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社会角色的转变：从理学到朴学

清朝前期,江南士子谋取科举功名要比明代困难得多。因为朝廷严格限制各地科举考试中举人数的名额,这扼制了江南士大夫在科举功名上的发展。没有科举功名,在仕途的发展一般会受到限制。何炳棣发现,明朝末年,朝廷还未限制生员的录取名额。到了清初,朝廷确定并严格控制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制定了科举考试录取的最高标准。1575年是明代科举录取数最少的一年,但这一年的录取数额到1661年,已成为清代科举录取名额的最高峰。随着人口的急骤增长,官僚人数不可能原地踏步。据何炳棣、张仲礼估计,17、18世纪,生员总数约达50万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才开始为增加国库财政收入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才有了实质性增长。

此外,清开国后形成了满、汉八旗贵族子弟,他们垄断了相当数量的官职。后来这种垄断因18、19世纪科举中举人数的长期迅速增长而得到强化。一名官员只有取得科举功名才不致被挤出官场。士绅队伍在扩大,但官僚机构并未向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提供新的更多的职位。许多举人及其他低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只好另谋职业。1800年之后,只有进士才有望谋取一官半职,甚至连他们也得等几年时间才能取得任命。(124)

许多学者开始寻找官府幕宾、富户的家庭教师、书院教师等可以维持生计的职业。魏斐德指出,19世纪初叶,地方绅士开始转向其他职业,如担任处理地方纠纷的调解人、水利监工、负责招募训练团练、为衙门征募地方税收(125) 等。这种论点能够解释迫使士大夫及有才之士转向新职业的压力之所在,但无法解释17世纪知识阶层首先转向考证学研究的内在原因。只凭外在的社会因素固然不能准确解释清代出现的学术话语转变。但分析社会因素却可以解释众多士子转向学术研究的原因。学术风气可以反映社会状况的变化,而社会环境为了与正在出现的学术话语相适应,自然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下面,我们将集中论述18世纪考据学研究规范化以后所带来的社会后果。(126)

一、 走向讲台的汉学家

18世纪,大批学者抛弃显赫的科举功名、到书院及教学级别较低的学堂任教,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他们就是江南专业化学术团体形成的例证。当时最著名的学者钱大昕在许多方面堪称那个时代学者的缩影。他担任过朝廷官员(他于1776年辞职还乡),但是,他的大半生是在江南著名的书院中度过的。书院教学对他精湛的金石、历史、音韵、历法、地理研究裨益甚多。著名考据学者卢文弨同钱大昕一样,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教育事业,任教于江南众多著名书院。

1777年,章学诚到直隶的一个书院任教,开始其教育生涯。1787年,也即其49岁时,担任为时5年的教职,因为中进士,又开始等待朝廷的任用。他在这几年中把研究、著述和教学相结合。他十分重视教育理论和实践,为学生准备了一套内容详实、风格独特的教材。1787年,(127) 他获得入仕的机会,但因发现自己长于治学,短于为官,就放弃了做官机会。

1752年,杭世骏、全祖望(1705~1755)同时接受广东书院的任职。杭世骏一直在当地任教,1755年返回家乡杭州。后来,他又到扬州安定书院任教,全祖望赴粤前,曾在绍兴的一所书院任教,绍兴是浙东学派的中心,这所书院由黄宗羲创办。盛百二曾在此院任教十年之久。他写的有关《尚书》天文研究的论著曾被阮元收入《皇清经解》。他的天文学和三角学造诣对门下许多学生影响至巨。李富孙(1764~1843)是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的密友,他毕生大部分时间在该院任教,从事经史著述。(128)

1799年,今文经学家陈寿祺(1771~1834)中进士后,开始到杭州的书院(包括诂经精舍)任教,为世瞩目,后返回家乡福建。1810年,他辞职后,在福建的一家书院任教,时间长达20余年。姚鼐是我们这里列举的最后一个例证。他在江南各个书院任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他虽是宋学的倡导者,却引导学生吸收文献考证的长处。

