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辩证法

陶行知在继承中国朴素辩证观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两个方面都十分突出。写于1943年的《创造年献诗》，标志着他辩证法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在这首高度浓缩的诗作中，他以艺术的语言讲专与博；小事与大事；书本知识与实际行动；教与学；存在与意识；规律、矛盾；量变与质变等等辩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艺术化。陶行知教育思想充满了辩证法，这对我们今天克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1）陶行知对教育功能的辩证认识，对当今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的发展服务，二者有区别，有联系。处理二者关系，是正确认识教育功能的关键。中国传统教育十分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对人的个性发展重视不够。解放以后，在这一点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而陶行知较早对此问题就有认识，他说：“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社会、个人是相辅相生，不是各自生存的。陶行知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明确指出：“教育之功能，就其大者而言，为立国之大本；就其小者而言，亦为如何引国民精神生活与实际生活臻于健全与畅遂之关键。”

对教育功能的正确认识，对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我们受传统教育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的影响，对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是有认识的，而对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长久以来，我们过分强调统一，压抑人的个性发展。用是否听话、是否成绩优良的单一标准衡量学生。从幼儿园起就贬抑个性。结果培养出来的人，从小人云亦云、盲目服从，长大了毫无创造精神。而陶行知认为晓庄是“人园”，让各人显示各人之美，不要求完全相同，甚至认为从晓庄出云后与晓庄大不同才是与晓庄同。大不同是有创造，有创造才是晓庄提倡的。

这启示我们：一定要辩证认识教育的功能，使教育既促进社会，又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出大批忠于社会主义、富于创造精神和健全个性，真正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与专门人才。

（2）陶行知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辩证认识，当前特别发人深思。

“反传统教育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陶行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陶行知反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是最坚决的，但对教育传统中的精华，即一贯认真吸收、改造、发展。陶行知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仪型他国是最坚决的，但对世界新教育运动中先进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从传应到吸收，改造，他始终是不遗余力的。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在当前仍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中国的国门被迫切打开以来到现在，就整体而言，始终未能很好解决。

不能辩证地正确解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教育也是，着眼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既要继承发扬教育传统中的一切优秀部分（如全民尊师重教、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书院的自由讨论以及许多传统美德），又要坚决批判传统教育的坏影响（主要是脱离实际，着重应试，死记硬背等）。(www.xing528.com)

还要正确对待外来的教育思想，学习其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一切科学、先进的东西，但要反对生活生吞活剥及不与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

（3）陶行知在论述社会政治、教育等问题时，坚决杜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处处以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准确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为我们今天研究各种复杂社会现象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如陶行知对民主的认识，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他反对庸俗的民主，提倡创造的民主，认为“庸俗的民主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只是在形式上做到如投票等等，”而只有“创造的民主是动员全体的创造力，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并且发挥到最高峰。”他认为“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者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在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他强调“民主也不是绝对自由。民主有民主的纪律……民主的纪律是自觉的集体的。”陶行知对民主问题的一系列充满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民主，划清在民主问题上的是非界限，仍是一种重要的启示。

再如对社会的认识，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有人问，坏的社会是否也可以做学校？陶行知明确回答说：“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情状来。”现在一些中小学生，由于对社会上坏的人与事缺乏必要的认识，或上当受骗，或同流合污。陶行知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对师生关系，陶行知的看法也是十分辩证的。他认为“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师生本无一定的高下，教学也无十分的界限；人只知教师教授，学生学习；不晓得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到好多教训。”由此认为，先生应该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并合力创造值得彼此崇拜的人。

对学生的评价与要求，陶行知也力求避免绝对化。他认为“教育乃取恶性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

在教育管理方面，陶行知主张要同时“反对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领导作用的错误；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之错误倾向。”他主张要让学生自动，但这并不是放任不管，而要加以引导，也就是“让学生自动的时候，不是让他们乱动，而是让他们走上创造之路。”如何对待学生的欲望，陶行知的态度也值得我们重视，他主张“承认欲望的力量，我们不应放纵他们，也不应闭塞他们；我们不应让他们陷溺，也不应让他们枯槁。”“教育儿童，应当严格的便须严格，应当放任的便须放任”；“自由中有规则，规则中有自由。”他认为教育者的责任，“除了积极发扬每个儿童固有的优点而外，还要根据事实，肯定他们的错误，从而改正他们的错误。”

关于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长时间成为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热点。不少地方简单化地处理这一问题，一讲抓学习，就使学生疲劳得厌学；一讲减负，又使学生松松垮垮，毫无刻苦精神。而陶行知认为，我们一方面要使学生“得学之乐”，另一方面又要使学生能“耐学之苦”，这“才是正轨”；他一再强调要对学生实行六大解放，但又反对“一任学生趋乐避苦”。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也认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2]（P.104）陶行知的观点与邓小平的是多么一致啊。

当前教育改革中碰到的难题之一是“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育制度”[3]妨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而对于此种弊端，陶行知早在60年前就提出要加以防止；“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教育万不能强同。”“太划一，太呆板，实无创造之无能。”

总之，陶行知论著中体现出来的精彩的辩证法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最富现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研究、继承陶行知的辩证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正确处理诸如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教与学、老师与学生等关系，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简单化倾向，是大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