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法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历程

一、法国文学翻译的开端

外国文学翻译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与我们想象的或许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的翻译史几乎与语言发展的历史同步，但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历史却并不算长，至今不过100多年。19世纪末至民国时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期，外国书籍的翻译和批评在这一时期涌现和兴盛起来。1871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了14卷的《普法战纪》，其中译出的法国国歌《马赛曲》，是目前可考中国最早的中译法国文学作品。[1]王韬以七言诗译《马赛曲》四章：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

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

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囚奸蠹？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维今暴风已四播，孱王相继民悲咜。

荒郊犬吠战声哀，田野苍凉城阙破。

恶物安能著眼中，募兵来往同相佐。

祸流远近恶贯盈，罪参在上何从赦。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维王泰侈弗可说，贪婪不足为残贼。

揽权怙势溪壑张，如纳象躯入鼠穴。

驱使我民若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

维人含灵齿发俦，讵可鞭笞日催缺？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我民秉政贵自主，相联肢体结心膂。

脱身束缚在斯时，奋发英灵振威武。

天下久已厌乱离，诈伪相承徒自苦。

自主刀锋正犀利，安得智驱而术取？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对王韬这首法国国歌的译文，梁启超在其《饮冰室诗话》中曾加以称许：“王紫铨……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亦尚能传其神韵，是不可以人废也。”[2]梁启超将这首法国国歌译文全文录入《饮冰室诗话》，显示了他对其价值的肯定和激赏。然而，王韬这七言诗体的译文显然只着意于达意，而并不适合于歌唱，且译文对原文进行了较多的增改，可以说是一半翻译加一半创作。在王超的《马赛曲》译文之后，还有郑超麟题为《满江红》的译文、刘半农译文、沈宝基译文等多种版本，均各有特色，但于歌唱均不甚致意。直至1981年，钱仁康编《各国国歌汇编》，收入《法兰西共和国国歌——马赛曲》，才以适合歌唱的白话散文体将七段歌词全部译出。兹举第一段译文如下：

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

你看暴君正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举起染满鲜血的旗！

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嗥叫在我们国土上，他们冲到你身边，杀死你的妻子和儿郎。

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3]

这一现代译文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副歌部分王韬译文的四句七言诗“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在现代译文中则被译成了这句呼告体的“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两相对照，王韬的七言诗体译文特色十分鲜明，其对原文的创造性译法突显。在王韬的译作中，梁启超唯独珍视《普法战纪》中之法国国歌，究其原因，除了《马赛曲》能体现法国立国精神、契合梁启超对强国之希冀与热望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正在于译文的七言诗形式，投合了梁启超对作诗艺术的爱好。这一半翻译加一半创作的译文全文见录于《饮冰室诗话》，正说明了王韬法国国歌译文作为一首独立七言诗存在的价值。

王韬翻译《马赛曲》之后，1872年8月，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年）等人主编的《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刊载了丁韪良以文言文翻译的《法人寓言》。全文如下：

昔有甲乙二人，交甚契，平时颇以气节相期。一日同游郊外，路有遗囊，半没于土。甲前拾之，囊甚重，视之，内皆白镪。甲喜过望，乙亦喜曰，无意中而获此，此殆天以福吾二人也。甲作色曰，吾拾此，天固以福吾一人者，胡乃曰二人？乙遂默然，行不数里，有劫盗数人，于林内窥其提携甚重，蹑踪而至，意将行劫。甲惶遽间语乙曰盗来，吾二人祸将作矣。乙曰，嘻！此固天以祸汝一人者，胡乃曰二人？比盗至，将赤手者释之，提携者刃之，搏囊而去。呜呼！处顺既不肯分甘，处逆则谁堪共患？盖临财务苟得者，临难必务苟免，之二人者，异地则皆然。

此则《法人寓言》实为《伊索寓言》故事之附会。[4]登载于此文之前的是一篇《俄人寓言》，讲述了“行人和熊”的故事，同样是《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伊索寓言》是一部将作者统一归于“伊索”的古希腊作品集。它早在公元前就在欧洲大陆传播，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各个独立国家的成型逐渐本地化，发展成了各具特色的本国寓言，如法国17世纪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等。《俄人寓言》中“俄国北鄙。多崇山峻岭。丰草茂林。其间产大熊。多伤人”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俄国北方的风貌，[5]而《法人寓言》则以“拾遗”情节流露出了明显的商业气息。(www.xing528.com)

