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技术与艺术的发展及分裂与灭亡原因

商与它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与周边外族的长期战争，加上主要依靠强制性奴隶劳动和工匠们建立起来的王室建筑的奢侈和炫耀，过度消耗了商的资源。最后一代商王纣是一个体力上的巨人，一个残忍成性的恶魔，他暴行累累，包括用被他征服的敌人的头盖骨做酒杯。商王朝在约公元前1050年的一次奴隶大反叛中覆灭，参与反叛的有它的诸侯之一——周。周原来守卫在西部边疆的渭河流域，都城在今西安附近。

最初，周大概是被商征服的异族，是强悍的边民，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服整个王国。到约公元前1050年，他们联合奴隶反叛者打败最后一代商王而终于成功；他们洗劫了安阳，迫使商王在自己宫中自焚。周继承了商文化和技术的大部分，它的征服不仅仅是武力讨伐，而且将已经开始的文化及技术发展接续到了一个新朝代。获胜的周拥有充分发达的书写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把商的暴行和压迫作为他们讨伐的理由，第一次讲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政权更迭的标准辩护词：“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灭之。”换言之，商因自己的错误统治而失去了“上天的授权”，明白是非的人有责任推翻它。

周将新国都建在他们的原根据地渭河流域。他们继承并扩大了商时期的封建诸侯（从属的同盟者）制度，于是周围各民族和地区（它们不久后就开始以国家形式出现）通过承认周王元首地位的效忠誓言保持它们与周的关系。这一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制和实行这一体制的理由则一样：治国初期的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一片较大地区，于是与各地方首领签署封建契约式协定，以求至少在名义上扩大中央王国的权威。另外，当时也有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周围的敌人或劫掠者。周王朝征服的地域显然比从商王朝继承的大得多，从渭河流域向东直至海边，向北深入南满，向南抵达长江流域腹地。发展中的各王国（周朝称它们为公国，所用名称与中世纪欧洲几乎相同，包括各种等级的爵位称号如侯爵、伯爵，等等）的共同利益，可能也促进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文明”地区对付外域蛮族以维持内部秩序。

这一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看来运转得不错，它的另一基础是后来命名为“井田制”的体制，就是像农奴制那样大部分耕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耕者可以用中央地块上的浅水井进行有限的灌溉。农奴也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与土地束缚在一起，不允许离开，实际上成了领主的财产。不论是在周王朝的宫廷，或是其他属国的宫廷，建立在原商代基础上的技术和艺术在继续发展。青铜仍是主要金属，庄严的祭祀器皿往往相当巨大，越来越多地铸上了记述各种事件或法令的长篇文字。

虽然大多数著作这时已经用毛笔和墨书写在帛或竹片上，但用这些易腐蚀材料写就的作品均未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很久以后可能被大大改动了的副本。但一般都认为，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起源于周代早期，其中包括《周易》（占卜者的神秘手册）、《诗经》、《周礼》和历史文献集，后者包括涉及文化上的五位英雄帝王和夏朝的历史，以及目前得到肯定的商和周的征讨的记述。中国人已经开始纪录历史事件，对保存历史记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但是，后来导致周王朝全面分裂并最终灭亡的根本性变化也在进行着。由于技术的改进，铁逐渐变得便宜，数量也大大增加，开始有可能用于制造农具，如中国人发明铁头犁比西方人早了1000多年。借助更优良工具，对半干旱的华北特别重要的灌溉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发成良田。铁斧头加快了对华北周边多山地区和长江流域剩余森林的砍伐。在农业生产量提高的刺激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到周代中期可能达到2000万，而商统治时期大概只有400万。除反复发生旱灾的年份外，人口看来并未超出食物供应能力，稳定的剩余农产品奠定了发展贸易的基础。

新的农业生产力将越来越多的人从农耕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手工工匠、运输工人、士兵、官员、学者和商人。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超过作为王室或封建主统治中心的作用，城市居民以商人居优势，星罗棋布的城市出现在华北平原和更富饶的南方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因水上运输的便利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和城市中心的兴起。不可改变的世袭农奴身份和地主贵族的统治，日益显得与变化的情况格格不入，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晚期相似。与此同时，周代最早的诸侯中，有很多在朝着独立王国演变，它们各自发展了独特的地区性文化。周代经过大约400年统治后，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出现紧张而终于导致分裂。(www.xing528.com)

公元前771年此前有关古中国的年代记录肯定不准确，但从现在开始则完全可靠，这已由其他证据所证实。现存最早古籍来自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周代记录的一次日食确实发生在所纪录的时刻。，渭河流域的周王朝都城遭北方蛮族抢劫，周王被杀。其子于翌年即王位，建新都于较易守卫的洛阳，希望从更接近王国领土中心的地方进行统治能够比较可靠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为了守卫西北边境，周将渭河流域的老根据地作为采邑（封赏的地方）赐给了忠诚的贵族秦；500年后，秦却扫灭了周王朝支离破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第一个帝国。

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

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一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

楚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一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一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一，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一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

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一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一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使他们早先拥有的优势。

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一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一样，中国这一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一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