18世纪,教职不仅是收入来源,还是获得学术声望的来源,著述研究的依托。考据学派与宋明理学家相反,他们把学术严格视为个人事务,不刻意创立门户进行宣传。他们利用书院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向同行及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张仲礼注意到,各类公、私学校的教职都由士绅垄断。根据他的分析,在19世纪的大多数年代,任教收入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士绅的经济来源之一(129) 。他所描述的现象自然是在这之前社会现象的延续。据他估计,约2/3的士绅都担任教职。他的史料依据虽然稍嫌不足,不过,有关统计数字对考察士绅阶层社会活动变化仍有参考价值。

江南城市书院的教师通过教师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声望和影响。1733年后,书院教师的聘用权掌握在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手中。在清代教育制度的等级序列中书院的地位最高,这一等级序列强有力地表明,在18世纪江南教育环境中,声望和竞争是谋取教职的关键因素。(130)

二、 私人研究与幕僚生活

学者职业化的出现与1733年之后创办的书院关系密切,这些学者极少担任官职。早在17世纪,这种现象业已出现。如前所述,胡渭、阎若璩即是最早担任幕僚的考据学者。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文献学者姚际恒(1647~1715)也是17世纪专门从事学术著述的范例。梅文鼎认为,要解决历学难题,就须精通算学,他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投身于对科学方法及耶稣会士引进成果的研究。1662年,他父亲去世后,他便全力投入科学研究著述之中。他虽受到李光地(1642~1718)的大力支持,起草《明史·天文志》,但从未担任官职。姚际恒辞官归里,把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献给考证和图书收藏。

我们发现,18世纪,许多汉学家都把毕生的主要精力献给研究、著述活动。汉学宗旨的创立者惠栋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其书斋因藏书丰富而闻名于世。汉学家江声(1721~1799)、江藩二人,不慕入仕,为从事学术(131) 研究,更喜欢求助于官员及有声望学者的资助。梁玉绳等学者在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后,放弃举业,专门从事经典及正史考证。汪中、焦循等学者,在参加科举考试初次失败后,即抛弃举业,在不同官员麾下充任幕宾维持生计。(132)

如前所述,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为从事研究著述,很早即辞官归里,类似的事例甚多。名门富族出身的孙星衍,入仕不久,就辞职返乡,隐居杭州。1780年,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以身体欠佳为借口,辞官还乡,后来,他完成了众多学术著作。《说文解字注》、《古文尚书撰异》是他小学、经学的代表作,它们每一部都是多年研究的结晶。1775年,杭州著名目录学者孙志祖(1737~1801)辞职归里,从事学术研究和图书收藏。(133)

清代许多经济无法自立的学者,除担任幕宾外,还受聘编修方志(如县、府、省志)。章学诚、戴震都是18世纪最忙碌的方志编修者。戴震在参与《四库全书》修纂前,曾参与过多种方志的纂修。章学诚为提高方志的学术水平,在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毕沅重视方志的史料价值。他任陕西巡抚时,下令编修33种方志。1787年,章学诚到陕西寻求资助,毕沅立即重用章学诚,发挥其精通方志学的特长。1781~1785年,孙星衍(134) 在西安充任毕沅的幕僚时,也参与过几种方志的编修。地方官员编修所辖地区方志的热情持续到19世纪。(135)

三、 汉学家的非官方收入

除家境优遇、经济足以自立的学者外,担任教师和幕僚是清代士大夫的重要收入来源。据张仲礼估计,19世纪,一个教师年平均收入约为350两白银。一品文官在职时的俸禄为180两银,外加90石白米。七品县官的年俸是45两白银,外加22.5石白米。他们还有养廉银补充俸禄,县令每年养廉银600两,云南、甘肃等不发达省份总督每年的养廉银,到19世纪上升到2万两。各省学政的收入虽然低于其他省级官员,但据张仲礼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500两白银,这还包括平日的礼金和馈赠。某些省份学政每年的养廉银达4000两白银。

一些巨族、富商也支持书院、学校,帮助支付教师的薪水、学生补贴及奖金。书院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下列四种形式:学田收入、投资红利、城市不动产收入、官府日常补贴。老牌洋商伍秉(1769~1843)向学海堂提供了一笔总额超过1607两白银的资金供学海堂办学,这笔钱每年可为学海堂提供固定的利息收入。此外,阮元十分重视向学海堂捐赠的(136) 资金、田产。(137)

