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期匈奴分裂的原因及影响

东汉初期，匈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南北分裂。匈奴政权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笔者在总结上述几节内容的基础上，对匈奴分裂的原因做如下具体分析。

（一）匈奴分裂的直接原因

自呼韩邪单于死后，至乌累若鞮单于，各匈奴单于都能恪守呼韩邪单于规定的“传国与弟”的“约令”，社会比较安定。新莽天凤五年（18），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位。他刚愎自用，想改变“约令”而传位于其子，借故杀害了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前单于子右薁鞬日逐王比闻知牙师被诛，非常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72]比遂很少参加庭会。单于怀疑他有二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率官兵。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单于舆死，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蒲奴成为单于。比因未即单于位，更加愤恨。时逢匈奴连年旱蝗，人口和牲畜都受到很大损失。蒲奴单于怕汉会乘机来袭，便遣使至渔阳求和亲。于是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给汉，并向西河太守求内附。此事被两骨都侯察觉。两骨都侯与单于商定于五月龙城会诛杀比。比得知而惊惧，遂率所辖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欲击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其谋而逃奔于单于。单于遣兵击之，见比兵多人众，未敢轻举妄动而还。

比自知不能再与蒲奴单于共事，遂自立为单于（以其祖稽侯狦附汉而得安，遂袭其号亦称“呼韩邪单于”），率所辖南边八部兵众于建武二十四年（48）春归附东汉政府。至此，匈奴分为南北两个政权，分居漠南、漠北。

（二）匈奴分裂的内在原因

1.匈奴贵族的归汉和内徙事件频繁

南单于比率所领八部附汉以前，匈奴贵族归汉和内徙事件屡次发生。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陟安侯”[73]。数月后，於单死，匈奴内部大乱。

元狩二年（前121），“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74]。二王惧怕，遂谋降于汉。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75]。汉“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76]，将其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故塞外，由五属国统之。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77]。

神爵二年（前60），握衍朐鞮单于继立。他性情残虐，尽诛前单于用事大臣刑未央等，任用都隆奇等人；尽免前单于子弟近亲，而重用自己的家族子弟。前单于子稽侯狦被迫逃至妻父乌禅幕处，贵族大臣们人心惶惶。“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78]

五凤二年（前56）冬，匈奴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乌厉温敦见匈奴大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封乌厉温敦为义阳侯，并在西河、北地二郡设置属国安置。[79]

此后，稽侯狦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五单于争立”事件平息后，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又处于“兄弟争国”的对立局势。为摆脱困局、求得生存，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臣服于汉。

长期以来，匈奴贵族频繁率众降汉的行为使原本体制较为松散的匈奴政权更为涣散，削弱了匈奴贵族对民族利益的捍卫意识，也使得匈奴民众更加缺乏依赖感、归属感和拥护意识。

2.匈奴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

匈奴没有建立一种非常严密的政权体制，政治权力不集中，缺乏强有力的专制权力和控制力，其民族向心力不强。匈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80]，故多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头曼单于当政时，匈奴的氏族部落制度被奴隶制取代，并出现了政权的最高首领“单于”。匈奴社会已不再是原始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具有私有制阶级关系和最高首领的政权形式了。但其政权机构和政治、军事等体制还不是很健全，直到冒顿单于时，匈奴的政权机构才得到进一步完善。

关于匈奴的社会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主“奴隶制社会说”[81]，如马长寿、林幹先生等；有的人主“半家长制半封建制社会说”[82]，如欧阳熙。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公元前3世纪末建立的匈奴政权，是以奴隶主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奴隶主专政的政权，即奴隶制政权。[83]无论匈奴政权属于哪种性质，其整个政权内部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合，并未形成中原王朝那样严密的中央集权体制。

首先，匈奴是原有本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一个联合体，缺乏统一稳定的经济基础。基层统治单位仍以部落为主，这种政权是暂时的、不巩固的。[84]冒顿单于时，匈奴的发展达到了极盛。他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又趁中原征战混乱之际，收回秦所夺匈奴地，侵犯燕、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西接月氏和氐羌而控弦三十余万众的强大政权。后来，匈奴还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国。汉文帝时，冒顿单于又出兵西域，使楼兰、乌孙等西域城邦大多臣服之。由此出现了北方“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而“皆以为匈奴”[85]的局面。匈奴的扩张结束了中国北疆各游牧民族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状态，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强大的军事主义政权，为加快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匈奴控制的地域虽然广阔，但其政权组织比较松散，是由原有的匈奴族和被征服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整合而成的[86]，缺乏牢固的统治基础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政治组织所维系的纽带非常薄弱，不像秦汉郡县制那样有严格的中央和地方之分。匈奴的力量还没有达到使其他民族完全臣服和统治其他民族的程度，匈奴贵族对各部也缺少强硬的统辖和控制力。被征服的各部落和各国仍保持其机构，仍有自己的活动。匈奴贵族只能派出少量的监督官员到被征服的部落中。[87]这种靠武力联合起来的军事性政权，虽可能强大一时，却很容易瓦解。一旦匈奴的实力削弱，无力控制所降各部，他们就会脱离匈奴的统治又成为独立的民族，甚至对匈奴进行反击。汉宣帝时，匈奴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而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88]。当羁属国或羁属部落与匈奴人民不愿再受匈奴贵族的控制时，便纷纷从匈奴政权中分离出来。可见，他们之间的统属关系非常脆弱。

