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陈蝶仙是著名副刊编辑，虽然他的副刊编辑时间并不长，但地位特殊，因为他既是鸳鸯蝴蝶派的最重要的写作人，也是其中一位推手，他写作的作品数量不是最多，但影响较大也极具文字上的代表性。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历史文学现象，而并非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流派。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之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鸳鸯蝴蝶派作品出现过反封建的一面，代表着维新文学的一个回流水湾，可以从中透视出封建时代的大厦将倾，那么这个维新文学的回流水湾一旦与文学商业化的水流合流，也就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沉渣。在这个过程中，颇有写作才干的陈蝶仙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他与鸳鸯蝴蝶派较早的代表性作家徐枕亚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徐枕亚用骈文写作而后者用白话文写作，或者有些鸳鸯蝴蝶派作家尚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感受作为创作来源。而陈蝶仙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鸳鸯血》《黄金祟》和《玉田恨史》，以及他主持《自由谈》时编发的这一类作品，大多是技巧颇高的无病呻吟之作。《自由谈》的编辑衍化过程本身就复杂多变，陈蝶仙担任编辑，使《自由谈》在一个阶段里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也是一面旗帜。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在这面旗帜下开始集结，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不小的一股文学流。
但也要看到，在当时与后来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里，有很多时候只是局限在简单轻视的基础上，一言以蔽之为“恶趣味”，并没有看到它的历史两面性和后来有意无意地自我矫正，也缺少对文化和文学大众传播阅读市场的全面分析。一直到鲁迅先生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发表，才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那就是文学的过度商业化，不仅会造成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泛滥，甚至还会出现很多近于文字勒索的“黑幕小说”。
陈蝶仙是晚清至民国初的著名作家和知名报人，有着复杂的家世背景和情史，后来又有由文入商的传奇经历。他的文字才能为世人称道，曾经被南社著名诗人戚饭牛称赞为：“世界之艺共一尺，陈蝶仙独得七寸，乃子小蝶，可有一寸，余二寸万万人均分之。”话虽说得很夸张，但也可见他的文字功底非同一般。
陈蝶仙，1879年7月生于杭州，本名陈寿嵩，字昆叔，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因为是庶出，生母戴氏又比较严厉，因此在感情上与其行医的父亲陈福元的正妻王氏更亲近一些。这位王氏夫人喜欢读小说听评弹，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女青年，也是陈蝶仙写小说和听评弹的启蒙老师。尤其是《红楼梦》，是王氏夫人的常读常谈之书，也是陈蝶仙读私塾之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直接影响到他前半生的写作。
陈蝶仙少年成名，12岁时，他就刊印了习作《惜红精舍诗》，可见其感情比较早熟。因为这本诗集，陈蝶仙博得神童的名声，被后来一些文人视为“西泠三家”之一。14岁时，他又写了长篇弹词《桃花影》，是一部深受旧式弹词影响之作。19岁时，他又写出长篇言情小说《泪珠缘》，因此轰动一时，并开始进入他的言情小说写作高峰期。《泪珠缘》以秦家为虚构背景，其实有着源自对《红楼梦》中秦可卿身世的想象和敷衍。据陈蝶仙自道，是不满足于《红楼梦》的布局与结局缺憾，想要另起炉灶，虽出语颇狂但也有初出茅庐的一股锐气。他说，这篇小说是他在病中完成的，是一部消遣之作。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来看，大体是可信的。对于《泪珠缘》，自然也不能以其自况补《红楼梦》之不足去简单地看待，也有学者研究过《泪珠缘》的人物结构，《红楼梦》中的人物有421人出场，《泪珠缘》居然有523人出场，陈蝶仙小小年纪能够组织和把握这样的大场景和众多的人物关系，确实说明他是个编故事的“大能手”。
