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的回顾中所看到的那样，1978年至1989年间的法国文学研究获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就数量和质量来说，比不上90年代以后，但从“文革”时期的真空状态一下迈入知识和文化大爆炸的时代，其间体现了非常独特的时代特性，产生了不少可以载入史册的研究现象。在这一节里，我们就选取几个例子来进行分析。

一、经典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红与黑》

在经历了6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批判、打压后，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重新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热烈关注，成为了研究和阅读的热门。学者们向这些曾经受到过不公待遇的作家和作品投去新的眼光，以更加开放和公正的评论视角对他们进行再一次阅读。这些研究更正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体现了学者们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研究精神，对推动学术研究、树立新时期的精神风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在这些重放光芒作品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司汤达的《红与黑》是其中的代表。

罗大冈是研究罗曼·罗兰的专家。在上文中我们也已经提到，在60年代围绕《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中，罗大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大冈对罗曼·罗兰的研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实际上，这部研究专著完稿于1976年，由于成书环境以及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偏差等问题，仍然带有前一时期的强烈批判色彩，因而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再次掀起了围绕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大讨论。1980年，第1期《文汇增刊》上刊载了《不要再对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泼污水吧》，不久，第6期《文艺情况》也刊载了《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说几句公道话》。另外，同年，《读书》和《文艺报》上也出现了多篇文章，主要有：成柏泉发表在第8期《读书》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胡静华发表在第10期《读书》上的《要作具体分析》，柳前发表在第12期《读书》上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俊发表在第12期《文艺报》上的《一部褒贬失当的作家评论专著——评〈论罗曼·罗兰〉》。面对这些持有异议的文章，罗大冈从中认识到这部著作撰写中的一些十分具有启迪意义的错误，并为此作了自我检讨，“过分地突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消极面”，“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做了偏窄的目光短浅的理解”[33]。随后，罗大冈将《论罗曼·罗兰》进行了修订，并于1984年10月推出了修订本。原版本中针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的约两万字的批判文章被新的论述所取代。罗大冈在修订版中从“伟大的心”、“个人社会主义”、“反抗”、“音乐小说”四个方面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评价，原先的批判性大大淡化了。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总结部分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原文初稿完成于1975年12月，后在1976年经过修改后出版，而在1984年的新版中，罗大冈去掉了原先“历史的评价与教训”中的“教训”部分，换以新的内容，并以“一位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未来的作家”作为总结部分的标题。在这之后的1987年，罗大冈再次修改了总结的标题，换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34]从这些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主要学者，罗大冈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随着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逐渐发生了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折射出当时学界评论眼光的变迁。以罗大冈为代表的学者们早期的研究观点和评断虽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是深入的、深刻的。罗大冈的这部专著资料详尽，为当时甚至今日研究罗曼·罗兰的学者提供了诸多材料与有用信息，推动了罗曼·罗兰在中国的研究进程，也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步入新时期后评论语调和角度的转变，说明了中国学界在新形势下正在逐渐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文学外因素的影响，以更加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作家和作品。一些学者也在新时期以后认识到了50年代至7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内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公正评断，逐渐修正了对作家和作品的看法。

步入80年代，罗曼·罗兰研究重新得到复苏，学界进一步摆正和明确了对作家和作品的态度。1980年，郑克鲁在第2期《春风译丛》上发表了《谈谈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对罗兰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分析探讨。罗大冈的《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纠正了对罗曼·罗兰人道主义的前期批判：“罗兰的人道主义在他个人漫长和艰辛的进步过程中，起了一贯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是他思想不断进步的积极因素之一。”[35]姜其煌的《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和思想发展过程》对罗兰一生的创作作了十分详尽的回顾，突出了他从人道主义者到赞成使用革命暴力的反法西斯战士，称他为“时代的巨人”[36]。戈宝权的《罗曼·罗兰和中国》是纪念罗曼·罗兰逝世40周年的文章，对罗兰在中国的译介以及他与敬隐渔等中国学者的深厚渊源作了回顾，表达出学界试图在新时期重续中国与罗曼·罗兰美好情谊的愿望。[37]李清安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力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成果，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提倡“要以新时期所应允我们的比前较为开放的目光，重新认识一下对我们无比亲切的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38]。

