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教学人生与中国农村贫穷

张诗亚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均能怀一颗悲悯济世之心。对于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张诗亚老师非但没有抱怨，反而由此立下“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宏愿，着实令人钦佩。

我下乡很早，1965年5月20日下乡，在乡下一共待了大概八年半的时间。先是在大巴山，后来迁到了一个公社。那个时候的大巴山，既穷又富。穷是穷在它的交通极其不便，我们当时从重庆出发到大巴山，花了四天多的时间。现在从重庆到达县，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够抵达。当时却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早上五六点钟坐汽车出发，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到达。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绕行，平均一小时只能跑三十公里左右，短短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就要十多个小时的时间。从达县到万源，从万源到草坝，也各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到了草坝之后还不算完，还需要再走一天的路，要走大约40多公里的山路才能走到我们的厂子里。交通极为不便是穷的一个方面，穷的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当地老百姓的教育、文化相当落后，这种落后的感触旁人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说它富，在于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大山里资源丰盛。当时一亩地的产量虽然没有现在高，但由于地域广大，所收获的粮食吃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此外，山上还有很多野鸽子、野兔等。记得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农民家自己烘烤好的鸡腿才五角钱一个。

在那个地方，我所获得的教育，或者说使我终身受益的，就是对农村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对不同物种的亲身了解。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大山里各种各样的植物，遇见自己不认识的树种时，我都会尽量去问、去了解它，所以至今我还能够认识五百多种不同种类的树木。当今的学生大都缺乏对树木的了解，并不能知晓树木的名称、种类及作用等，也就缺乏了一些对日常生活知识的了解。那时候春夏之际，举目望去，一座座山连在一起，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极其壮观，说“映红了天，映红了地”一点儿也不夸张。

见识了山富的一面，也见识了景美的一面，当然不可忽视的还有人好的一面。那里的人们非常淳朴，丝毫没有坑蒙拐骗之举。随便走到一家门口，说自己没有吃饭，那些百姓们就会很热心地为你煮饭，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都拿来招待你。这些人是很真诚的，从不求回报，始终坚持着他们的风俗习惯。深入到乡下之后，我发现曾经的乡村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并不像现在这样衰败。我们下乡的时候是1965年，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在那段时间，我们对历史、对生活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乡下，我们也互相交换浏览了许多书籍。虽然那时书不多，但是大家看得很仔细，像《古代诗歌选》一类的书，我基本上都是能背得下来的。这些知识的积累也为我自身素养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为我后来生活与工作的进步提供了不少帮助。

因为家里另外两个姐妹也要下乡，家里人不好照顾，所以后来我迁到了宜昌。宜昌的贫穷和落后远远超过了大巴山。那个时候男子汉劳动一天只有5分钱左右的工资，妇女则更少，只有3分钱。所有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天黑下来才能回家。当时我干农活很勤快，各种各样的农活我都能干，所以我对农村生活是非常了解的。这一切经历，使我真切体验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农村的真实状况，也收获了许多农村生活经验。比如说犁田，犁和牛之间的连接叫“犁扣”，这个“扣”是套子的意思；这个套子必须是软的，牛拉起来才能既有弹性又有拉力；绳子连接牛、犁和犁扣，需要形成八字形，并且这个八字形长度要适当，过长会使牛拉起来更费力，而过短则会打到牛腿影响牛行走。(www.xing528.com)

那段经历，使我当时就立下志向，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我还去调查过我们的生产队，那时一个村大约有一百多号人，二百八十多亩地，每一块土地我都亲自丈量过。当时的社会有一个政策叫“上公粮”，就是每一亩地都需要给国家上交一定的粮食；另一个政策叫“征购”，就是每一亩地多余的粮食，由国家统一征购。而这个“上公粮”和“征购”的统一标准，就是根据实际的土地面积来决定的，比如说规定每一亩地应该上交多少公粮和征购多少公粮，两样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但实际情况是，土地面积其实只有二百八十多亩，但是所需“上公粮”和“征购”的亩数却是三百七十多亩，也就是说这中间相差大约九十亩的土地，而造成这种情况的真实原因就是当年土地改革时期上报给国家的土地亩数有夸大的现象。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之后“上公粮”和“征购”所依照的土地面积，就是当时贫下中农们所上报的数目。针对这个问题，我也给相关部门反映过，但是当时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能为力，毕竟这是有“三定”政策作为依据的。所谓“三定”，也就是定土地、定公粮、定征购。的确如此，如果我这一个地方修改土地面积，那么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的地方也都要做相应修改，政策基础也会相应变动。这在当时还没有繁荣兴盛起来的中国，是不可实行的。