如前所述,只有巡抚、学政之类的地方要员才能向其幕宾、助手提供资助。与此同时,江南地区关系密切的学者们垄断了各种幕宾的职位,这在朱筠、毕沅幕职的任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幕宾只发挥学术专长,不负责他们所效力官员的行政业务。每一个官员手下必须有一批文士学者充当幕宾,这是他获得学术声望异常重要的因素。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赞助学术研究,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

19世纪,一个学者充任幕宾后即得到安顿、食宿,还可在附近的书院担任教职,他们年收入约为560两白银。省级官员幕宾的收入可能更高。总督巡抚直接向自己的幕僚提供官方资助。但是,各省学政必须自筹薪俸,或迫使地方绅商提供财政支持。

我们如果把清廷向修书和学校提供的支持视为清代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个因素,就会发现,当时业已形成一个有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体制。1733年,清廷为鼓励官学学生,设立一笔面向各地县学的基金。这笔基金由各省学政根据学校办学成绩发放。学校师生都有争取这笔基金的资格。有些书院还向那些文章出众的学者提供奖金,这种资助不同于向参加科举考试者提供的路费补贴。此外,1751年,乾隆帝效仿乃祖康熙皇帝于1685年开创的先例,向钟山、紫阳、敷文书院颁赐多部经、史书籍,其最终结果是助进了超然于官僚阶层和科举功名之外的职业化学者的发展。(138)

四、 江南的研究结构(139)

清代书院、修书工程、学者型幕僚共同推进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保留相对的自治权,原因之一是学术的非政治化。清廷严酷的文化政策加速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特别是江南士子的非政治化倾向,这一政策是借助进行公开的教育压力和限制士大夫议政的手段实现的,它为考据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话语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18世纪,考据学者在经济上取得得力赞助者提供的某种程度上的保障,政治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尽力争取伴随实证研究成果而来的声誉和地位。

清代士大夫阶层职业化的学术功能还不太清楚,这限制了我们准确分析考据学派与中华帝国晚期研究机制之间的关系。例如,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在探讨16世纪之前欧洲科学发展停滞原因时指出,社会和有组织的支持对近代科学中“科学家”角色的产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为,由于儒家传统过于强调他所谓的“社会道德化”,因而没有为科学家阶层的出现提供必要的支持。如前所述,在中华帝国晚期,学术机构是作为研究场所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它具备了实证科学的许多特征。它们经过适当调整(20世纪成为现实)即可满足现代科学的需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要比我们设想的容易。(140) 我们的讨论仍然没有回答,科学何以未在中国扮演近乎现代欧洲早期出现的中心角色。但是,在18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知识既然成为个人应有的基本文化修养,那么,为促进科学的发展,就应建立相应的组织交流机制。下面,我们将于第四章进一步探讨清代考据学派的这种组织交流机制。(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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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坚雅《城市》页268~269;约翰斯《学术与政治思想》页12~13;库恩《必要的张力》页294~295。

(5) 莫顿前引书页275~283、228~253。有关讨论,请参阅《新教、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过去与现在》28:81~10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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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海堂志》(香港,1964)页38b;藤堟邻《清代文化东传研究》页395~398;太里曼·格里姆《广东书院与城市系统》,施坚雅《城市》页489~490;拙著《学海堂与广东今文经学的兴起》页51~82。

(8) 滨口富士雄《方东树<汉学商兑>研究》,《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5:74~89;代超温前引书页73~74;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页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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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详参《皇清经解》凡例;桥本成文《清代尚书学》,《汉文学讲座》4:10~27(1933)。

(11) 庄存与(1719~1788)、孔广森(1752~1786)、刘逢禄(1776~1829)、凌(1775~1829),详参拙著《学海堂与广东今文经学的兴起》页63~65;麓保考前引书页147。