《中西闻见录》第21号（1874年4月）还刊载过法国外交官、汉学家德微理亚（1844—1899年）所译的五则寓言。这五则寓言均出自拉封丹的《寓言诗》。德微理亚将这些寓言故事译成了一篇篇极富韵味的短篇文言故事。比如第一则寓言[6]，内容与1872年发表的《法人寓言》相似，均为两名友人同时看见路上的财物，同时起了将财物据为己有之心，因利益之争而破坏友情。以金钱财利来衡量和考验友情，是这两则寓言的共同点，体现了17世纪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财产私有观念萌生、拜金主义逐渐兴起的特征。“蚌和诉讼者”的故事除体现这些社会风貌以外，还展现了当时社会法制的进展，寓言里的承审官实为法庭法官的替身。整则寓言生动地展现了17世纪法国社会在商业、财产制度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状貌，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与较早期《伊索寓言》的明显差异。

其余四则寓言分别是“驴驮圣物”、“金卵鸡”、“忘恩狼”、“狐狸观葡萄”，[7]它们也都出自《寓言诗》。其中“忘恩狼”的故事，拉封丹原著为“狼和鹳”，译文中狼保持不变，另一种动物鹳则被改成了鹤。大约由于鹳在欧洲是代表好运的吉祥鸟，[8]而鹤在中国则是有着高洁、长寿等象征意义的吉祥之鸟。两者之喙均细长，都能伸入狼的咽喉除去骨头，故而译文中以鹤取代了鹳。中国读者不会因此讶异。这般改头换面的做法，就像另一则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乌鸦和狐狸”（拉封丹《寓言诗》里也有），在译成汉语后，原文乌鸦所衔的奶酪被改成了一块肉，正是同一般道理。

1874年5月的《中西闻见录》第22号上又刊载了德微理亚翻译的《柔胜刚寓言》，出自拉封丹《寓言诗》“太阳和北风”的故事。1874年，刊载于《中西闻见录》上的六则寓言均为17世纪法国文学作品，是为中国早期的法国文学翻译，均由德微理亚以文言文（疑为德微理亚与中国文人合作或其译文经中国文人润饰）翻译而成。

德微理亚是法国东方语言学家，通晓汉语、蒙古语，他的主要著作《中国与安南关系史》（1880年）曾获1888年法国汉学界的最高奖项——儒莲奖。德微理亚于1860年以学生身份来华，在法国外交部担任随员，主要从事翻译和汉学研究，先后在天津、福州的法国驻华领事馆任职。1873年至1880年，德微理亚任法国驻华公使馆一等翻译。1874年，发表于《中西闻见录》上的六则拉封丹寓言译文即为他在此期间的译作，与王韬所译的法国国歌一起成为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研究的滥觞。

二、法国文学译介初潮

由中国学人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得益于培养法国文学翻译者的机构于19世纪晚期纷纷设立，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于1863年增设法文馆；1863年创办的上海同文馆也设有法文馆；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也教习英、法两种语言；官办四川英法学堂和由此更名的四川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是“五四”时期四川籍留法作家重要的培养机构，李璜、郭沫若、巴金等曾就读于此。这批官方创办的外语学校是培养早期法国文学翻译人才的主要机构。1905年，清王朝废除了科举制，民国初年确立了欧洲式的学科教育体制，表明了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欧化方向。1898年至1919年，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民办学校，如保定育德中学、北京孔德学校、上海中国公学、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中法学堂、上海民立中学、上海震旦公学、上海外语补习学校等。这些学校大都开设有法语课程，也是当时中国青年学人学习法语的重要场所，培养了一批从事法国文学译介和批评的学者。

清末民初是翻译活动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第一波法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为现代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之一。1897年7月，朱树人翻译法国农业小说麦尔香的《穑者传》（又名《阿藏格》），连载于由罗振玉主编的上海农学会会刊《农学报》上。这是第一部法国小说中译作品，以文言文译成。小说单行本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译者朱树人1897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同时也是南洋公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南洋公学师范生学长。除此以外，朱树人还译有刚奈隆的《冶工轶事》（1903年）、加都勒·门德斯的《风流呆子》（1911年）和博克雷的《病后之观念》（1911年）。另一部较早的法国文学中译作品是贾雨著、陈季同（当时署名为“三乘槎客”）翻译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1897年10月至1898年3月，该译作发表于陈季同与其弟陈寿彭合办的《求是报》第2册至第12册（后因停刊而未译完）。这两部译作是法国小说中译的先行之作。