与此同时，大量罗曼·罗兰的小说、传记、日记、随笔等被翻译出版，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仍是这一时期罗曼·罗兰研究的第一重点，一些研究从主题思想、自我追求、女性形象、个人英雄主义等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论述，如1982年，张维嘉发表在第4期《湘潭大学学报》上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自我追求》，王群发表在第3期、第4期《扬州师院学报》上的《试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女性形象》；1985年，马中红发表在第2期《淮阴师专学报》上的《试论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1986年，姜超发表在《齐鲁学刊》上的《罗曼·罗兰的思想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学者组织编译的罗曼·罗兰研究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罗大冈选编的《认识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谈自己》，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钱林森编译的《罗曼·罗兰自传》，都是研究作家及其写作的重要资料。国外学者研究罗曼·罗兰的成果也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有：1983年，第3期《文化译丛》上米歇尔·露阿著、张智庭翻译的《罗曼·罗兰与鲁迅》；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莫蒂列娃著、卢龙等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创作》。而早在2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又得到了重版。实际上，这本书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有过多个版本，包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漓江出版社（1999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在内的多家出版社均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1985年，中国学者陈周芳所著的罗曼·罗兰传记《罗曼·罗兰》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一部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批判而命运多舛的作品《红与黑》也终于在新时期得到了客观的对待。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所经历的一样，学界首先在1978年至1979年间对司汤达的这部著作在评价上作了“拨乱反正”。1978年，陈伯通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略谈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1979年，金嗣峰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试论〈红与黑〉中所描写的阶级关系》和辛未艾发表在第5期《读书》上的《简论〈红与黑〉》等文，皆是“文革”结束、国门将要打开的历史转折期对《红与黑》作出的尽可能客观公允的评述和研究。尤其是金嗣峰的《试论〈红与黑〉中所描写的阶级关系》一文，在那样一个敏感的社会环境下，作者并没有对“阶级”二字讳莫如深，而是直面一直困扰在中国评价《红与黑》作品的关键问题，通过对作品主要人物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的考察，为正确理解和认识作家及其作品提供帮助。而其中，作者一直强调的是，“这一考察是以《红与黑》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画的客观意义做出判断的，它与作者所宣称的主观意图，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当然，对作品的正确认识一定源自文本本身。

80年代初期的研究重点首先放在进一步继续为赢得研究《红与黑》的客观立场而做出努力上。1980年，柳鸣九发表在第12期《读书》上的《〈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一文指出了在之前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红与黑》莫名地成了大家攻击的靶子，而要作出对《红与黑》的客观评价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只有具备客观公允的立场，文学研究才能得以开展。这一时期，对《红与黑》的主题研究并不十分突出，但也在逐步深入：有从《红与黑》这一作品名称着手，分析和探究“红”与“黑”分别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如《妙在画龙点睛——〈红与黑〉书名小议》、《论于连·索黑尔——对〈红与黑〉的几点新认识》；也有对《红与黑》创作主题的讨论，如1987年，李玉莲发表在第1期《承德师专学报》上的《〈红与黑〉所表现的时空意识》分析了作为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是如何呈现时间与空间这两种客观存在，而作者又是如何在作品的呈现中表达出自己创作的时空意识。