陈蝶仙的写作范围其实很广泛，举凡当时的市井文学和传统文学各种样式都有涉及，除了小说、弹词，旧式诗词曲和戏剧，甚至林纾式的译文小说。据统计，陈蝶仙的作品多达73种，字数300余万字，但写作字数300余万字恐怕是打不住的。因为仅《泪珠缘》一书，屡经扩充，最后达到了500万字的超长规模，只能说他的作品很多。陈蝶仙笔名颇多，而且根据不同文体署名。例如，用“惜红生”专门署诗，“天虚我生”则是言情小说的专用笔名，“蝶仙”一名署情诗，“太常蝴蝶”则是林纾式译作的专用名。他还尝试过写作谴责小说《新官场现形记》，但半途而废，因此在写作上方向虽多，终究有些找不到目标，而这一切又与其对时代对自我的认识局限有关。
陈蝶仙曾经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连秀才的功名也没有得到。1898年陈蝶仙完成《泪珠缘》之后，遵照母命按照一般人家的谋生出路开始进入生意场。先进入上海海关谋事，后来自己做生意，但都没有成功。22岁他回到杭州，又先后创办了经营文具和石印的小店，但也亏损严重。此前曾在上海办了一本《著作林》杂志，广告文字与名人传记文字混搭，后无疾而终。这段经商经历为他日后转文为商奠定了基础，也使他成为一个“多面人”。
生意失败，写作又非谋生手段，百感交集的陈蝶仙改名陈栩，并自号“天虚我生”。栩者，据他自解是其栩如椿树，材虽大不可用，与“天虚我生”实为同一种意思。但改名为栩，其实还有对庄子哲学的一种自嘲，也是对“蝶仙”笔名的一种不放弃。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先是加入遂昌县县长的文友朱兆蓉的幕府中混事，但心思并不安分。曾经设想在生意上独辟蹊径，用乌贼鱼骨制造牙粉，因无法得到上司支持筹得资金而作罢。他的乌贼鱼骨试验项目，也为日后他成为中国的牙粉大王埋下了线索。
一事无成的陈蝶仙，从浙江的遂昌县回到上海，再次凭着当年写作《泪珠缘》的名声，为王钝根主持的《自由谈》写作连载小说，先后发表了《鸳鸯血》《黄金祟》和《玉田恨史》，公开举起鸳鸯蝴蝶派的大旗，并成为当时鸳鸯蝴蝶派的灵魂人物。如果说他的《泪珠缘》是一部有感于《红楼梦》书写人生缺憾的无病呻吟之作，这个时期的言情小说，倒多少有些自身感情生活的感慨。在此之前，陈蝶仙有过两次感情波折，据说心仪的对象，一位是其嫡母王氏的亲戚顾影怜，曾经教给他如何写诗，比他年龄大却在辈分上小一辈，因此无法结合。另一位是邻家女子，家庭比较富有而其母贪财，也是有缘无分，两人不能结合。这或许是陈蝶仙为了作品宣传编出的段子，也是对当时社会婚姻生活极度不自由的一种普遍情绪之反应。
《自由谈》在旧式文人王钝根主持下，曾与包天笑为主编的《余兴》分庭抗礼，主要的作家是李定夷、徐了青、嘉定二我、陈蝶仙等一些比较典型的鸳鸯蝴蝶派文人。但这位王钝根也有自己的编辑建树，那就是首开副刊文章付酬制度，并由此出现了职业作家的概念。在此之前，文人在副刊发表作品，形同广告优惠，概不取值也概不取酬。王钝根开创了为作者付稿费的先例，投稿者也就很快增加。陈蝶仙终于找到了卖文为生的路子，《自由谈》自然也就成为出卖鸳鸯蝴蝶派故事的纸面商店。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徐了青曾经评论此事说：“钝根先生以一纸《自由谈》，使多少文人尽作痴子以求自省其笔墨，是先生之名虽钝，而天下之乖固莫乖于先生矣。”大体上反映了那时《自由谈》在鸳鸯蝴蝶派中的重要影响。
王钝根辞任《自由谈》主编，由陈蝶仙接手。陈蝶仙接编《自由谈》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因为陈蝶仙在鸳鸯蝴蝶派中的影响已经确立，也就使再次革新前的《自由谈》，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推手。
周瘦鹃后来也担任过《自由谈》的编辑，但主要精力倾注在《紫罗兰》杂志和小品写作编辑上。周瘦鹃接手后的《自由谈》似乎更多成为“游戏文章新著作，劳形案牍小春秋”的汇聚版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时代风气使然，另一方面是文字商业化推动，主流题材的若干变化，在版面构成上并没有减少小品写作与言情小说连载为主的连带关系。大约也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先来者还是后到者，统统被新文学家们打入鸳鸯蝴蝶派的另册，周瘦鹃自然也免不了受到直接牵连。周瘦鹃写作和编发了许多同样题材的小说，但他作为小品作家的名声更大些,与他处于类似状态的作家还有郑逸梅，只是后者更多偏于史料钩沉与掌故。这样看来，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含义，在许多方面有扩大的倾向，甚至把趣味问题、爱情问题和格调问题也搅和了进来，只要不是怒目金刚式的战斗作品，就免不了归入鸳鸯蝴蝶派。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将《啼笑因缘》和《秋海棠》都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遗孑，并把爱情题材与鸳鸯蝴蝶派完全等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存在的问题。
