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与半官方赞助：从理学到朴学

清政府严禁士大夫结党建社,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项禁令仍未解除,但是,由于朝廷和地方政府等多重社会组织的资助,儒家考证学派日趋兴旺。康熙帝(1661~1722)逐步缓和满汉存在的严重对立情绪。清朝初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许多汉族士大夫退隐林下,拒绝出仕。一种使许多士大夫弃仕从学的变化出现了。

1679年,清廷举办博学鸿词科,聘请录取者编修明史,这说明,当时大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业已消除对清廷的敌视,按劳伦斯·凯思勒(Lawrence Kessler)的话,“他们业已恢复对朝廷的信任,认为它可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37) 不过,康熙招聘汉族士大夫入仕的尝试只取得部分成功,没有完全弥合官僚学者之间存在的分化趋势,这种趋势标志着传统社会知识阶层功能的重大变化。(38)

1675~1722年,学术界获得18、19世纪依然通行的赞助方式提供的资助。当时,康熙皇帝推行相对宽容的统治政策(相对于其父祖而言),大力修纂图书,以官方或半官方资助的形式招聘大批知名学者,这些资助对学术发展至关重要。(39)

1692年,宋犖(1634~1713)到江苏任职,此后14年,他一直在当地为官,名声显赫,身边聚集了许多当地著名学者。他重开宋代苏州诗人夏季闲聚的遗风,招聚士子,奖掖后进。他还主持兴建藏书近10万卷的大型藏书楼,其部分藏书来自常熟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1693年,曹寅(1658~1712)受康熙委派任江南织造。他是古代珍善本的鉴赏家,还享有学术赞助者的声望,他在职期间刊刻的许多书籍工艺精良,体现了其个人的学术品位和影响。他还在扬州开办官营书局,出版过一些堪称清初雕版印刷典范的书籍。(40)

一、 徐乾学的学术赞助活动

徐氏兄弟,尤其是徐乾学、徐元文(1634~1691),以赞助学术享誉于世。当时,朝廷严禁士子结社,他却为士大夫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政治保障。他们的资助,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书院在学术研究和资料收藏中所发挥的社会交流作用。由于他们的帮助,那些受聘的学者就无须顾忌清廷的禁令,可以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自由聚会。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后,曾严禁学者聚会结社。

徐氏兄弟,苏州府昆山县人,明遗民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拒绝参与清廷的图书编纂和科举考试,徐氏兄弟倒乐此不疲。徐元文曾于1679~1684年主持明史编修。徐乾学在1684~1690年间接任此职。明史主要由1679年博学鸿词科考试录取的江南士子负责编修,得到清廷的经济支持。许多参与明史修纂的学者都是17世纪转向汉代经学运动的参与者。个别学者虽属遗民,但出于履行整理胜朝旧史的个人责任(41) 感,也参与了明史的修纂。(42)

徐乾学对当时的学术发展影响甚巨,他极其反感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指责王学左翼否定“闻见之知”的价值。他崇尚朱子(1130~1200)理学,因为其中存在强烈的知识主义倾向。他组织大批学者编修规模浩大的《通志堂经解》,以促进理学发展。该书卷帙浩繁,汇集了宋代理学家的经学著述。(43)

不过,徐乾学更重视当时正在兴起的考证学派。1687年,他负责《大清一统志》编修后,从学者中招聘编纂人员。他招聘学者的倾向即明显反映了这一点。1679年,他在北京认识了博学鸿词科落第的学者阎若璩,聘为私人秘书,后来,又请他负责《大清一统志》这部地理总志政区部分的编修工作。在徐聘用编修《大清一统志》的学者中,还有胡渭(1633~1714)、顾祖禹(1631~1692)、刘献廷(1648~1695)。(44)

在编修《大清一统志》中,阎若璩结识了胡渭并结下终生友谊,他们彼此倾心相交,时常就促进考据学发展等问题交流意见。顾祖禹也参与一统志的编修工作,他大概是当时造诣最深的地理学专家,他发现,在《大清一统志》编修过程中,已出现了高度专业化趋势。1690年,一统志迁往苏州编修。此后,刘献廷退出该书的纂修工作,但因承担过该书的资料收集,成为京师最著名的语言学和地学专家之一。(45)