(12) 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编辑体例取法于阮元的《皇清经解》,它收录了后者遗漏的许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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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士(literati)”是指中国绅士阶层中通过正式科举考试在传统精英阶层中取得身份地位的成员。有些学者前二代的亲属或取得科举功名,进入社会上层,我把这类学者也列入“文士”。本书讨论的学者,没有一个凭借遗产购买科举功名,谋取官职。这39位无疑出身文士家庭,但有关传记没有提到其先世是通过这两条(科举、捐纳)途径的那一条取得士绅地位。张仲礼认为,“文士”一词无法反映这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地位,因而未使用这个词,而代之以“绅士”。但是,就本书讨论的重点而言,“文士”一词就包含的对学术建树的强调,似乎更适合概括这里讨论的学者。我不想过深地涉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内涵及构成的争论,只强调一点,即所有的定义都应以科举制度录取标准为依据。有关论述详参张仲礼《中国的绅士》页xix~xx;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纽约,1954)页107~141;何炳棣《成功的捷径》页37~41;费孝通《中国的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芝加哥,1953)页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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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吴秀良《走向权力》页5;小野和子《儒教的异端者》页8~11;何炳棣《成功的途径》页71~86;莫里斯·弗雷德曼《中国的家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纽约,1971)页97~117。马克思主义学者把这些新思想归因于新社会阶级的出现,详参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1956)页257。

(19) 山井涌《<孟子字义疏证>性格》,《日本中国学会报》12:126(1960);帕特森《匏瓜》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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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宇安七四郎前引书页90~95;帕特森《匏瓜》页166~167;杜维运《清乾嘉时代史学与史家》页1~7。

(22)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页110~120;约瑟夫·本-大卫《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科学的发展》,米纳瓦3:455~476(1964);韦克曼《中华帝国的衰落》页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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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斯道尔和帕森斯《学科的分化》,详见蒙格马里《知识入门的基石》(苏拉克斯,1968)页101~120;本-大卫《科学的成长》页459。

(25) 详参杰克逊主编的论集《职业与职业化》(剑桥,1970)的有关论文。有关文士的研究,详参特纳、诺杰《行业与职业》,见上述论集页23~33;柯根《职业的定义》,《哈佛教育评论》23:33~50(1953);伯克《职业的特点》(芝加哥,1962)页27~46。

(26) 沃尔默、米尔斯主编《职业化》(恩格莱沃德·克里夫,1966)页Ⅶ~Ⅷ,1~2。

(27) 艾略特·弗雷德森《医药职业:应用知识社会学研究》(纽约,1970)页xii~Ⅶ,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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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杰克逊前引书页1~15。

(30) 特纳与诺杰前引书页32。有关中国医学专业化的问题,详参席文《传统中国医疗的社会关系》,《日本医学杂志》23.4:1~7(1970,10)。

(31) 沃尔默与米尔斯前引书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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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弗雷森前引书页25、85、369;本-大卫《科学家社会角色:比较研究》,恩格莱沃德·克里夫前引书,1971,页82。本-大卫发现,在17世纪的法国,国王的承认应用于实证科学,但这是在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不能染指政治、宗教及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

(34) 门德尔松《19世纪欧洲科学职业化的出现》,卡尔·黑尔主编《科学家的管理》(波士顿,1964)页3~48;拙著《清代学术流派》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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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威廉姆·古德《共同体中的共同体:职业》,《美国社会学评论》22:194~200(1957);本-大卫《当代社会分层中的职业:最新研究趋势与文献目录》,《当代社会学》12,3:251(1963)。

(37) 凯思勒《中国学者与早期满洲国家》,《哈佛亚洲研究》31:200(1971)。

(38) 海尔姆特·韦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美国远东协会研究杂志》71:61~65(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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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宋犖,详参《清代名人传》页689~690。有关曹寅,详参史景迁《论道济》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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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1965)1:364;司徒琳《史学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南明史编纂学》(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74)页141~144。

(43) 详参《儋园文集》(清康熙版)14:26a~26b,36:37a;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页317。

(44) 《清代名人传》页909。

(45) 《德清县续志》1808:9:36;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13a;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引页302、318~319;《清代名人传》页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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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4)页137~144;又参司徒琳《双重性与行动:康熙朝一些受挫折的学者》,见斯庞斯、米尔斯合编《从明到清》(纽黑文,1979)页353;《清代名人传》页310~311。徐乾学因与李光地(1642~1718)在朝廷的政治争斗,被贬回苏州。