对《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研究应该是这一时期对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形象研究较为重要的一点。1980年，杨明生发表在第4期《求是学刊》上的《谈谈〈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一文是80年代于连形象研究的开始。作者重点评述了一直以来对于连的两种极端化评价，即平民出身的资产阶级英雄与野心家、伪君子之间的对立，继而认为，两种看法均有有失偏颇之处，而要正确把握这一形象，必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对于连·索黑尔的再认识》、《于连形象之再探讨》、《于连形象新探》等文章也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86年，黎心海发表在第5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浅谈〈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则重点驳斥将于连看作是虚伪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这一认识。而1984年，胡正学发表在第4期《法国研究》上的《谈〈红与黑〉中铸造于连形象的典型环境》则将于连形象的塑造视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最生动的案例，并对此加以分析，提出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最早倡导向莎士比亚学习，强调“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提出了直接观察、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与此同时，他还首次提出“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这些艺术观点与主张都对他塑造典型人物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司汤达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1984年，韩中一发表在第3期《松辽学刊》上的《论〈红与黑〉的小说语言》一文重点对《红与黑》中的语言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司汤达的小说语言在法国文学史上开先例，自成一家，从而开创了“司汤达问题”。1986年，郭珊宝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心理小说的“力学”研究——司汤达的〈红与黑〉小析》一文讨论了司汤达的小说中对心理状态的着力描写，并明晰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与司汤达的小说创作中对心理描写的渊源。对司汤达的《红与黑》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司汤达的另一部小说《巴马修道院》同样也吸引了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注意。郭宏安的《常读常新的〈巴马修道院〉》尽管是以随笔的方式写成，但对司汤达小说语言的丰富以及描写的细腻都予以了高度评价。

进入80年代，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之后，对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终于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中走出来，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的文本和文学研究。1980年，王殿全撰文《简论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较早地指出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问题”，以“还历史以真面目”。作者从司汤达的自身经历和政治思想状况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红与黑》、塑造于连形象的由来，以及作品中所寄托的作者的进步思想，因此认为：“《红与黑》无论在思想的深广程度上，还是艺术形象上，都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39]这也是对《红与黑》的评判渐趋理性化和全面化的开始。对《红与黑》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批判到80年代的扭转，体现出法国现实主义在中国研究的一个缩影，尽管一部作品难以涵盖整个现实主义思潮的方方面面，但它在中国被评介、被认识、被解读、被讨论、被研究的历程却可以反映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评论界在不同时期对法国现实主义所作出的不尽相同的回应。

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接受国的人文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一部作品接受情况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新时期，思想的解放终于让我们可以抛弃意识形态批判的禁锢，给予这些作品应有的评价，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而随着中国社会在20世纪末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些经典作品在中国又将迎来新的境遇。

二、文学研究与社会浪潮：萨特与“萨特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正在对十年动乱进行反思，讨论着“文学与人学”、“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知识分子们重新高举起“启蒙”的旗帜，继续“救亡”压抑和中断了近60年的“启蒙”，给民众传播现代性意识。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间反复的赞美和批判之后，萨特的著作带着其彰扬的“介入性”在这一时期再度归来，得到了广泛的介绍和推崇，在大江南北掀起一场“萨特热”。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特才真正成为了中国读者家喻户晓的法国作家和哲学家。

与之前近30年间的存在主义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萨特个人的风头一度盖过了作为思潮的存在主义，成为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很多人认为，要论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加缪较之萨特更为纯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二人的论争中，萨特的声音充满了雄辩，他那一篇篇理论和概念的檄文更能激起中国读者的共鸣。萨特是一位充满革命冲动的左翼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者，可被视为“进步作家”。新中国成立初期，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9月被邀请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典礼，还去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体验生活。波伏娃曾在200万字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访华的经历，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赞美中国的文章。萨特与中国可谓颇有渊源。虽然，萨特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但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谈论这位曾经受到“不公待遇”的作家也具有了反思的意义。

