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种类型存在共同的跨学科性问题:学科沙文主义与孤岛隔绝化的吊诡式并存。具体来说,这两个特征都是直接忽视或不去实际了解其交流学科(即历史学)的具体发展,但前者重在以本学科为中心本位,强调此学科对彼学科间的关系(如排除与区分),后者是重在满足本学科内部的交流与发展,强调此学科内部的关系。
乔治·斯坦梅茨(Steinmetz,2005b:150)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社会学的自我中心本位所隐含的这两个弊端[9]:
我们的学科(社会学)好像是相信马克斯·韦伯发明了历史,并且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才又对历史感兴趣之前,历史都是消失的。事实上,比较历史社会科学出自于历史学,并且大部分经典作品也是历史学家所作的。
换句话,一旦走向这种“学科的大国沙文主义”,便会停下对其他学科了解与吸收的意愿,逐渐只满足于自己范围内的学术生产与交流,进一步走向“孤岛隔绝化”。正如库玛尔(Kumar,2009:405)总结的那样,历史社会学家基于“他们希望做历史要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的念头,反而导致了历史社会学更加“隔绝化”,其学术交流对象已是其他历史社会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无须再考虑到历史学家作品,以致在具体研究“革命”的主题时也已习于引用斯考切波、戈德斯通等历史社会学家,而非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约翰·达恩(John Dunn)等人的作品。(www.xing528.com)
当然,即使是坚持学科本质观的历史社会学家倡导向历史学家的身份转变,也只是停留在一手档案的使用方面而已,并非正视历史学家作为理论上的对手与合作对象。[10]正如新生代历史社会学家在解释自身使命的时候时所说——“在历史中寻找形式”(finding form in history)、将跨案例的范畴建构及其操作化作为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区分、作为“社会学承诺”(Clemens,2005:493-516)。其背后的假设是:因自身的“历史化了”(historicized)主张而放松了法则知识与个殊知识分界,却也同样地直接从社会学本位出发,而不对理论-数据划分放手,没能更实际地理解历史学的多种可能,例如已经理论化的社会科学史学,远比以上两种类型想象得那么僵化。
麦克唐纳指出,早在1954—1963年间便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掀起了历史学从向社会科学理论借用到将理论反补回去的讨论,并批评李普塞特等人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数据划分、斯考切波忽视历史学进展的问题,甚至直接提出“为什么社会学家是如此地再生产历史学实践的‘僵化’图景”之疑问(McDonald,1996: 102-105)。更不用提,1974年便成立的社会科学史学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对于历史学走出叙事分析,吸收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影响(Adams,Clemens and Orloff,2005: 10,19;Abbott,1991)。而据休厄尔回忆,美国历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及随后的文化史转向,都是受到社会学的方法(如量化分析)或理论(如格尔茨)的影响(Sewell,2005: ch.2;2008)。
那么,如果还要坚持学科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孤岛隔绝化,最后可能会产生“重复发明车轮”的不利后果(Steinmetz,2007c)。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在遮盖、不去引用与分析历史学已有的同议题研究的时候,便难以判断历史社会学成果的真正价值,从而可能只是做重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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