陈蝶仙正式接手《自由谈》，是鸳鸯蝴蝶派进入鼎盛时期但又面临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夜。它的繁盛，既反映了鸳鸯蝴蝶派作品最后的横流，也反映了泛滥中的沉淀。一方面，《自由谈》在陈蝶仙手里鸳鸯蝴蝶乱飞，其状态可从那时作者的流行笔名中看出，一些写作者对当时市民文学趣味潮流一味迎合;另一方面，这样的报纸副刊又在同质化和恶质化的无可挽回的走向里难以持续。在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夜，同时也在商业大潮由远及近的涛声里，有着浓厚商业情结的陈蝶仙，也开始在厌倦中离开了使他在经济上小有斩获的《自由谈》副刊，提前投入了正在扑面而来的商业大潮。
其实，鸳鸯蝴蝶派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它的批判和评价究竟如何更科学一些，很早就有一些认知上的差别，但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能不能以“恶趣味”的简单标签来标示所有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其二是用白话写作还是文言写作是不是文学革命最主要的分界。在这方面，施蛰存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他是比较全面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辩护的重要学者和翻译家。至少辩护了两次：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20世纪90年代。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的导言里提出，鸳鸯蝴蝶派对白话文语法结构的统一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既翻译又创作的作家那里，这一种白话文体的转变，是悄悄地进行的。后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属于白话，这是事实，但这也是很多涉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共同的辩词，似乎这样一讲，也就与新文化白话运动相一致了，但叙事形式和内容表达显然是两码事，因此并不能获得圆满成功。1936年，施蛰存在《鬼话》一文里，曾经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比，讲到“人趣”与“鬼趣”带来观感区别，意在不可谈趣色变，但这似乎同样没有多少辩解力量，因为虽然有共同趣味，但趣味也有高低的不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鸳鸯蝴蝶派似乎没有可比性。
也有论者认为，施蛰存之所以为鸳鸯蝴蝶派辩护，缘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就是鸳鸯蝴蝶派中的一员，他参加杭州的兰社和苏州的星社，成员之间有些同气相求。但事情未必这样去看，人是发展的，创作思想的演变更是如此，当年的兰社成员还有戴望舒和张天翼，谁又能说他们就一定是鸳鸯蝴蝶派？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有自身的转变期，这也是一条规律。为什么许多人常悔少年幼稚，那并不完全是自谦。
那么究竟如何去评价鸳鸯蝴蝶派呢？应当说，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处于一个相对的空白期，新的文学理念尚未成熟，旧的写作理念依然强势存在。普遍出现的报纸副刊版面又需要大量的副刊文字来填充，文言小说和传统旧体诗既是彼时消闲文人的主要写作形式，也是副刊编辑的唯一选择；加上副刊文字的编辑者多半也是从旧式文人蜕变而来的，他们或者老章程依旧，或者寻找一些可以猎奇的东西来争取副刊地位的改善。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无疑会刺激报纸发行量，满足编辑的商业要求。(www.xing528.com)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出版大王平襟亚，他是现代盗版者之祖，以长篇小说《人海潮》成名，但也以书贾扬名于上海滩。曾经盗印过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在内的20多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被施蛰存称为出版业的“霸才”和“枭雄”。他的堂侄是著名小说家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后来也成为台湾有名的出版家。
