髦的做法予以摒弃。如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篇中的总论：“……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9]文氏强烈否定那些见识不广，而又盲目趋附时尚、不辨雅俗的匠师，不敢苟同于只求华丽、不知古雅的设计风格。香筒，是古代净化室内空气时所使用的一种器具，在明代成为流行的文房清玩。文震亨《长物志》对香筒的描述：“……中雕花鸟、竹石，略以古简为贵。”[10]香筒的制作精良、选材讲究，筒面刻有花鸟、竹石等花样，不失为一种古雅简洁的室内陈设品。又如灯，是中国古代的照明用具。文震亨《长物志》对书灯的描述：“有青绿铜荷一片繁，架花朵于上，古取金莲之意，今用以为灯，最雅。”[11]有一种青绿铜古式台灯，形状如在一片荷叶上竖起一枝荷花，古人取金莲之意，现在用来做灯，非常古雅。随着时代变迁，灯具逐步发展成为兼具实用和审美双重功能的文化象征。
可以看出，文氏的居室生活中，“尚古”或“古朴”更加突显其品位的古雅和高洁。遵循“宁古无时”的审美思想，崇尚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注重材料美，运用材质本色与纹理，显示自然质朴之特色。以古雅为准则，不盲目追求时尚，尤其在家具的构思、选材和造型等设计阶段，应去除人工雕琢的那种俗气或者匠气，从而营造“古朴雅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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