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学界考证方法的传播方式,以及18世纪考证学应用知识的进步发展特性表明,江南学者已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江南学者通过研究考据学领域公认的成功范例,掌握了考证方法,学会了应用它们解决各种难题。某些重要的著作方式有助于强化对考证话语的自我认同,其本身也成为学生效仿的楷模。(7)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回忆他1890年在广东学海堂的学生生活时,曾这样写道:“每一位有心治学的学子都备有一本札记册子,记录读书心得。”他认为顾炎武的《日知录》是学术著作的典范,它引导学者准确详实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记录下来。“札记册子”与资料收集密不可分的关系,鲜明地体现出清代学术截然不同于宋明理学风行的“语录体”著述体裁的学术特色。(8)
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是札记体著述的雏形,札记是清代考据学者基本的研究著述方式。札记体顾名思义就是收集各种零星的史料。四库馆臣认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一部运用考证方法研究儒学各个领域的札记体著作。因此,考据学者阎若璩(1636~1704)、何焯(1661~1722)早在清初即受聘校注这部著作,推出该书的新版本。欧文·布鲁姆(Irene Bloom)在《困知记》一书中发现,有迹象显示罗钦顺相信只有通过勤奋刻苦的耕耘,才能获得学术和精神的升华(9) 。《困知记》多数篇幅是读书札记,这说明罗钦顺是一位学识渊博,精于考证的学者。(10)
宋明理学家的多数作品是抽象思辨的记录,它们大多采用问答、格言、辩论、诗歌等著述形式。理学信徒逐字逐句地把朱子、王阳明(1472~1529)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尊为其学说思想加以传播。与之相反,从17世纪的顾炎武到19世纪的学海堂学生,清代学者都十分推崇札记体,用以记录偶尔碰到、读到乃至听到的有价值的史料。清代考据学者运用札记册子,收集与有关选题相关的史料。事实上,札记体本身即是清代学者重要的著述形式,又可被视为供其他学者引用的资料性著作。(11)
清代学者穷年累月地精心考察、记录、搜辑、研究各种史料,写成札记体著作。(12) 顾炎武在旅途中收集研究历史地理学、金石学的有关史料。他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包括了到各地游历的亲身见闻。他多数著作虽然以文献史料为依据,但是,也运用了许多一手的原始材料。他尤其重视发掘金石材料的历史价值,一旦发现前人未著录的石刻,就会激动不已,难以入眠。他还运用古代金石材料纠正补充经典记载。(13) (www.xing528.com)
顾炎武不断扩充藏书,一有机会就购买、借阅、抄录各种善本及未出版的著作手稿,他的藏书包括八十通汉唐金石拓本以及大量抄本。他还游历各地,尽量结交有助于自己研究的学者,在南北各地结识了许多知名儒士。1672年冬,他到达山西太原,遇到阎若璩。这次晤面对两个人都很重要。他向阎若璩出示自己的《日知录》,阎提出了某些补充、纠正,被他愉快地采纳。(14) 阎若璩把自己对顾炎武《日知录》的50多条补正以“补正日知录”的标题收入自己的读书札记之中。(15)
阎若璩为研究《尚书》收集大量史料,其中一部分收入《潜邱札记》。后来,他担心这些尚未出版的著述在后世失传,就把其中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收入《疏证》之中,使之在许多方面接近札记体著作。《日知录》等书内容渊博,考证谨严,因而受到18世纪学者的一致推崇,成为他们的典范。
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是18世纪考证学的代表作,类似的作品还有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这两部著作使卢文弨有机会到江南最著名的书院任教。
许多汉学家利用札记有计划地收录史料,再经过加工,写成可供发表的论著。王鸣盛(1722~1798)的《蛾术编》、汪中的《知新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臧庸的《拜经日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札记体著作。王鸣盛是一位严谨的经史学者,他用“蚂蚁爬行”比喻自己的学术研究,形容自己读书札记的写作过程,因为它们是30年不懈研读的结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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