其次，匈奴政权实行领主分封制，贵族领主的独立性很强，单于的权力不稳固。冒顿单于取得政权后，积极整顿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机构。单于以血缘世袭继承为主，一般为传子、传弟或传宗族，并掌握着军政等统治大权。在匈奴中部设立“单于庭”，辖地为代郡及云中郡以北广大地区。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地位最崇高，分别建庭于各自的驻牧地。单于和左右贤王都有相对的自主权，各自管理境内的属民。左贤王的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后来又有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犊王，他们均是单于的亲族，有血缘关系，有继承单于位的资格。谷蠡王以下设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中央官员，自贤王以下至当户，都可统军作战，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每万骑又各自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官，他们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视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左右骨都侯及以下官员多由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是单于挛鞮氏之外的外姓贵族，他们与单于氏族世为姻亲。左右骨都侯由他们出任，官位世袭，辅佐单于断刑狱、处理日常政务。除此之外，还有戍守边界的首领“瓯脱王”和其他因人、因事而设的官位。如汉武帝时，汉降将赵信被封为“自次王”，仅次于单于（匈奴还为赵信建赵信城）；李陵降匈奴，被封为右校王；卫律降匈奴，被封为丁灵王，等等。

官职层层递分，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统治网络和严整的官僚机构。整个匈奴的社会组织有很强的军事特色，其社会结构是军政一体的。但匈奴政权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诸王各自为政，单于对各部和诸王的控制力很弱。胜利时，贵族们分享胜利果实，大家拥护单于的领导；失败时，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单于威信扫地。[89]“单于位继承中缺少一个成熟和规范的继承制度”[90]，各王不断为争夺单于位发生内讧，造成政局混乱，“五单于争立”正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游牧首领在势力足够强大时，也会争夺最高统治权。呼韩邪单于稽侯狦率部南迁至汉边以后，汉匈恢复了和平友好关系。匈奴因此经过了很长一段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多，牲畜数量增加，人民生活安定，各领主的势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至东汉初年，右薁鞬日逐王比的实力相当强大，统领漠南八部之众，兵力充足，人畜兴旺。所以当单于倒行逆施、破坏继位制度时，他敢于逆君鳞，口出怨言，与单于对抗。“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91]单于只好任其南下附汉。这就是一个匈奴贵族领主权力过盛而造成恶果的很好例证。

3.南北匈奴部落差距加大

汉匈联系不断加强，漠南地区长城沿边的匈奴部落受汉族的影响很大，社会性质也有所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北部匈奴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自西汉高祖以来，虽然汉匈之间战争很多，但经济、文化联系从未中断过，并主要以“和亲”和“互市”的方式进行。

就汉王朝来说，和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汉宗室女嫁匈奴单于为阏氏，汉匈约为兄弟，汉岁奉物品，匈奴不侵犯汉边，保证边境的安宁。汉高祖时，“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92]。惠帝三年（前192），“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93]。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孝文帝复修和亲之事，“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94]。匈奴军臣单于时，汉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95]。景帝五年（前152），“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遣公主，如故约”[96]。因此，终景帝之世，匈奴“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97]。汉朝争取到了六十多年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之后，武帝初继位，仍然奉行和亲政策，“饰子女以配单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呼韩邪单于。和亲是汉政府不得已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也是当时的必然趋势，使双方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也为边境人民换取了安定的生活环境。(www.xing528.com)

汉匈联系的另一方式是“通关市”，即两国人民进行商贸活动。关市与和亲密切相关。据史书载，汉文帝时，“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98]。汉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99]。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100]。关市贸易受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时开时停，但也或多或少地促进了汉匈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所以关市贸易被两族人民欣然接受，使双方加深了了解，为汉匈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汉王朝还经常赏赐匈奴物品。汉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01]。汉文帝时，送单于“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102]。汉景帝和汉武帝时也是“给遗匈奴”，“厚遇单于”。在和亲的基础上，赠送物品更直接地使匈奴贵族阶层接受了中原文化，使汉匈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单于变俗好汉物”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同时，汉文化和技术也一并传到了匈奴，对匈奴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媵臣中行说教匈奴人“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且“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103]。降臣赵信教单于筑城技术、储备积粟等。“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升。”