(48) 《太原县志》1826:10:33a~34a;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页319;拙著《明清时期地理学研究》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

(49) 徐乾学受阎若璩《尚书》辨伪的影响,详参《憺园文集》18:21a~26b;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2:1a~2a。

(50) 全祖望《鲒埼亭集》(上海,1929)8:16a,英译见司徒琳《双重性与行动》页35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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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章学诚《文史通义》页308。这里采用倪德卫的英译,详见氏著页5~6、7n。

(53) 林友春《清朝的书院教育》页179;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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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清代名人传》页93~94、276;吴哲夫《中国书籍的发展》第二部分;《四声》5、7:58(1975);R.C.鲁道夫《18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Iinbun — Kagaku — Kenkguso东京,1954)页317~318。这些类书只根据政治需要而非学术目的才进行修订。有关“实录”,详参安第明·韦克森《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剑桥,马萨诸塞,1973)页65~68。

(56)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页227;伦明《续书楼读书记》页461。

(57)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页60~69;纪昀前引书页69;盖前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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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河田悌一《清代学术的一个侧面》,《东方学》57:103~104(1979)。(www.xing528.com)

(60) 《清代名人传》页198~199;仓石武四郎《清代小学史话(一)》,《汉学会杂志》10、3:4~8(1942);伦马凯前引书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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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倪德卫前引书页31~32、39~40;河田悌一《清代学术的一个侧面》引页84~105,页85、104的论述尤值得注意;《清代名人传》页185、199、825~826;佐藤震二《洪亮吉的思想和性格》Academy アカ孑リシ9:120(1955)。

(63) 《清代名人传》页624。

(64) 倪德卫前引书页97~9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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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清代名人传》页515;倪德卫前引书页100~101、205。

(67) 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页317;倪德卫前引书页206、258;《清代名人传》页140、156、5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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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清代名人传》页144、175、676、736;伦马凯前引书页41~43;阮元《揅经室集》2:68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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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清代名人传》页399~402、736、869~870;阮元《揅经室集》2:681~682;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见《诂经精舍文集》(台北,1966)页2;阿芬·罗斯托恩《<尔雅>与同义词》,《中国语言教学协会杂志》10:3、140(1975.10);代超温前引书页74~75。

(72) 《清代名人传》页137~138、144、238、400~401、7360;《学海堂集》Ⅰ,16:18a~19a;伦马凯前引书页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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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13;《龚自珍全集》页346~347;滨口富士雄《方东树的汉学批评》页73~89。

(75) 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页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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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倪德卫前引书页38、106。

(78) 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明清学术与政治》《Daedalus》101.2:35~70(1972,春季号);本-大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页46~54;《科学的发展》页460。有关宋代书院在新儒学出现中发挥的作用,详参林达·沃尔顿瓦戈《宋元时期中国的教育、社会改革与宋元新儒学:明州地方乡绅与书院》(博士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78)页58~128、18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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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林友春《唐宋书院的出现及其教育》,《学习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2:133~156(1953);《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近世中国教育研究》东京,1958,页3~23;何炳棣《成功的捷径》页197~203;梅斯卡尔《明代书院》。

(81) 约翰·梅斯克《明代政治与书院》,见查尔斯·胡克编《明代中国政治的七方面研究》(纽约,1969)页149~174;阿特威尔《复社》页333~367;胡克《晚明的东林运动》页132~162;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研究》页254~311;韦克曼《自主的代价》页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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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有关“社”的详细讨论,参看小野和子《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世界历史11:中华帝国的衰亡》(东京,1961)页87~88、105~106;大久保英子《明末知识分子的结社与教育活动》,《近世中国教育研究》页206;艾维四《复社》页349;山井涌《黄宗羲学术》页31~50;《顾炎武学术》页30~31;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页19~41;朱倓《明季杭州读书社考》,《国学季刊》2、2:264~265、282(1929)。