平襟亚到上海，首先与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朱鸳雏、吴虞公联手，专门写作“骂人百法”之类的文章和媚世之文，包括假冒少女的征婚广告等，自然不会放过鸳鸯蝴蝶派小说写作的机会。他们拿到一本《三十六女侠》，也就编出一本《七十二女侠》。平襟亚还是“黑幕小说”的推手，一部《中国恶讼师》，一上市就被一售而空，连出四集，赢利3万块大洋，从此成为共和书局的主管。共和书局出版的《开心报》，刊登言情小说家王小逸作品，还有与秋瑾并称为“女子双侠”的吕碧城的作品。平襟亚以“网蛛生”为笔名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海潮》，轰动一时，赢利10万块大洋。在此前，他经朱鸳雏介绍，结识了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刘半农，刘半农是在赴欧留学前的送行宴会上偶遇平襟亚，在宴席中以鸳鸯蝴蝶组句为戏，刘半农说到《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从此流传开来，也就一语定论。刘半农后来也曾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大约也是出于这个经典桥段，平襟亚的出版活动也就更多地同鸳鸯蝴蝶派出版物联系在了一起。
平襟亚精于商业，什么能赚钱就出版什么。他虽然也写过一些讽刺现实的文章，后来在《海上两富孀》中对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夫人的挖苦，又因为他经营的中央书店里有反日书籍而被日本宪兵拘留28天，罚了巨款而一蹶不振，他创办的《万象》也停刊了，但他在出版界掀起的商业潮始终是鸳鸯蝴蝶派一类小说迁延不断的一个外动力。他在晚年也自责：“自己做了乌鸦，毛羽绝对不会生白的。”
在这种商业化环境中，言情小说作为一种可以连载的文学体裁和吸引读者眼球来刺激报纸发行量的副刊内容也是大行其道，成为副刊的新宠，争相刊载成为副刊的主打文字样式。言情小说自然也不是突然创作出来的，明清以来的话本和戏文中原本就有类似的内容，但多数的立意在于劝诫，也有着“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一般结局。而所谓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不同之处有二：一在于写作者从市井说书人提升为童生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从听闲书变成了看正本；二在于从喜剧故事变成了悲剧故事。这两个非同一般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说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读者营垒里出现了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某种控诉和软弱的批判。这些小说并非一点社会认识意义也没有，更不可提言情而色变。因此，一方面可以将其看作是特定时期爱情题材文学的表达；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其中的软弱和消极，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泛滥和模式化。
通常说来，鸳鸯蝴蝶派的概念是刘半农首先提出的，但“鸳鸯蝴蝶派”一词其实是始作俑者夫子自道的构思模式。“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最早见于魏子安的狭邪小说《花月痕》，此后被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作品中反复引用而被视为经典，因此也就成为一种自我概括。魏子安是清末福建侯官人，名魏秀仁，号眠鹤主人、眠鹤道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等。他还有另一首有名的《花月痕》词，其诗为七律：“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岂是拈花难解脱，可怜飞絮太飘零。香巢乍结鸳鸯社，新句犹书翡翠屏。不为别离已肠断，泪痕也满旧衫青。”《花月痕》词更能准确地反映相类似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和结构模式。因此，要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是鸳鸯蝴蝶派的源头，不如说魏子安和他的《花月痕》才是始作俑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兴起中，鲁迅将《花月痕》定位为狭邪小说，五四健将们把鸳鸯蝴蝶派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之一是有道理的。但他们主要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初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古文写作的最后堡垒，也在于他们与急速变化的时代不合拍，带有另类的沉溺于遗老遗少之间挥之不去的人生情结。