1690年,徐乾学因官场斗争失利,被迫离开北京。但是,他因向参与一统志编修的学者提供资助,已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使他能够经皇帝钦准后,(46) 把修书工程移往位于太湖西南苏州的私人庄园中进行。徐大概仍需要朝廷的资助。司徒琳(Lynn Struve)指出,许多江南学者因一统志在北京编修,无法参与其事,现在能够为该书效力了。(47) 附带指出的是,一统志的编修为徐乾学替自己著名的藏书楼——传是楼——网罗图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徐乾学的财政资助和支持成为参与一统志编修学者的支柱。阎若璩在参与该书修订期间著成《四书释地》。据《太原府志》的阎氏传记记载,徐乾学曾嘱咐过,《大清一统志》在定稿前应经阎若璩审定,如此严格的学术标准必然需要收集和整理地理文献。学者们在编修该书时运用的方法成为清代考据学研究的标准。阎若璩、胡渭运用地理学专业知识推翻了以宋明理学本体论体系为依据阐发的地理学说。(48)

徐乾学为了树立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满足官方需求,招聘学人入幕,这是当时流行的学术赞助者与受惠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如欧洲一样)。18世纪,许多朝廷大员纷纷步其后尘,资助学术。(49) 司徒琳指出,官僚在赞助学术时得到朝廷的许可,建立了不受政府干涉困扰的学术组织,这些都推动了17世纪末叶学术交流的开展,有助于创造一种促进学术成果出现、鼓励学术发展的气氛。全祖望(1705~1755)曾这样描述过万斯同(1638~1702)、刘献廷在北京参修明史时的密切往来。“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50)

二、 18世纪的学术赞助(51)

早在18世纪,历史学家章学诚就认识到学术赞助在考证学派发展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章学诚指出,由于朝廷大力编修书籍,“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若力农之逢年矣”。(52)

清廷把考证方法引入官方文献编修之中,康熙、雍正尤其热衷于此。杜维运摒弃了把考证学派兴起归因于清廷文化统治政策的陈说,他比较分析了清代官方学术赞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学术赞助在学术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在论述中列举了一份内容详实的目录,从这份目录可以看出,17、18世纪,内务府赞助或直接主持的书籍多达150余种。这些书籍囊括儒学的各个领域。(53)

这些书籍大部分由武英殿出版。当时许多学者负责校勘《明史》及《十三经注疏》的钦定版本。武英殿刻书处开办于1673年,采用活字和套色雕版两种印刷技术。其出版的最著名著作是《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万余卷。它虽然在1728年出版时受到政治干扰,但仍然被运用活字技术刊刻行世,朝廷为此还专门铸造了十余万个铜活字。《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则是由曹寅在扬州运用朝廷经费开办的出版机构刊行的。

清代每一位皇帝登基后,都聘用大批学者编修已故帝王卷帙浩繁的实录。仅乾隆一朝实录的编修就聘用了900余名学者。明、清两朝实录(54) 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仅出版的原始记录精粹部分就达7000卷。明清实录的纂修使编修者有机会了解各种档案,这无疑有助于编修者个人的学术研究。(55)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篇幅、范围最宏伟的修书工程。如前所述,它是清代江南考据学风向北京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许多编修者提倡汉学,崇尚考证,他们参与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对各种抄本书籍展开全国范围的研究,为每一部有价值的书籍作出评述;收集值得收入该丛书的书籍,根据不同善本精心校勘即将收入该书的各种图书的最终定本。(56)

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只负责审定,校勘与各自专业有关的书籍。经常受到朱筠(1724~1805)资助的戴震负责《四库全书》天文历法类文献的审校工作。与好友章学诚学术观点相距甚远的邵晋涵(1749~1796)主持史部文献的审校。他们为万余种书籍撰写提要,其中近1/3的著作收入这部官方组织编修的手抄的丛书。官方为此聘用了360多位学者,雇佣7000多名文书。(57)

1733年之后,书院数量骤增,学术界继续得到大量的资助。学政在地方事务的重要性提高,现在,他们除管理县府学校外,又担负起管理所辖地区学术团体及学校资助的责任,各省学政的地位仅次于总督、巡抚,他们在各省级教育活动中,是重要学术资助的来源。大批幕友、师爷利用和省级及其他地方官员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在各级管理和教育部门(58) 得到聘用的机会。(59)

1771~1773年,北京学界的赞助者朱筠(1728~1781)担任安徽学政,他身边聚集着许多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他们成为清代的官僚型学者。由于学政没有官方正式批准设置的幕僚编制,他们要聘用幕僚,就只能以自己的薪俸支付报酬。朱筠起初热心善本书籍的收藏,后来,他聘用许多汉学家入幕,参与诸如《说文解字》校勘及再版之类的工作。在他聘用的学者中,有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9)、汪中、黄景仁(1749~1783)等,他们均为18世纪后期学术界的代表人物。(60) (www.xing528.com)