据学者统计，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到1916年“五四”一代作家兴起前夕，大约翻译出版了800种小说，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英国小说，将近300种，其次是法国小说。两位法国作家凡尔纳和大仲马是作品翻译数量并列第三的外国小说家，都是17种。[9]清末民初，法国文学翻译者青睐长篇小说，小说类别则以科学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通俗小说为主。1900年，薛绍徽（其实是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法国科学小说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由经世文社刊行。这是外国科幻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意义非凡。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此走俏清末文坛，包括梁启超、鲁迅等著名学人都曾根据日译本转译过凡尔纳的作品，直到1940年，仍然有凡尔纳小说的中译本问世。科幻小说进入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小说家冀以科学小说破除旧传统的迷信，增进对世界的了解，改良思想，增进文明。[10]他们受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启发而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如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年）、吴沃尧的《新石头记》（1908年）等。这些科幻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艺术与西方科幻创作艺术的结合，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客观上宣扬了欧洲的文明和科学成果。

除了凡尔纳之外，这一时期受到青睐、其作品被翻译较多的法国作家主要是大仲马、雨果和莫泊桑。

大仲马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已经多达20余部，主要包括：《宝琳娘》（朱陶、陈无我从爱玲生英译本转译，1906年），《大侠盗邯洛屏》（公短自哈立森英译本转译，1907年），《侠隐记》、《续侠隐记》（君朔即伍光建译，1907年），《几道山恩仇记》（抱器室主人译，1908年），《法官秘史》（君朔译，1908年），《玉楼花劫》前编（李世中、林纾译，1908年），《马哥王后逸史》（曾朴译，1908年），《黄衫赤血记》（劳愁子译，1908年），《山民轶事》（厌椽译，1909年），《白四哥》（毋我译，1910年），《赛雪儿》（毋我、陈冷血译，1911年），《血婚哀史》（病夫即曾朴译，1912年），《血海翻波录》（周瘦鹃译，1913年），《黑幕娘》（廖旭人译，1913年），《劫里慈航》（冷云译，1913译），《蟹莲郡主传》上册（王庆通、林纾译，1914年），《侠骨忠魂》（陈无我译，1914年），《绛带记》（许天游译，1914年），《路宾外史》（乔曾劬、勤父译，1914年），《攀特卢轶史》（水心译，1914年），《嫁衣记》（包天笑、听鹂译，1916年），《堕落》（周瘦鹃译，1916年），《梦耳》（周瘦鹃译，1916年），《幕面舞》（程小青译，1917年），《骨肉重逢》（项衡译，1917年），《石室余生》（李允臣译，1917年），《玫瑰一枝》（周瘦鹃译，1917年），《国手》（张祝龄、何德荣译，1918年）。大仲马的作品之所以在这一波法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中就受到青睐，主要是因为其富于浪漫主义和浓郁传奇色彩的历史通俗小说大受清末民初读者的欢迎。大仲马可谓这一时期当之无愧的外国畅销书作家。

这一时期，雨果的译名最常以“嚣俄”这一名字出现。“嚣俄”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后，逐渐树立起作为一名法国经典作家的形象。当时，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就有：《题阿黛尔遗书》（马君武译，1903年），《哀尘》（《悲惨世界》选段，之江索子即鲁迅译，1903年），《惨世界》（苏曼殊译，1903年），《侠奴血》（包天笑译，1905年），《铁窗红泪记》（包天笑译，1906年），《孤儿泪》、《孤星泪》（商务印书馆编译者译，1907年），《噫有情》（平情居士译，1910年），诗歌《斥盲从》（汪精卫译，1912年），《妙龄，赠彼姝也》（高君平译，1913年），《九十三年》（曾朴译，1913年），《倩女魂》（陆绍棠译，1913年），《英雄鉴》（廖旭人译，1913年），《天民泪》（解吾译，1915年），《惨世界》（毋我、刘觉奴译，1915年），《枭欤》（曾朴译，1916年），《怪客》（孝宗译，1916年）。当时的报刊上介绍雨果为“最著名之小说家”、“大政治家”、“共和党”，其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底层社会人民的同情均使他被中国读者认同为一名正视现实、直面惨淡人生、以情动人的社会小说家，而对其作为一位伟大诗人这一事实则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清末民初，中国学界对雨果的这种有失偏颇的认识影响到后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对其的认识和研究。

