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权即社会成员利用传媒阐述观点、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由含义上看，接近权亦是传播权的引申与特殊表现形式。接近权强调传媒具有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从而使广大受众与传媒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普遍影响。
（一）由来
1967年，美国学者巴隆（Barron）首次提出“媒介接近权”。1973年，他在《为了谁的出版自由——论媒介接近权》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接近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这个概念提出至今已有40多年，在法律上尚未有明文规定，但至少已经在三方面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第一是“反论权”，即社会成员或群体在受到传媒攻击或歪曲报道时，有权要求传媒刊登或播出反驳声明，对此，美国联邦法院已有支持反论权的案例。第二是“意见广告”，为了争取受众的好感和信任，目前很多平面媒介都在不同程度上以收费形式接受读者要求刊登意见广告[20]。第三是体现在多频道有线电视领域，一些国家基于接近权原理，在发放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许可证时，规定必须开设允许受众自主参与的“开放频道”。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1](www.xing528.com)
（二）接近权实质上是为了实现公民知情权而提出的一种补充性权利
接近权有利于遏制新闻传播媒介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也有利于传媒增强监督政府的能力。在中国，受众参与传媒的方式、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增加，受众接近权在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不同传媒类型表现不均衡的特点。互联网的个人传播性、交互性和参与性，赋予受众较为充分的接近权，但网络的匿名性、时空无限性、即时性、自由性，在便捷的同时，也给接近权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而传统的电视媒体，通过强化节目的互动性、参与性、服务性，以吸引观众。比如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是一档寻亲公益节目，编导从众多的观众求助信息中筛选出相对完整、可行性较强的求助线索，进行查找、核实，最后寻找人到现场等待结果。这一节目服务性与针对性强，受众参与程度深、互动程度大，它屏蔽了网络传媒的种种随意性与不确定性，显现了电视媒体在维护受众接近权方面更为成熟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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