但是，如何把长期受到中国学者批判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与中国当代国情相关的进步理论进行研究，这还要得益于法国文学研究界的有意误读。柳鸣九通过对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概念的阐释，认为，它们“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这就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有助于人为获得优秀的本质而做出主观的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40]。由于柳鸣九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指出它继承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成分，加上萨特本人又明确地提出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主张，于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得以以人道主义的合法身份重新进入中国，成为新时期“启蒙”的有效资源，也令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萨特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1980年萨特去世，也正好为中国的读书界再次对萨特的关注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从1979年开始，萨特的作品逐渐得到全面的译介。与此同时，对萨特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1980年，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冯汉津率先以不否定的态度，较为全面、客观地介绍了萨特的小说。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萨特的生平和创作，并借用西方的评论，认为：“萨特是法国当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备受评论家的推崇。”接着，作者着重论述了萨特的文学作品与其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关于存在主义的界定以及萨特的政治立场等。但是，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体现在“存在主义的文学审视”和“萨特关于小说创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论”这两部分。在前一个部分里，作者谈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存在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哲学的表现形式，体裁只限于小说和戏剧，并不涉及诗歌；二是在作者看来，萨特的作品与加缪的作品虽然多有相通之处，但是加缪的荒诞文学严格说来并不算是存在主义文学；三是虽说萨特的小说和戏剧往往是其哲学观的反映，但小说与其哲学理论之间还是不能混为一谈。而在后面一个部分里，作者则指出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其中包括小说的“真实感”，时空观，人物、作者和读者的“三位一体”——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也是当代小说的特征。同时期，江伙生在《外国文学研究》上也介绍了萨特的戏剧作品《严禁旁听》（或译《禁闭》、《间隔》等）。翻译界也为萨特“进入”中国作了积极的准备：仅在1980年这一年，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同时刊载了萨特的《禁闭》、《墙》和《可尊敬的妓女》，复刊后的《世界文学》刊载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外国文学》刊载了与萨特不无关系的加缪的《沉默者》和波伏娃的《知命之年》，等等。

而在中国的学术界乃至读书界掀起“萨特热”的，还是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1981年编选的《萨特研究》。1980年，在第6期至第10期的《读书》上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之后，柳鸣九顶住当时“日丹诺夫事件”的压力，编选了这本《萨特研究》，作为“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创刊号。虽然此前已经有了不少萨特的翻译作品，但是《萨特研究》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前面的序中，柳鸣九谈到了自己的编选原则，这或许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唯一没有涉及政治立场的一篇序言，与其《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观点一脉相承。《萨特研究》选译了萨特的一部分文学作品节选，包括此前在国内一直受到“批判”的《恶心》、《苍蝇》和《间隔》。或许是对质疑者的一种回应，柳鸣九还选了一张萨特和波伏娃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放在书的前面。这部《萨特研究》给国内带来的震惊是多重的：既有哲学意义上的，也有文学意义上的。就文学而言，不仅仅是所谓的“哲理小说”让中国当代文学界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并且，正如冯汉津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哲理小说”的要求之下，萨特在文学的“真实”上所作的探索同样令人感到不同。《间隔》中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一时成为文学青年之间的“暗号”。有一个事件颇能说明萨特在80年代的接受状况。1983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小说，作者是著名作家谌容。这篇书信体的小说在80年代初可谓前卫，通过夫妻俩的通信，描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迷茫与彷徨。小说中的妻子是作为工作组成员纠正冤假错案的，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位饭店服务员，叫做杨月月。小说围绕这个叫杨月月的女性展开，她的一生在“我”的追问下慢慢呈现出来。小说中的丈夫是一个“一千多人的工厂”的党委书记，他正在读萨特的作品，为“存在”和“选择”的事情烦恼不已。新思想进来了，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一切不再是在某种绝对观念之下的该与不该，既不是法律所能为的范围，甚至也不是道德所能为的范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篇显然深受萨特存在主义文学影响的小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特在80年代再次经历的高潮与低谷正相吻合。