(84) 谢国桢前引书页220;小野和子《明末党社考察》页57;《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考察》页102~106。有关这一政策的详细讨论,详参小野和子《清初思想统治研究》,《东洋史研究》18、3:99~123(1959)。

(85) 小野和子《清初思想统治研究》页347;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1977)页19~22;谢国桢前引书页208~213;古德里希《清代文字狱》页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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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国粹学报》71:5b~6a,9b~10a(1910);详参杜濬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四部备要本)中传记,48:3b。当时,杜客居在颜修龄家中。阎若璩《潜邱札记》(台北,1973)1:38a~39b,1:48a~48b。

(88) 小野和子《清初的讲经会》,《东方学报》36:633~661(1964);何佑森《黄梨洲与浙东学术》,《书目季刊》7.4:15(1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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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黄宗羲《黄梨州文集》(北京,1959)页199;《清代名人传》页801;小野和子《清初的讲经会》,《东方学报》36:639~643(1964);伦马凯前引书页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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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宇野精一《周礼刘歆伪作论》页237~249;小野和子《清初的讲经会》,《东方学报》36:650~656(1964)。有关《明史》,详参司徒琳《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页139~192。

(93) 万斯同《古文尚书辨(二)》,《群书疑辨》1:16a~17a;小野和子《清初的讲经会》,《东方学报》36:656~658(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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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韩德森前引书页115~116;黄宗義《尚书古文疏证》序,页26;莱格英译《书经》(台北,1972)页61;小野和子《清初的讲经会》,《东方学报》36:659~660(1964)。有关人心道心之辨,详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28b;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页2b~3a。我在1981年底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新理学讨论会的论文中,曾以大量篇幅讨论这一问题,该文后经修改后,以《从理学到小学:人心道心之辨》为题发表于《通报》69.4&5:175~222(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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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统治》页340。关于它对江南学界的冲击,详参劳伦斯·凯思勒《1661~1684,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芝加哥,1976)页37~38;格里姆《明代禁对书院的控制初探》页8~16。小川嘉子详细讨论过清代出现的义学,详参其《清代义学确立的基础》,《近代中国教育研究》页275~308;林友春《清代书院教育》页179~180;盛郎西《中国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页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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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林友春《清代书院教育》页181~191;萧公权《农耕中国》页235~240;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系统》页489~490;施坚雅《城市》页257。有关反对书院为科举制度服务的呼声,详参沃尔夫冈·弗兰克《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废除》(剑桥、马萨诸塞,1960)页19~27;陈登原《清代之科举与教育》,《学衡》3.4:45~5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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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陈登原在《清代之科举与教育》所引文中认为19世纪的诂经学舍与学海堂属第三种类型的学校,盛郎西也有相似的观点,见氏著页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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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国学图书馆年刊》4:61~63(1931);《常州府志》1886,15:13a~13b;《武进阳湖县合志》1886,12:43a~46b;《清代名人传》页550。有关李兆洛,详参魏源《古微堂的外集》(台北,1966)页541~548(4:27a~30b)。

(104) 柳诒徵前引书页56~58、63~70;《江阴县志》1878,5:19a,23b;《吴县志》1933,27:1a;《清代名人传》页152~153、593、805、828。有关汪中,详参《清史列传》71:42b;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353(卷24),6:671~672。有关钱大昕任紫阳书院山长时的作为,详参《竹汀居士年谱续编》页1a~1b,此录附于《十驾斋养新录》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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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柳治徵前引书页51~53;何炳棣《成功的捷径》页202;《扬州盐商》页165;《清代名人传》页75、144、153、528、675~676、783、868、900;陈登原《清代之科举与教育》,《学衡》3.4:51(1933);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1962)页210;汪中《述学补遗》1:9b。有关陈祖范,详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5:595~598(卷38)。

(108) 《清代名人传》页129、141、550、677、807;陈登原《清代之科举与教育》,《学衡》3.4:51(1933);伦马凯前引书页54~55。有关卢文弨在杭州紫阳、崇文两书院的情况。详参《抱经堂文集》4:342~344(卷35)。卢指出,朱子学仍是紫阳书院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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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阮元《揅经室集》2:505;代超温前引书页89;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见《诂经精舍文集》(台北,1966)页2;张崟《诂经精社初稿》,《文澜学报》2.1:39~41(1936)。有关讨论,详参席文《哥白尼学说在中国》页99。另参珍与库恩《王朝的衰落与起义的根源》,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剑桥,1978,卷10)页107~144。