农民们很贫穷，以至于我亲眼所见，一家七八口人只有破破烂烂的一床棉絮。我记得我当时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一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三斤的原粮，这样算下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一天只有半斤多的粮食，其实这样的分量是一顿饭都不够的。农民的收入是更低的，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有多艰苦。不能忘却的是我亲眼所见大量的农民逃荒、要饭，甚至不要命地爬上火车到远方去。那些艰难不易的情节我都是亲眼所见，感触颇多。

八年半的下乡生活，让我真实地了解了生活，了解了中国农村贫穷及其根深蒂固的原因。身体上的锻炼，知识上的积累，以及生活上的磨炼，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终身受益的。下乡期间我看了不少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找到几本书来阅读其实是很不易的。我们几个朋友回重庆的时候，都互相交换书籍，当时是坐火车回去，大概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整个生产队一百多口人，国家分配平均一家人有二两煤油。我将家家户户的煤油买来，大约只有五六斤左右，但是也足够支撑我在火车上的漫漫长夜去读书。现在我也常跟我的博士生说，当时有一套王力的《古代汉语》，是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当时我去乡下，答应半年之后归还，所以这四本书我都手抄下来，大部分也都背下来了。其实这些经历也是有好处的，虽然苦，虽然贫困，但是也激励我努力去谋出路，努力去改变现状，并且没有虚度光阴，了解了农村，了解了生活，锻炼了身体，也增长了见识。我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没事的时候就拿着地图来看，所以我给学生上课都能够随手画一个地方的地图出来。

在农村，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过小学和初中。那时候和一群农村的孩子一起上课，他们真是又可爱又淳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离开的时候，小学三、四年级的一群孩子送我离开，跟着我走，我让他们回去，他们还依然跟在我后面。现在电视里拍摄的山里的孩子的画面，我是亲眼所见也亲身经历过的，那种感触，难以言表。这一段时间的代课生活，也算是为我后来继续成为一名教师奠定了基础，为我未来的教学生涯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乡下回来的时候大概就是1973年了，回到城里就靠代课来谋生。需要我上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中学的课程我几乎都教过，语文、数学、化学、音乐、体育等。很多知识以前都没有学过，所以大多都是现学，热炒热卖，这也使我巩固更多基础知识，提升自我的能力水平。后来我顶替老母亲的班，在工厂里做工人。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给我带来了人生新的机会。但是高考下来才发现，虽然代课不少，但是不系统，而高考需要系统的学习，并且教材也很难找到，尤其是数理化之类的学科，因为基础差得很多，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来，慢慢积累。我下乡时16岁左右，初中还没毕业，因此高中的知识全靠自学，就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高考。我高考时已经29岁了，过了25岁就算是老生了，在全国的考生中，也只有百分之八的录取率，因此想要突破高考真的是极为不容易的，不仅要考上，还要考出好成绩才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记得当年是三百多分的满分，我考了二百四十多分，全靠语文、历史、地理帮我提高分数，也算勉强入学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极其兴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读书的机会，拥有安安静静的几年时间，可以去图书馆看外面找不到的书、自己买不起的书。就这样我读了很多书，也自学了很多知识。本科毕业以后我又开始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有了孩子，生活的压力也就更大了。记得那个时候国家发了助学金，每个月20元钱的补助也都寄给了家里，剩下的20元钱工资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要从生活费里挤出一点钱拿来买书。那段时间是苦的，但也是甜的，至少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学到了我自己想学的，也收获了可能是以前从来收获不到的。对这段求学的岁月，我倍感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