果然，小说发表不久之后，1984年，在第1期《当代文坛》上就刊载了一篇署名江源的文章。这是一篇针对《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评论。评论基本上只是针对小说中所谈及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且论证了存在主义哲学本质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因而，评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反对为了使文学更加富于表现力、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种种探索与尝试，但是，如果动摇了我们的文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那就只能导致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迷误”[41]。紧接着，同样是在《当代文坛》，又刊载了一篇署名金宏远的文章，同样是针对该小说的评论。作者也对小说持有保留态度，但这次倒并非针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辩论，而是对杨月月这个女性形象提出了质疑，觉得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东方女性的形象，因而作者处理是“失度”的。文章在最后一部分也谈到了小说所融合进的“萨特之研究”的部分，但是作者并不针对萨特本人，而是认为，小说插入这一部分“不太成功”。与前一篇评论文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篇评论更是针对小说本身，作者认为，小说中的“萨特之研究”“到头来也只是游离在杨月月故事之外的一些空洞的探讨和学习心得式的文字，难以构成‘复调小说’的特有境界”[42]。

但是很快，《当代文坛》的“百家争鸣”栏目又刊载了吴亮的一篇文章，对这篇实验性的小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虽然时代还没有让评论家完全意识到小说并不负责给出存在的答案——像哲学体系那样，而只负责向存在提问，但是，吴亮在这篇文章中颇有见地地提到，“它百感交集地思考，但没有完成这个思考，它裹挟着令人困惑的疑问，但并不回答这一系列疑问，它力图求证，但没有提供现成的解；它划出一条思路，但没有指出这条思路的终点。一句话，它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故事的陈述来阐发一点什么，为人们指点迷津，但似乎还未能如愿以偿”，可是，“它已足够了。它以复杂的经验向我们骄矜的思考力提出一连串的设问，要求回答”。[43]

而在接下来一期的《当代文坛》上，署名冯宪光的一篇文章直接针对第一篇江源的文章提出了“商榷”。冯宪光认为，小说非但没有宣扬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反而“否定”、“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萨特加以嘲讽。

这一组文章当然还构不成一个足够大的文学事件，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萨特所谓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已经超出了哲学，波及到了文学。的确，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首先在文学的范畴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中的阿维虽然每天捧的是一本《存在与虚无》，但是令他感到无比疑惑的，却是阿璋所代表的文学的生活——如此复杂，如此一言难尽，远远超出了某一个哲学体系所能解释的范围。

而另一方面，小说所引发的争论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犹豫态度。1982年，国内开始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并列三大“精神污染”——当然，能和“蛤蟆镜”、“喇叭裤”这样的东西一样流行，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萨特那时在中国有多么热。在这样自上而下的整治中，《萨特研究》于是成为禁书，直到1985年方才解禁。因此，1982年至1984年，即使仍然有以萨特存在主义文学为对象的研究，也多半是持批判的态度。1983年，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署名姚见的文章就借助苏联批评家的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了“错误”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毕竟在80年代初期，借助《萨特研究》包括小说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界，已经初步接触到了萨特的作品，甚至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萨特无论在哲学上的思考，还是文学上的实验，都不再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精神污染”就可以了结的。如果说江源的文章多少还有“清污”之嫌，那么后面的三篇评论文章，无论是站在欣赏的角度，还是站在怀疑的立场，基本都与“清污”的立场划清了界限。