莫泊桑也是较早就受到中国文学翻译界重视的另一位法国作家。他在这一时期得到译介的作品有：《月夜》（周作人译，1909年），《侠客谈》（陈冷血译，1910年），《怪男》（孟文翰译，1914年），《宦海方舟》（王继曾、廖琇昆译，1914年），《妙莲艳蒂》（王西神、残客译，1914年），《巴黎女子》（随波、珠儿译，1914年），《帐下卒》（王西神译，1914年），《奖励金》（周瘦鹃译，1915年），《情量》（恽铁樵译，1915年），《嫁侯恨》（王述勤、廖旭人译，1915年），《伞》（周瘦鹃译，1915年），《死后之情书》（WT译，1916年），《诱惑》（陈嘏译，1916年），《休矣》（听鹂译，1917年），《心照》（周瘦鹃译，1917年），《断弦》（拜兰译，1918年），《面包》、《街角》、《贫富之界》、《芳冢》、《懊侬》、《手》（周瘦鹃译，1918年），《储蓄》（梦苏译，1918年），《十一号室》（听鹂译，1918年），《白璞田太太》（张黄译，1919年），《弑父之儿》（胡适译，1919年）。除了莫泊桑，短篇小说家都德的作品也被译介，包括：《割地》（胡适译，1912年），《最后一课》（匪石译，1913年），《最后之授课》（静英女士译，1915年），《柏林围城记》（龚自知译，1917年），《末次之课程》（段茂澜译，1917年），《最后一课》（梁荫曾译，1917年）和《伤心之父》（周瘦鹃译，1917年）。莫泊桑和都德是这一时期法国文学译介活动中较早受到重视的法国短篇小说家，并且都跟周瘦鹃这位译量甚丰的译者结缘。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他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表达爱国主义的法国文学代表作。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都德的名字几乎始终与《最后一课》、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读者是通过都德的《最后一课》才了解普法战争、了解法德关系的。早期都德作品的翻译为后来都德在中国的接受奠定了基本格局。

在清末民初的这批法国文学译者中，大多数译者并不懂法语，他们从日语或英语转译法国文学作品，比如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刊印的卢梭的《民约通义》是由中江笃介的日译本转译而来。不懂外语的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更是众人皆知的事实。1899年，林纾在福州以“畏庐藏版”刊印《巴黎茶花女遗事》，自署冷红生，口译者王寿昌（晓斋主人），由此揭开了“林译小说”的序幕。林纾与人合译的法国小说还有：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王庆骥、林纾译，1915年），洛蒂的《鱼海泪波》（王庆通、林纾译，1915年），小仲马的《香钩情眼》（王庆通、林纾译，1916年）、《血华鸳鸯枕》（王庆通、林纾译，1916年）、《鹦鹉缘》（王庆通、林纾译，1918年）。梁启超也从日译本转译法国小说，如译卡米翁尔的《世界末日记》（1902年）、《俄皇宫中之人鬼》（1902年）、焦士威尔奴的《十五小豪侠》（1902年）。陈冷血的法国小说译作大多从日译本转译，如彭脱的《格尔奇特》（1903年），埃米尔·德里昂的《明日之战争》（1903年），莫泊桑的《义勇军》（1904年）、《侠客谈》（1910年），希和氏的《巴黎之秘密》（从抱一庵主人日译本转译，1904年），雨果的《聋裁判》（1910年）、《买解女儿》（1911年），柴尔时的《祖国》（1910年）。中岛端从山口小太郎日译本转译卢梭的《爱美耳钞》（1904年）。还有一位译作十分丰富的小说译者周瘦鹃，主要从英译本转译法国小说，包括大仲马、莫泊桑、都德、雨果的多部作品。周瘦鹃的法国小说译作被收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卷“法兰西之部”，包括伏尔泰、斯达尔夫人、都德、莫泊桑、巴尔扎克、左拉等作家的作品中译本，19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法国文学翻译作品集。

学习过法语、直接从法语作品中译的译者是少数，主要有陈季同、曾朴、曾仲鸣等人。陈季同译有贾雨的长篇小说《卓舒及玛格利小说》（1897—1898年）；曾朴译有大仲马的《马哥王后逸史》（1908年），雨果的《九十三年》（1913年）和《枭欤》（1916年）；曾仲鸣译有左拉的《吾辈何以常饥耶》（1916年）、《小乡村》（1917年），以及《获服那Vauvenarues语》（1917年）、《巴斯加Pascal语》（1917年）、《卢骚语》（1917年）和《服尔德Voltaire语》（1917年）等其他作品。[11]

清末民初的法国文学译介初潮大致包含了法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法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格局。1928年，曾朴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写道：“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无怪您要诧怪重要些作品，都被老一辈人译了。”[12]