(111) 宋学论著(如“格物”、“性”、“性”等)见于《诂经精舍文集》页357~367。汉学论著见于该书页321~333。技术与天文论著见于该书页29~56;《清代名人传》页418、676~677。有关梅论著的评论,详参朱彝尊前引书88:6b~7a;《四库全书总目》12:14b~15b。

(112) 《诂经精舍文集》页313~333。汉代家法的重新发现为人视为研究汉代经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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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有关学海堂及其在广东学界的影响,详参拙著《学海堂与今文经学的兴起》页51~82。阮元的论述引自《学海堂志》页76。

(115)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香港,1958)页310~311、329;丁文江《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19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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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陈乔枞(1809~1869)、俞樾(1821~1907)都以此为名写了一部专著,并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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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3.4:20(1934)。这次考试内容收录《学海堂考》页1。有关学海堂图书馆的研究,详参伦马凯前引书页277~280。这份试题由莫瑞·达马斯学院的李华元(音译)协助翻译,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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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R.R.道尔《德川时代的教育遗产》,见莫里斯·詹森主编《走向现代化的日本》(普林斯顿,1965)页109、131;小系夏次郎前引书页42~43;西顺藏《戴震方法试论》,《东京支那学报》1:131(1955)。

(122) 林友春《清代的书院教育》页189;本-大卫《科学的发展》页459~462。钱大昕《竹汀日记抄》(台北,1971),钱砧为此书所作的后记尤其值得注意,页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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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页22~23;何炳棣《成功的捷径》页168~221;张仲礼《中国绅士》页99~100;劳伦斯·凯斯勒《1661~1684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页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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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引页30~31;倪德卫前引书页8,史华慈“序言”页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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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倪德卫前引书页52、82~89、96;格雷前引书页196~197;《清代名人传》页1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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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页31;《清代名人传》页97~98、152~154、203~204、276、457、900;《清史列传》68:47a~47b;张仲礼《中国绅士》页217,及氏著《中国士绅的收入》(西特尔,1962)页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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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桥本敬造《梅文鼎的历算学》页497~514;王萍《清初历算家梅文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1)页314。有关姚际恒,详参村山吉広《姚际恒的学问》页37~38;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页36~37;《清代名人传》页137~138、140、144、357、505、814。

(133) 《清代名人传》页324、783、811。

(134)135

(135) 《清代名人传》页243~244、676、696;倪德卫前引书页30、79、21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31~32。

(136)136

(137) 张仲礼《中国士绅的收入》页7~42、94、111、113~114;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佛,1972)页49;艾维四《论白银,对外贸易与晚明经济研究》,《清史问题》3.8:1~33(1977)。有关宗族、商人对学校的支持,详参罗斯基《教育与人口识字率》页54~80;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教育》页221~361;何炳棣《扬州盐商》页165;《成功的捷径》页194~203。

(138) 何炳棣在《成功的捷径》一书中论述了汪辉祖担任法律文书的经历,详参该书页292~294;张仲礼《中国士绅的收入》页75、81~87;代超温前引书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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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本-大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页21~74。人们应注意传统儒家书院制度对19世纪后期学校制度改革的贡献。学海堂和诂经精舍直到1903年科举制度废除时,仍是重要学校。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教育》页191~196;张崟前引书页19~20。

(141) 哈考特·布郎《17世纪(1620~1680)法国的科学组织》(巴尔的摩,1934);R.福克斯《科学研究与1800~1870年法国对学术的赞助》,米纳瓦,11:442~470(1973);约翰森《格莱哈姆学院:皇家学会的前身》,见菲利普·韦纳、阿伦·诺兰德主编《从文化角度看科学思想的起源》(纽约,1958)页328~353;马泽·奥斯泰因《17世纪科学社团的作用》芝加哥,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