萨特从40年代进入中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而80年代是这段相遇的高潮。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每一次沉浮，到今天渐渐走上理性的轨道，或许能够作为一个案例，很好地诠释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遭遇的外部环境，很好地诠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传播策略造成的不同结果。而另一方面，萨特和他的所谓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与20世纪法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也有不可分割的地方，和同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哲学家或是小说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等这样单一的身份都无法定义萨特，他更接近思想家，并且，思想是以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为基础的。正是基于这两个前提，中国对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与其他的法国文学研究、与其他的外国文学研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首先，纵观萨特的“中国之旅”，我们可以发现，从80年代开始，就像萨特本人所倡导的那样，它就成了“自由选择”的结果。以往，外国文学译介、传播和研究与社会接受环境的碰撞，往往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前者受后者制约的关系。而从80年代初期开始，萨特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就是有“立场”的、非封闭的。这一切当然与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的所为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西方哲学界就受到日丹诺夫观点的影响，被迫承认“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当严厉批判的对象”，像冯友兰、贺麟这样的西方哲学领域的大师都必须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论观点，虽然在1956年有过反弹，但不久就被压制下去。饶有趣味的是，彻底清除日丹诺夫将学术、文学和艺术简单化流毒的影响，这个工作不是由深受其害的哲学界完成的，而是由文学界完成的。80年代初，柳鸣九正是面对“搞臭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才决定出版一套以《萨特研究》为创刊号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什么是西方哲学、文学的原貌，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而不是立场明确的解读。柳鸣九选择的高明之处一则在于萨特本人，二则在于文学。因为改革开放初试，选择萨特这样一个自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思想家还是有所考虑的，萨特对自己所处的资产阶级当代社会颠覆性的批判使得经历了近30年封闭的中国读者对其并不至于过分陌生和排斥，也使得正在摸索之中的国家也不至于过分畏惧。而文学的考虑得以成功的原因也很清楚：文学因为不回答问题，只提出问题，相较于哲学，它不完全呈现为一个说服和被说服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理解、亲近和质疑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接受来说，是相对安全的。萨特的戏剧作品经过改编，在五六十年代都能够得到翻译甚至上演，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80年代，中国掀起所谓的“萨特热”，与柳鸣九并不反对存在主义不无关系。与其说当时萨特是知识界的一个时髦名字，毋宁说存在主义是知识界的一个时髦名称：人人都不懂，但已是所有人耳熟能详。在懂与不懂之间，滋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核心围绕着“什么是存在主义”。

其次，五六十年代，尽管中国本身关于萨特的研究并没有产出重要的成果，但就萨特的译介来说，他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沉默。《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载了大量有关萨特的文章，这些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关乎哲学，但也有一部分关乎文学。这个阶段的萨特研究经典地诠释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文学（或哲学）研究者们的工作方式：边批判边接受。诚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引述的那样，这类的翻译文章前往往都有措辞严厉的编者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翻译上的选择，甚至也不妨碍他们的翻译策略。作为不多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翻译和研究的西方思想家，萨特在身后会在他并不熟悉的中国掀起热潮，绝非与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工作者们的努力毫无关系。

最后，我们也可以发现，与结构主义等文艺理论流派不同，在80年代投身于萨特及他的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还是法国文学专家。是法国文学专家冯汉津在80年代初期第一次较为全面、客观地介绍了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其中当然也牵涉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也同样是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奠定了国内的萨特研究基础。当然，这种局面在90年代之后得到改变。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萨特热”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当时“启蒙”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作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法国文学研究界对萨特的译介和研究无疑是掀起这次热潮的重要推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是难以估量的，它为探讨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所建构的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新的道德主体与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所需要培育的道德主体之间的联系奠定了研究基础，也为80年代宣扬的个人自由、尊严与权利、责任与义务等道德规范作了铺垫。尽管80年代末，“萨特热”退潮，但法国文学研究界对萨特的关注却没有因此终止。

三、从现代到后现代：罗伯-格里耶

谈论萨特和存在主义的同时，在80年代的中国，悄然兴起的还有先锋文学流派新小说和在当时不像他那么高调大谈介入和人道主义的作家罗伯-格里耶。实际上，尽管新小说在源起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包括罗伯-格里耶在内的新小说派作家对萨特都比较反感，这种反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新小说作家认为，“世界存在着，仅此而已”，坚持还原一种没有主观情绪渲染的物化世界，反对一种干预社会现实的文学企图。这种文学观反映了西方二战后“现代”的终结和“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这也是为何1994年，柳鸣九主编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有“新小说派四例析”的原因。而对新小说的关注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深入过程中经历的巨大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新的人文诉求。