“和亲”“关市”“赏赐”等方式增强了匈奴在经济上对汉朝的依赖。老上单于时，匈奴已喜好汉的缯絮食物。中行说劝其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104]这表明汉物流入之多已引起了维护匈奴制度的中行说的担忧。汉武帝时，“匈奴贪，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105]，反映了汉财物对匈奴的影响之深，同时也使汉王朝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

呼韩邪单于稽侯狦率众归汉后，长城沿边的匈奴部落与汉族往来更加频繁。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受到汉民族地区的强烈影响。这些漠南匈奴部落的社会性质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即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106]单于比所统管的匈奴南边八部长期驻牧于漠南长城附近，与汉族的交往日深，受汉文化影响很大，与北部匈奴各部落的差距明显。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必然使南边的各部落在政治上要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而与北部匈奴各部不仅在政治上，特别在经济领域有了巨大差别”[107]。南北匈奴分裂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和结果。

（三）匈奴分裂的外部因素

外部的强大军事压力、王莽实行的错误民族政策以及连年的灾荒，致使匈奴大衰耗、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加速了匈奴分裂的进程。

其一，外部的强大军事压力。

汉武帝时，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已十分巩固，社会比较稳定。汉政府改变以往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进行强硬反击。汉武帝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乌孙等邻近民族共同对付匈奴；一方面主动出击，大举攻伐匈奴。直到呼韩邪单于附汉前，汉匈之间一直战争不断，使双方消耗巨大，亦使匈奴实力衰退并一步步走向衰落。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渔阳、雁门侵犯。汉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108]。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骑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109]。同年夏，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出陇西、北地，过居延，攻祁连山，获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军并出，共发兵十万骑，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汉军斩杀匈奴八九万人，汉士卒战死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卫青率兵至赵信城，悉烧其城余粟而还。霍去病获胡首虏七万余人，“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110]。“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然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111]。

汉匈双方在以上战役中均损失惨重。对于汉王朝而言，上述这些战争可以说是防御性的、抗击匈奴侵略的正义战争。此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便具有了侵犯性，主要以报复匈奴、使匈奴臣服甚至消灭匈奴为目的。

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三万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112]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领兵出朔方，兵败，降匈奴。

汉宣帝时，汉与乌孙联合出兵攻打匈奴。本始二年（前72），匈奴出兵攻乌孙，企图切断乌孙与汉的联系。汉遣五将军分别出西河、张掖、云中、酒泉、五原，兵力十余万，出塞各两千余里击匈奴。乌孙昆弥亲率军五万余人攻入匈奴右谷蠡王庭。在汉与乌孙联军的强大攻势下，匈奴各部远遁，“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113]，匈奴益衰。同年冬，匈奴单于将兵万骑出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大部分被冻死。长期被匈奴奴役的丁零、乌桓、乌孙等族乘机奋起反抗匈奴的统治，给匈奴带来了沉重打击。

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匈奴国力衰弱、民不聊生，亦使人民的厌战情绪日盛。原本缺乏牢固统治基础的匈奴政权更加松散，民族凝聚力也更弱，为匈奴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其二，王莽政权错误民族政策的干预。

王莽篡夺汉政权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歧视匈奴的错误政策，企图进一步征服匈奴。王莽迫使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名为“知”；擅自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单于；将汉朝政府颁发给单于的原刻有“匈奴单于玺”字样的印玺收回并毁坏，改授“新匈奴单于章”[114]；把匈奴人民分为十五部分，立稽侯狦子孙十五人为单于。王莽倒行逆施，妄图分裂匈奴，激起了匈奴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使汉匈关系日趋紧张。

王莽又多次制造匈奴内乱，企图从内部瓦解匈奴。但经过数年的征战，“吏士罢弊”，“北边虚空，野有暴骨”[115]。因此，双方有意和亲。匈奴要求与王昭君的侄子和亲侯王歙相见，汉遂派王歙至匈奴。与此同时，王莽仍野心勃勃，下令“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116]；并趁机将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和女婿须卜当掳至长安，立须卜当为单于，以挑起匈奴内部争端。结果须卜当死，王莽的阴谋未得逞。

王莽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极大地破坏了中原与匈奴的关系，也造成了匈奴内部的混乱，增加了匈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促使匈奴走向分裂。

其三，草原上灾荒连年。

匈奴人主要以游牧为生。自然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匈奴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每次大的自然灾害都会给匈奴造成重大损失，使其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117]。狐鹿姑单于时，“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118]。本始二年（前72），“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119]。地节二年（前68），“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120]。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蝗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21]。当游牧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进一步导致人民生活困顿、社会骚动。大灾还诱发了一系列的人祸，乌桓亦乘匈奴虚弱之机主动出击。匈奴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危机，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位斗争，矛盾一触即发。统治者无暇顾及军民的安危，导致军心混乱、民心不稳，促使匈奴走向分裂。

总之，匈奴南北分裂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匈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和外界多方干扰的结果。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转折点。[122]而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汉王朝不仅在匈奴发展、衰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匈奴分裂之后，依然与南、北匈奴有着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