三、法国文学译介的发展

“五四”以来，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茅盾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倡导和引领下，新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蔚为大观。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全社会的有识一代萌生了对新知识、新科学、新道德的热望和渴求。1921年，李璜编的《法兰西学术史》在序中提到，“现在我们中国的好学青年求知识的心很急”，一语道出当时中国知识青年对知识尤其是外国新知识的渴望。他们渴望以新知识迎来一个新世界，渴望在一个新世界里，个人和国家都能获得自由和重生。新世界的打开和新知识的引进使国民由“开眼看世界”逐步“迈入新世界”，为有识一代提供了个人和国家道路选择的契机。

1920年至1949年，从事法国文学作品译介的中国翻译家有近250位（包括从英文、日文等转译的），多数人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其中，主要有：赵少侯（1899—1978年，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戴望舒（1905—1950年，1932—1935年在欧洲游学）、傅雷（1908—1966年，1928—1931年留学于巴黎大学）、高名凯（1911—1965年，1937—1941年在巴黎大学留学）、穆木天（1900—1971年）、盛成（1899—1996年，1919—1930年在法国留学）、黎烈文（1904—1972年，1928—1932年在法国留学）、王了一（1900—1986年）、吴达元（1905—1976年，1930—1934年在法留学，里昂大学文学硕士）、敬隐渔（1901—1930年，1925—1930年在法国，1928—1930年求学于里昂中法大学）、成绍宗（生卒不详）、袁昌英（1894—1973年，1921年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陈占元（1908—2000年，1927—1934在法留学）、沈起予（1903—1970年，1927年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回国）、曾觉之（1901—1982年，1920—1929年在法留学）、徐仲年（1904—1981年，1921—1930年在法留学）、卞之琳（1910—2000年）、焦菊隐（1905—1975年，1935—1938年巴黎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罗玉君（1907—1988年，1933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大教授）、李劼人（1891—1962年，1919—1924年在法留学）、徐蔚南（1900—1952年）、刘半农（1891—1934年，法国国家文学博士，1925年回国）、陆侃如（1903—1978年，1932—1935年在法留学，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李健吾（1906—1982年，1931—1933年在法留学）、李青崖（1886—1969年，1912年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盛澄华（1912—1970年，1935—1940年在法留学）、梁宗岱（1903—1983年，1924—1930年在欧洲游学）、曾虚白（1894—1994年）、周瘦鹃（1894—1968年），等等。

这些翻译家所译介的法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傅雷的罗曼·罗兰作品翻译（《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三传》）、莫洛阿作品翻译（《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巴尔扎克部分小说翻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梅里美作品翻译（《嘉尔曼：附高龙巴》）；高名凯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穆木天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和纪德小说翻译（《窄门》、《牧歌交响曲》）；黎烈文的莫泊桑短篇小说翻译（《两兄弟》、《笔尔和哲安》）；王了一的左拉作品翻译，《莫里哀全集》翻译，小仲马、纪德、乔治桑、都德等作品的翻译；敬隐渔的巴比塞作品翻译（《光明》）；沈起予的夏多布里昂作品翻译（《阿达拉》）、卢梭作品翻译（《忏悔录》）、泰纳作品翻译（《艺术哲学》）；卞之琳的纪德小说翻译（《新的粮食》、《窄门》）；李劼人的都德、莫泊桑、福楼拜小说翻译；徐蔚南的法朗士、莫泊桑小说翻译；李健吾的福楼拜小说和莫里哀戏剧翻译；李青崖的莫泊桑小说翻译；盛澄华的纪德小说翻译；赵瑞霟的司汤达小说翻译；毕修勺的左拉小说翻译；陈占元的圣-埃克絮佩里小说翻译，等等。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译介以白话翻译为主，取代了早期即1897年至1919年间的文言译介现象。

1920年至1949年，一些文学作品出现了多个译本。译本最多的无疑是剧本《茶花女》：首先，晓斋主人、冷红生合译的版本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930年，1937年，1939年；长沙：商务印书馆，1933年，1938年）；其余还有刘半农译本（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937年），夏康农译本（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1930年；上海：知行书店，1933年，1938年，1942年，1943年，1945年；上海：合众书店，1946年），凌霄、吴璇玲译本（上海：经纬书局，193？年），周瘦鹃译本（上海：三民公司，1930年），等等。受《茶花女》风靡文坛的影响，大小仲马父子作品翻译一度流行开来：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大仲马的《侠隐记》、《续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等作品都相继得到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主要有三位译者：高名凯、穆木天和傅雷。梅里美的作品，除了傅雷的译本《嘉尔曼：附高龙巴》（上海：平明出版社，1927年），还有戴望舒的译本《高龙芭》（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纪德的作品也有多位译者：黎烈文、王了一、卞之琳、盛澄华等。卢梭的《忏悔录》有至少五个不同的译本。

