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江淮财赋激增与运河阻塞

上述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年）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

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的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

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传》云：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765年）条云：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

又同书卷二二六建中元年（780年）七月条云：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又《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

迨至德（756年）之后天下兵起，……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注一］

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关于此点，记载至多。《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云：

（至德元年）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注二］

又《新唐书》卷二〇二《萧颖士传》云：

颖士与宰相崔圆书，以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上疏》（贞元七年）云：

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輓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又《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全唐文》卷六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云：

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茧丝所收，宁免加厚？

又同书卷九〇一（《吕叔和文集》卷六）《吕温韦府君神道碑》云：

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曹（漕？）吴而食。

又同书卷六六〇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云：

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又同书卷九七七杜牧《崔公（郾）行状》云：

三吴者，国用半在焉。

又《全唐文》卷五五五（《韩昌黎集》卷一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

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www.xing528.com)

又同书卷五二二（《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梁肃《独孤公行状》云：

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此外，罗让及李吉甫更把中唐以后全国各地赋税负担的情形加以比较，以示江淮地位的重要。《全唐文》卷五二五罗让《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云：

今国家内王畿，外诸夏，水陆绵地，四面而远而输，明该之大贵根本，实在于江淮矣。何者？陇右、黔中，山南已还，硗瘠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岭南、闽、蛮之中，风俗越异，珍好继至，无大赡也。河南、河北、河东已降，甲兵长积，农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里天下矣。陛下得不念之乎？

又《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807年）条云：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注三］

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各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安史乱后中央政权对于江淮财赋需要的殷切，已如上述。现在我们又可把当日江淮北运物资的种类分析一下，以示江淮对于关中政府贡献之大。在江淮北运的物资中，除粮食外，以军用器材最为重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七《赐王元逵诏意》云：

材干筋革，出自江淮，除进奉之外，并敕令所禁。

又《全唐文》卷四七代宗《停扬洪宣三州作坊诏》云：

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注四］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五云：

元锡为宣州观察使，长庆二年（822年），进助军绫绢一万匹，弓箭器械共五万二千事。

复次，由江淮北运的布帛，其用途也非常重要。政府除用来支付一般经费外，有用来赏军功的。《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慰谕朔方将士敕》（至德元年三月七日）云：

敕：朔方将士等，……顷者出井陉，收赵地，还破同罗逋寇，复入河东故郡，累有功绩，王室赖之。……已令江淮转运布帛，到日议赏非遥。

又有用来购买回纥马匹，以便敦睦邦交的。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阴山道》云：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迴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注五］

按回纥自乾元年间（758—760年）后，因曾两次派兵助唐平安史之乱，自恃有功于唐，实行经济侵略，每年都以数万匹劣马运来换取中国的布帛。《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

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求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代宗）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明年乃行。……可汗传谓休曰：“……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帝隐忍赐以金缯。［注六］

又《通鉴》卷二二四云：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大历八年）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日政府因买回纥马而由江淮北运的布帛，数量一定非常之大。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自天宝末经肃宗时代（756—762年）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注七］。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注八］。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当日由江淮北运来接济关中政府的物资多改经此路运往。［注九］可是，“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迃险劳费”［注一〇］。可见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不特如此，汉水虽然距离战场较远，不像运河那样常被敌人阻断，却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交通线。肃宗时，“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注一一］，就是其中一个例证。由于这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我们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连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联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注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