事实上，在80年代总体上并不算多的对新小说的研究中，有一大部分集中在罗伯-格里耶和他的作品上。从上文中对新小说译介和研究的回顾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新小说进入中国的伊始，罗伯-格里耶就被当作了这个流派的代言作家，他的作品和理论文章得到了重点译介。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新小说作家的作品尚未有任何中译本的情况下，罗伯-格里耶的一些不太著名的作品就已经被译介过来了，如1983年，在对罗伯-格里耶进行了重点推介的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就以大篇幅刊载了他的短篇小说《反向影像三题·模特儿·替身·方向错误》（谷冰译）、《海滨》（宋维洲译）、《舞台》（宋维洲译），以及两篇论文《未来小说之路》（谷冰译）、《现代小说的人物》（郑振华译）。在柳鸣九主编的《新小说派研究》里，有关罗伯-格里耶的研究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收录了朱虹翻译的《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蒋晓晖翻译的《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两篇论文，《去年在马里安巴》、《嫉妒》（选译）、《橡皮》、《窥视者》等几部小说的提要梗概，以及之前《文艺研究》上刊载的采访《“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在午夜出版社访罗伯-葛利叶》。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984年，郑若麟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从〈窥视者〉看新小说的实质》；1985年，杨建钢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罗伯-格里耶小说理论与技巧初探》；1989年，柳鸣九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艺术中不确定性的魔力——罗伯-葛利叶：〈去年在马里安巴〉》，姚公涛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试论〈窥视者〉的叙述艺术》，晁召行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隐蔽的视点在〈嫉妒〉中的作用》，等等。郑若麟的文章是典型的从罗伯-格里耶着眼研究新小说的论文。作者分析了《窥视者》这部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并指出了罗伯-格里耶形式即内容的特点。而杨建钢的文章通过对罗伯-格里耶小说理论和技巧的分析，指出了这类写作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新型关系和传统的小说技巧之间的矛盾，为罗伯-格里耶及新小说的存在找到了物质层面的理由。《艺术中不确定性的魔力——罗伯-葛利叶：〈去年在马里安巴〉》是柳鸣九为《去年在马里安巴》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文章涉及罗伯-格里耶50年代至80年代的主要作品，指出了他的作品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特点和在侦探、凶杀和色情等表面下所带有的象征意味。姚公涛的文章从叙述时间、叙述语式、叙述的基本意义单位“功能”等方面对《窥视者》作了艺术分析。晁召行的文章以“隐蔽的视点”为切入口，对《嫉妒》叙事技巧进行了解读。

不管是从新小说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罗伯-格里耶研究的角度，两者在80年代是难以区分的。可以说这是罗伯-格里耶研究在中国的初级发展时期，而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译介方面，包括作品翻译、作品内容评述和创作思想的梳理。并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一个明显的流派特征，即将罗伯-格里耶研究附着于新小说研究，将他看作新小说的代表人物。这样，对新小说的研究最终落实到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上，而对罗伯-格里耶的论述也总是挂靠到新小说的范域当中，这一点从《〈橡皮〉与新小说派》、《从阿兰·罗伯-格里叶的三篇短文看新小说》、《新小说派与〈海滩〉》、《从〈窥视者〉看新小说的实质》这些论文的标题中就不难看出。据统计，1978年至1989年，有19篇关于罗伯-格里耶的专述文章，其中介绍性、知识性的文章占了多数。实际上，论述到罗伯-格里耶的文章数量要大大超出我们上面的统计数字。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和切入点对一位作家前期研究的繁荣虽然是有益的，但长期来看，却容易掩盖罗伯-格里耶写作的个体性，也使得80年代我们将新小说与罗伯-格里耶等同起来，而忽视了另外几位不容忽视的新小说作家。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罗伯-格里耶在身为小说家的同时，也致力于“为了一种新小说”的理论阐述。这使得批评家们在研究其作品时非常方便，能够用他本人的思考去对应他的小说创作。其次，罗伯-格里耶还投身于电影领域，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迈的步子远比其他的艺术形式要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罗伯-格里耶于1984年到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与中国读者、作家、学者有过面对面的接触。80年代，横空出世的先锋派小说家们在叙事、人物、事件等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创新，一如罗伯-格里耶对传统的、主流的文学写作方式发起的冲击，直接改变了当时中国文坛的格局。我们在格非、余华、马原等作家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罗伯-格里耶影响或启示的踪影，即便他们没有正面承认过这种影响，也无法否认与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之间的某些气息和精神上的相通。可以说，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对“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新生代年轻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先锋派文学在80年代中国文坛的耀眼地位也令学界对他们的法国同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在8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罗伯-格里耶的关注有所减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新小说的旗手与中国确实渊源深厚。而谁又能想到，待到十年后，在我们越来越步入消费和国际化社会时，他在中国成为，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像葡萄酒和香水”一样出名的法国作家，成为中国法国文学出版界和研究界的宠儿。