鸳鸯蝴蝶派作品集中刊登在《礼拜六》上，这个作者群也被称为“礼拜六派”。此类作者群集中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报纸副刊上，陈蝶仙只是一个气场强大的推手。他似乎从来没有为此辩解过，他只是一个文字技术派，用作品来说话，并不管什么理论正误。因此，这是中国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回水湾。从正面来讲，它是清末民初伴随商业都会兴起过程中承袭中国古典市井文学传统的变形流派，必然带有母体输入的脐血。从反面来讲，却又同“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的诞生发生激烈的冲突。包天笑一再强调的“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可以视为他对鸳鸯蝴蝶派的最高创作理论境界的要求。
作为个案，我们要写什么？或许会道人所未道，但不断地复制，发展到泛滥成灾，也会大倒读者胃口,这是商业化对文学的扭曲。借助近代报刊大众传播功能，同一种类型文学到处流散，最终会使自身脱离正在兴起的文化主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新的或旧的文学对立面。
从这个角度看，陈蝶仙显然摆脱不了鸳鸯蝴蝶派一代领风者的评价，但他本人也不是文学商业化的最终推手。他或者还看不起文学刊物给他带来的名利，他只是报纸副刊的一个“打工者”，是一台应时出现的写作机器和编辑机器。他并不完全安于此道，能够华丽转身离开，转入弃文从商的实业家生活状态，并且一直没有回头，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陈蝶仙离开了《自由谈》，转而成为上海新一代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和经营“大王”。1918年5月，他组建了由自己控股80%的公司，股本2500块大洋，在合伙人李新甫的协助下，改换早年制作牙粉的技术思路，用卤水提炼硫酸镁，生产出畅销一时的“无敌牌”牙粉。
陈蝶仙对化工产生兴趣，其实与年轻时开办的一家公司有直接关系。那时，他就建有一间小小的化学实验室，曾经向一位日本化学家学习化学知识，也曾经与另一位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化科的作家吴觉迷一同研制过一种冻疮膏，并试制成功。因此，当他再次转向牙粉产品的研制，同样是不奇怪的。他的“无敌牌”牙粉生产成本只比当时进口日本同类产品“金刚牌”牙粉价格的一半，再加上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日货声浪大起，“无敌牌”牙粉也就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国货，畅销于国内市场。
陈蝶仙虽成功于商，但也败于商。他的产业最鼎盛时产品达到400余种，从日用化工产品到饭店，无不投资经营，由于资金链紧绷，投资房地产失误，也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显然又同他的文人性情有关——善于想象，但又失之于想象。他的悲催在于钟情于蝶，但又落败于蝶，真有点庄周化蝶，不知周是蝶，抑或蝶是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蝶仙的上海化工总厂和无锡造纸厂先后毁于日机轰炸，只得转到成都大后方，但此时他已经无力再次实现商业计划，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实业发展咨询业务。陈蝶仙毕竟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晚年依然勤于工作，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并在成都开办了一家纸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的纸荒。这个纸厂位于他为之取名的蝶庄。1940年，陈蝶仙逝世于蝶庄，寄埋于蝶庄，享年61岁。他的夫人朱恕也是一代女词人，在1944年殁于成都。抗战胜利后，其后人按照他们的遗嘱，一并东归故里桃源岭。
陈蝶仙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发展中是个异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实业发展史上，也是个异数。成功与失败只有蝶仙自知，作为一位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和近代实业家，他带给我们的历史思考是多方面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