1.1920年至1929年新文学运动时期

整个20年代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主要包括新文学运动团体的法国文学翻译和新文学运动团体之外的法国文学翻译。前者的翻译在数量上并不太多，范围体现了鲜明的选择性，即主要翻译小说和诗歌以及19世纪的写实主义小说，对通俗小说则不再像上一时期那般留意；后者在文学范围的覆盖面上更为广泛，内容更富于多样性，是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翻译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文学类型而言，这一时期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翻译占主导地位，其余戏剧、诗集和散文集的翻译均为少数；就文学流派而言，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占据最大比例，帕纳斯派、象征主义等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翻译；就文学时代而言，较早期的作家除了莫里哀的作品有一些翻译以外，绝大多数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近现代作家。比如莫泊桑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法国作家，他的全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都得到翻译。莫泊桑小说的主要译者李青崖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之一。再比如20年代发表法国文学译作最多的期刊之一《小说世界》上，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尤其是自然主义及其后的文学作品，被翻译的莫泊桑、都德、勒南的作品占同时期翻译作品的一半之多。又如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增刊收入的15篇法国短篇小说，包括巴比塞的《四个人的故事》，路易斯的《比勃里斯》、《马丹埃士果里野的非常奇遇》，普雷沃斯的《斯摩伦的日记》，巴赞的《信箱里的鸟》，孟戴斯的《三个播种者》，波尔多的《生命是为别人的》，菲利普的《归来》，莫泊桑的《旅行》，巴尔扎克的《刽子手》，乔治·桑的《侯爵夫人》，缪塞的《柯华西斯》，戈蒂耶的《穿面包鞋的小孩子》，拉维丹的《永世》，法朗士的《哑妻》，均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作品。再如谢冠生所编的《近代法国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924年，1925年）共收法国近代小说17篇。即使是戏剧作品，也以19世纪以后的作品为主，如赵少侯翻译的拉比什滑稽剧《迷眼的沙子》（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对19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不多，其中戴望舒翻译过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传奇故事《屋卡珊和尼各莱特》（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江显之翻译过中世纪法国的城市闹剧《巴忒南律师》，朱孟实翻译过柏地耶的《愁思丹和伊瑟的故事》。戴望舒还翻译过17世纪童话作家夏尔·佩罗的代表作《鹅妈妈的故事》（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吴韵清翻译拉封丹《蝉与蚁》。对18世纪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陈钧翻译伏尔泰的《福禄特尔记阮讷与柯兰事》、《坦白少年》和《查德煕传》，独章翻译卢梭的《忏悔录》，魏肇基翻译卢梭的《爱弥儿》。与上一时期对大小仲马小说的“全民”追捧相较，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浪漫和激情的消退，理性的成分上升，法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名家名著，而是积极尝试和探索翻译各种风格的法国小说。这显示中国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开始冷静下来，逐步迈入一个理性的时代。

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的译介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新诗诗人戴望舒、李金发等人既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同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接受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大量融入了象征主义的因素。他们的创作在30年代继续发展，形成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

2.1930年至1937年抗战前期

从文学作品的年代来看，这一时期译介得最多的仍是19世纪的小说，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文艺复兴时代和17世纪、18世纪的作品较少。可见，当时较注重于近代和当代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戴望舒所编的《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里面收入12篇法国现代短篇小说。17世纪的文学作品，除了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的戏剧，其他的主要还有：张昌祁翻译的女作家陀尔诺夫人的《绵羊王》、《黄矮人》和《雪婆婆》（上海：开明书店）三部作品，以及戴望舒翻译的《青色鸟》。从文学作品的类别来看，小说也依然是最主要、翻译最多的体裁，主要包括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都德、大仲马、夏多布里昂、雨果、梅里美、罗曼·罗兰、纪德、法郎士等人的作品。戏剧以莫里哀戏剧为主，如赵少侯翻译莫里哀的《恨世者》（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诗歌则有戴望舒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的波德莱尔散文诗《巴黎之烦恼》（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波多莱尔散文诗》（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1933年）。卞之琳翻译魏尔伦、马拉美以及别的象征主义诗歌12首（包括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后附录在《英国诗选》中，还翻译了《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李思纯（1919—1923年留法）编译的法国诗选集《仙河集》，包括中世纪诗人、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诗人、19世纪的诗人（主要是浪漫主义和帕纳斯派诗人）。此外，维庸、雨果、维尼、缪塞、魏尔哈伦、梅特林克、魏尔伦、拉马丁、瓦雷里、兰波等诗人的作品也都陆续得到翻译。30年代，戴望舒和《现代》月刊群体诗人包括李金发、梁宗岱、穆木天、冯乃超、施蛰存、冯至等人，在各自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接受了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创作对象征主义的模仿痕迹明显，使民国时期产生了20世纪中国最精美、最有艺术价值的白话诗歌之一。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诗歌的经典时期。