注释：

[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3]　王泰来：《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载《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

[4]　王泰来：《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载《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www.xing528.com)

[5]　季红真：《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载《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

[6]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7页。

[7]　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秦关根翻译的《仲马传》的节译本《大仲马传》，该版本于1983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

[8]　李健吾：《莫里哀喜剧·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9]　程继田：《答丢夫形象简析》，载《名作欣赏》，1981年第2期，第41页。

[10]　江伙生：《莫里哀和他的不朽剧作〈达尔杜弗〉》，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79年第6期，第49页。

[11]　何孔鲁：《略谈左拉与自然主义文学》，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2]　万里骅：《评价左拉的自然主义代表作〈苔蕾丝·拉甘〉》，载《法国研究》，1982年第4期。

[13]　粟美娟：《马克思论夏多布里盎》，载《外国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第47—48页。

[14]　金志平：《外国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5]　王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通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

[16]　江伙生：《法国诗人让·阿尔蒂尔·兰波》，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7]　陆文靖：《李金发与法国象征诗派》，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1期。

[18]　章建刚：《普鲁斯特·编者序》，载〔法〕克洛德·莫里亚克：《普鲁斯特》，许崇山、钟燕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9]　张寅德：《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第51页。

[20]　张旭东：《“拯救是我个人的展现”：普鲁斯特与历史哲学》，载《读书》，1989年Z1期，第135页。

[21]　沈志明：《普鲁斯特意识流小说初探》，载柳鸣九主编：《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2]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页。

[23]　钱中文：《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页。

[24]　郑克鲁：《超现实主义》，载袁可嘉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277页。

[25]　廖练迪：《超现实主义初探》，载《外国文学》，1983年第12期。

[26]　陈振尧主编：《法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378页。

[27]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28]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29]　张小鲁：《震动法国文坛的〈情人〉》，载《文学报》，1985年4月25日。

[30]　刘自强：《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她的小说〈情人〉》，载《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4期。

[31]　参见柳鸣九：《东方奇观·一份真实人性的资料》，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32]　陈占元：《纪德和他的小说》，载〔法〕安德烈·纪德：《藐视道德的人——纪德作品选》，郑永慧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33]　罗大冈：《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一书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34]　罗大冈：《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35]　罗大冈：《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36]　姜其煌：《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和思想发展过程》，载《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

[37]　戈宝权：《罗曼·罗兰和中国》，载《法国研究》，1986年第4期。

[38]　李清安：《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载《读书》，1989年第2期。

[39]　王殿全：《简论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40]　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

[41]　江源：《〈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探讨》，载《当代文坛》，1984年第1期。

[42]　金宏远：《求新与失度——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载《当代文坛》，1984年第5期。

[43]　吴亮：《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载《当代文坛》，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