朱筠是戴震、王念孙(1744~1832)、邵晋涵等著名学者的挚友。他在太平府任职时,戴震、王念孙等人是其府中常客。章学诚在那里结识了邵晋涵,同他交换对历史学的共同认识。章学诚是朱氏的早期弟子,经常接受朱氏的资助。王怀祖(1731~1807),一位著名的地方官员,也属这个群体的一员。他和章学诚、邵晋涵一致认为,索引和目录学是推动史学研究进步的工具。河田悌一透彻地论述过皖学的特征:现在看来,当时学者们馈赠的著述价值不菲,他们行谊高洁,学术上互相竞赛,互相影响,一同受到赞助者的支持,这是乾、嘉时代的文化奇观,在学术史上引人注目,代表了人类友谊令人神往的典范。

1780年,朱筠的兄弟朱珪(1731~1807)接替朱筠任福建学政。他在任期间,为改善学术环境,赞助有前途的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洪亮吉早先(61) 在不同官署担任幕僚,1792年,他任福建学政后,也利用官职之便资助当地的经学家。(62)

毕沅(1730~1797)是18世纪汉学及考据学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汉学创始人惠栋(1697~1758)的弟子。他聘用著名考证学者担任幕僚、推进自己任职地区的学术建设,因此享有学术护法的令誉。(63) 1780年,他先后任职陕西、河南,招聘许多青年学者入幕,1787年章学诚谒见还在河南任职的毕沅,希望他对自己一项雄心勃勃的史籍目录编修计划,也就是他仿效朱彝尊(1629~1709)于1701年成书的《经义考》体例所设想的规模宏大的史部目录研究题目——《史籍考》提供支持。章学诚深知,要完成这一计划须大批学者艰苦劳作。他在向毕沅提出这一计划的同时,还呈送了早年写的一些历史编纂学论著。清代学者似乎把这种方式视作为自己著述寻求赞助的正当途径。(64)

毕沅接受了章学诚的建议,1788年在河南的一家书院为他找了一个教职,还为编纂《史籍考》建立起一个班子,由章学诚负责主持,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一研究计划,其中包括著名金石学者武亿(1745~1799)、礼学专家凌廷堪(1757~1809)以及洪亮吉。毕沅利用为官之便向这类研究课题提供官方资助。凌廷堪在担任毕沅幕僚之前,曾供职于金石学者、江西学政翁方纲。

这种赞助方式的主要缺陷是变化无定,难以长久维持。每当提供赞助的官员升迁时(多数官员任期3年),聚集门下的学者就不得不随之迁移,或寻求新的赞助者。1788年末,毕沅升任湖广巡抚后不久,章学诚即失去在河南的教席,在得到毕沅的重新支持前,只得供职于安徽学政翁方纲。1790年,他利用毕沅的帮助,重新开始《史籍考》的编著。但这项计划终未能完成,其手稿也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65) (详参第六章)。(66)

1790年,章学诚重新到湖北武昌,担任毕沅的幕僚,当时,毕沅聘用许多学者入幕修订徐乾学主编的《续资治通鉴》。他遂与其他学者一道,参与了以编年体形式整理宋元史事的工程。1792年,该书初稿送交当时的权威学者钱大昕、邵晋涵审订修改。

在毕沅门下作幕僚的还有其他学者。梁玉绳(1745~1819)在八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放弃入仕之念。1788年,他和著名学者卢文弨(1717~1796)一道为毕氏校勘《吕氏春秋》。吴派学者,惠栋弟子江声(1721~1799)辅助毕沅校勘《释名》,钱大昕的亲戚钱坫(1744~1806)参与《资治通鉴》的续修工程。卢文弨、汪中、孙星衍协助毕沅校勘一直为人忽略的《墨子》。(详参第二章有关《墨子》研究引发争论的论述。)(67)

三、 阮元的学术赞助

1793~1795年,阮元在任山东学政期间(毕沅任巡抚),就开始了贯穿其整个仕途生涯的对学者的资助、荐扬及奖掖。当时,他的扬州同乡及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到山东给他做幕僚,后随他前往浙江。阮元任职山东时,恰逢孙星衍担任山东兵备道,孙借此结识了阮元幕中的许多学者,其中有武亿、桂馥(1736~1805)。桂馥在担任阮元幕宾前,曾任山东目录学家周永年(1730~1791,详参第四章)的记室。

孙星衍任职山东时的经历别有情趣。他把赴鲁为官看作考古研究的机会,并考察孔子弟子及几个帝王的陵墓。阮元和孙氏如出一辙,他凭借学政的地位,在毕沅的主持下,编纂《山东金石志》。他(68) 还特意重修为纪念东汉学者郑玄而建的祠庙,郑玄是清代考据学者崇尚的学者。当时,常州今文经学家庄存与(1719~1788)的侄子庄述祖(1751~1816)也在山东任职。阮元和一些常州学者过从甚密,他在扬州时曾向庄存与的门生李道南(1712~1787)问学。