这一时期，法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突出现象是法国左派作家巴比塞和纪德的作品得到集中翻译。巴比塞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一位赞成暴力革命的进步作家。190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地狱》。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在战争中观察和体会社会。他的《炮火》（1916年）站在反战的立场描写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以24章独立的内容描摹出了一战的剪影。这部作品荣获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成为巴比塞的成名作。1918年的小说《光明》也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使巴比塞名扬世界。此后，巴比塞发起组建了“光明团”。这个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学团体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1919年，巴比塞发起了一场与罗曼·罗兰的论争。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宣传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1923年，巴比塞加入法国共产党。1927年，他赶赴苏俄组织“苏俄的友人会”。作为法国左翼作家的代表，巴比塞主宰着当时法国文艺运动机关杂志《世界》的“普罗文学”。1933年，散布了巴比塞率代表团来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真相的消息，但最终巴比塞没能来成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上海各界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及远东反战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展公开的“欢迎巴比塞运动”。上海进步作家包括鲁迅、胡风等人都在当年8月16日《大美晚报》上发表的《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上签名以示欢迎。由于巴比塞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文学主张与3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相适应，他的战争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造就了巴比塞的左派作家形象，其作品引起中国学者的翻译兴趣。1930年，留法学生敬隐渔首次翻译他的作品《光明》（上海：现代书局），继而有成绍宗翻译的《地狱》（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1931年，1935；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还有祝秀侠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巴比塞短篇作》（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陆从道选编的《巴比塞选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6年）。沈起予则写了一部《巴比塞评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1935年8月30日，巴比塞在莫斯科去世，当年的第12卷第38期《国闻周报》第1页刊载了巴比塞的遗像。作为一名战时作家，他的作品多反映欧战期间人心的暗乱，艺术手法偏于自然主义，尽显真实地描摹，因而迎合了战时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大受欢迎。

纪德虽以1909年发表的小说《窄门》在法国大获成功，但一战以前，其作品仅在狭小的文艺圈里流通。一战以后，由于《梵蒂冈地窖》这部作品，纪德的知名度开始由知识阶层扩大到工人阶层。1926年，《伪币制造者》发表后，纪德的作品开始在全法国流行开来。到了20年代末，纪德声名大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得以再版。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法国文学甚至被有的评论家称为“纪德时代”。及时感受到了法国文坛的动态，中国学人于2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纪德并翻译其作品。1923年，第14卷第1期《小说月报》上茅盾的《法国文坛杂讯》一文，提到了纪德的名字；1925年，第20卷第9期《小说月报》上赵景深的《现代文坛杂讯》一文，提到纪德，介绍了他的《刚果之行》；1927年，黎烈文编译的法国现代短篇小说《邂逅草》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里面包含纪德的一篇论说文《论古典主义》以及短篇小说《〈邂逅草〉三则》，这是纪德作品首次译介到中国。随后，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窄门》。30年代，出现了一股纪德作品翻译热潮：1931年，王了一翻译了《少女的梦》（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丽妮根据英译本转译了《田园交响乐》（上海：美术生活社。此书后来有多个版本，包括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1948年，1949年）；1936年，穆木天翻译了《牧歌交响曲》（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从苏联归来》中译本出版（引玉书屋，译者及出版地均不详）；同一年，林伊文翻译的《从苏联归来》也出版（上海：亚东图书馆）；次年，则有《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继而，施宣华翻译了《田园交响乐》（上海：启明书局，1938年，1939年）。叶灵凤在《法国文学的印象》一文中坦承在现代法国作家中，他最喜欢、最钦佩的就是纪德。1930年前后，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的小说形式和手法深深吸引了叶灵凤，使他对这部小说一读再读。《如果麦子不死》也是他爱读的纪德作品之一。叶灵凤认为，纪德是一位“令人钦佩可爱的作家”，“倔强、自尊、不肯随声附和，虽然有时不免偏狭，但是却不肯泯灭善恶的界限，所以像《地上的食粮》里所含蓄的那样机智，始终是积极的……只有纪德到老还不曾背叛他青年时代的信仰，正是令我对他钦佩的原因之一”[13]。现在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籍华人程抱一，曾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山坡防空洞里读纪德的《地粮》、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小说，从而获得精神的支柱，获得冲破旧家庭和社会旧传统束缚的勇气，去追寻自由的真实自我。纪德的作品极大地鼓舞着新旧交替时期，心理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青年一代，可以说他是他们的精神导师。