1795年,阮元改任浙江学政,他在杭州聘用40多位学者主持编纂《经籍纂诂》,该书仿效《尔雅》体例,收集唐以前的儒家经典注释,是对古代音韵、训诂资料最全面的总结。阮元聘请臧庸协助编修。臧庸的曾祖父也是汉学开创者之一。到1798年,臧庸主持全书编修,杭州崇文书院的许多学生参加了编著工作。(69)

此外,阮元还邀请著名考据学者焦循、钱大昕、凌廷堪等人前往杭州协助编著《畴人传》(详参第二章),他十分关心保护那些收藏大量善本的藏书楼。1797年,他巡视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命令其主人编写该阁藏书目录(详参第四章)。

1799年,阮元从北京返回杭州,在他辞去学政之职的浙江,担任巡抚(1800年升任闽浙总督),他利用编修《经籍纂诂》的官舍,兴建诂经精舍。在这期间,他选择灵隐、净慈二寺存放全省的善本书籍。1800年,阮元再次聘请臧庸协助校勘《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该书于1805年竣工,最终确立了(70) 阮元学术赞助人的声誉。(71)

此后,阮元先后在江西(1814~1816)、湖北(1816~1817)任职,继续支持学术发展。1817~1826年,阮元任两广总督,后任云贵总督,直到1835年卸职。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开办学海堂,主编《皇清经解》。1819年,他从江南聘请著名学者主持《皇清经解》的修纂。他聘用扬州吴派学者江藩主持这一重要工程,桐城理学家方东树协助修订。一些受阮元赞助在两广任教的江南学者彼此开始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早在学海堂兴办前业已出现。(72)

当时,学术赞助者要避免各种对立学术观点的冲突是异常困难的,他们一般不过分偏袒某一方,常把不同观点、学派的学者招致到手下。阮元就要经常协调幕宾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1812年,惠栋再传弟子江藩著成《汉学师承记》,这是整理清代学术发展历史的初步尝试之一,该书站在当时流行的考证学立场上为汉学辩护,于1818年出版。不过,该书在出版前就受到某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批评江藩的著作存在门户之见。

龚自珍(1792~1841)是当时超然于门户之外的学者,1817年9月23日,他给江藩写信,对其《汉学师承记》提出十点质疑。他认为江对汉、宋学特征的概述不甚准确,建议把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以此消除门户之见。江藩未接受龚自珍的建议,但显然作了一些让步,因为他又编写了《国朝宋学渊源记》。

江藩这两部传记汇编著作引发的争议直到出版后仍未消歇。当时,(73) 协助江藩编著《皇清经解》的方东树,即因江氏轻视宋学而与之发生争论。他为与自己推崇的桐城学派辩护,开始撰写与汉学论辩的主要著作《汉学商兑》,纠评汉学琐碎浅薄之风。该书于他在广东期间(1822~1826)完成,1824年上呈阮元。当时,他在阮元的官署担任教职。(74)

阮元为江藩的传记性著作撰序,他在序中高度评价汉学,因为它依据的是佛道学说被理学家混入儒学之前的比较接近古代圣人原义的文献材料。他还指出,清代经学的目标是恢复经典阐发的“微言大义”原旨,清除儒教中佛、道异说。阮元对考证和宋儒崇尚的“义理”一视同仁,对两派兼容并包。他在江藩——方东树争论中所持的态度颇具策略性,他力图把汉学的考证方法纳入宋学道德思辨框架之中(详参第六章)。(75)

18世纪,考据学者接受了官方赞助,担任官员的幕宾,不论这些官员是在何时何地聘用他们。他们严肃认真地承担起编著经注、史书、方志的任务,除此之外,就在书院任教。这种学术发展模式持续到19世纪,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突然中断学术事业发展时,才告结束。清代考据学者刊印的专著,只有学术价值,没有商业效益,因此,学者如果没有赞助者提供完成著述所必须的雇请抄手及刊印的费用,就只能自己支付出版开支(76) 。倪德卫指出,每个学者都有一位财力雄厚,忠实可靠的赞助者。

反之,学者到全国各地漫游寻找赞助时,必须具备完成其学术研究必需的专业知识,也必须随时准备校勘经籍,收集地方史志材料,校勘经史典籍中的错讹之处。而这种学术体制也为考据学者创造了相互交流、查阅善本文献、参与重要课题的机会。还需要指出的是,赞助者同学者一样,为谋求、赢得社会声望而展开竞争。各级官员都在竞争只有有才华的学者型幕僚才能提供的学术声望。甚至皇帝也在同故去的帝王一较高下(如乾隆之与康熙就是一个例证),炫耀自己在位期间作出的新的学术建树。(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