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的基础上增长起来。除了巴比塞和纪德，有关法朗士、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以及文艺理论家泰纳的研究在数量上超过20年代，尽管在深度上并没有大的超越。巴尔扎克是同时期被研究得最多的法国作家，但这些研究不够深入。独立和深入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建立有待时日。

3.1938年至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战争使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数量大为减少，冷却了一度热烈的翻译热潮。新译的长篇小说较少出版，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改译和重版。这在客观上改进了法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产生了一些精致的译本，出现了一些文学选集。程鸥、夏雨编的《法国文学》（上海：中流书店，1941年），就是一部法国现代小说选集，收入莫洛亚、巴比塞、都德、莫泊桑、法朗士、小仲马、左拉、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所著的17篇短篇小说。诗歌方面有戴望舒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这些翻译现象表明，当时的法国文学翻译继续了偏重近现代文学的一贯特征，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相较于前一时期是退步了，这不仅仅是法国文学翻译的现象，于整个外国文学的译介也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潮，这也是造成法国文学译介趋缓的一个因素。

40年代，依然保持较高翻译热度的法国作家是纪德。在这个时期，卞之琳和盛澄华将纪德小说翻译推上一个新的高潮。卞之琳编译纪德小说集《浪子回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1947年重印），收录了《纳蕤思解说》、《恋爱试验》、《爱尔·阿虔》、《菲洛克但德》、《白莎佩》和《浪子回家》；翻译《新的粮食》（桂林：明日社，1943年）、《窄门》（桂林：文汇书店，194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盛澄华翻译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日尼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1948年）、《地粮》（重庆：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3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1949年）。1948年，盛澄华更是出版了一本研究论文集《纪德研究》（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此外，除了出版于1931年的第一个中译本（王了一译本，书名为《少女的梦》），纪德的《妇女学堂》还有腾光天译本（长春：同化印书馆，1942年）和陈占元译本（桂林：明日社，1944年），其中陈译本的书名按其法文原名译成《妇人学校》。金满成译有纪德的《女性的风格》（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绮纹翻译了纪德的《刚果旅行》（上海：长风书店，1940年，1948年）。这是纪德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所刮起的一股小小旋风，纪德作品成为中国有志青年绝好的精神食粮。当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曾祺曾写道：“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14]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法国文学译介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与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有着特殊情缘的法国现代作家——法国海军军官作家皮埃尔·洛蒂。洛蒂曾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随军来到北京，并根据这段经历写下《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洛蒂作品的翻译首先是由以翻译小仲马《茶花女》一炮走红的林纾与王庆通合译完成的，这就是洛蒂的《鱼海泪波》（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1923年）。这部小说后来有不同的译本，其中黎烈文的译本再版得最多，名为《冰岛渔夫》（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1944年）。另外还有陈家烈译本，名为《冰岛渔夫故事》（重庆：天地出版社，1945年）。此外，洛蒂的作品还有张人权翻译的《我弟伊凡》（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1933年；上海：复兴书局，1937年），允若翻译的《庚子外记》（南京：正中书局，1932年），徐霞村据英译本转译的《菊子夫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1932年；重庆：正风出版社，1942年，1944年；上海：正风出版社，1947年），怀云翻译的《菊子夫人》（上海：启明书局，1940年），谢诒征据英译本转译的《庇利尼斯的故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以及刘勋卓、刘勋欧据英译本转译的《炎荒情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洛蒂的小说以浓郁的异国风情和东方情调见长，引起东方读者的特别关注。比如洛蒂在国外最受欢迎的小说《菊子夫人》，呈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宰割下一个弱国的形象，以及日本人对欧洲人的畏惧心理。小说文笔清新而委婉，字里行间笼罩着一种美丽的忧郁，对日本的风景描写则涂上了一层神秘的梦幻色彩。徐霞村的译笔如散文诗般细腻、优美，较好地传递出了洛蒂作品的神韵，其译笔受到傅东华、朱湘、卞之琳等人的称赞，其译作深受读者的欢迎。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法国文学译介基本勾勒出了由中国人所编辑的法国文学史上法国主要和重要作家的基本线索，为现代中国展现了法国文艺的图景，形成了中国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中法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在文本材料方面为此后的法国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