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出版：感受新中国教材出版基地的脉动

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家几经波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我也是在这个时期，从武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进入出版行业，步入新中国教材出版基地，参与了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重建的相关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隶属教育部，主要负责出版中小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5月，隶属高等教育部，主要负责出版高校教材。1958年2月，高等教育部并入教育部。1960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7月，国家恢复高等教育部，随之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5年1月分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教材出版工作陷于瘫痪状态，出版社名存实亡。从1969年起，两社的干部职工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7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得以建立，其中有人教部分和高教部分，高教部分承担了原高教社的出版任务。重建之初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要进行教材研究，设有“中小学教材研究室”和“大学教材研究室”。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无论是人教部分，还是高教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教材出版基地，有着辉煌的发展历史。我能到这样一个单位工作，确实有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

说起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我在毕业前夕是完全不知情的。但是记得有这么一个细节：那是1975年12月毕业前夕，自己深感大学期间所学知识有限，于是准备买一些书，带到工作单位继续学习。那时高校之间已经有了讲义的交流，学校教材科也有一些铅印讲义卖。这些讲义在我看来，已经是正规教材了。大学期间，我们每月发18块5毛钱（其中13块5毛的生活费，5块的零用钱）。我把这几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都拿去买了铅印讲义。正在教材科买书时，碰上了物理系核物理专业负责学生工作的关林老师，他是河南老乡。他笑着对我说：“你不用买书了……”我莫名其妙，心想：我买了书，带到工作岗位上去，碰到问题正好查资料啊。我当时根本没在意他说的话，还是倾囊而出，买了很多铅印讲义。后来才知道，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已派人来武汉大学挑选优秀毕业生。经过多方比较，出版社已经决定了录用我。但是在离校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工作单位就是专门出版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年12月武汉大学毕业前留影(www.xing528.com)

我到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毛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记得天空还飘着小雪。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就直接坐公共汽车到地处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政治部报到。报到处就在教育部办公楼（现在的南楼）的三楼。那时教育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开始。那天五楼正在开大会，我挎着书包直接进了会场。会后，社里便通知我再去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到。

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门前，发现这是一片有些破旧的古建筑群，三扇朱红大门并列面南，和我想象中的华美气派的建筑物大相径庭，不免大失所望，心想，怎么把我分配到这样的一个单位啊！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曾是清朝和嘉公主府。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的四公主，因其一只手的两指相连，人们又称其为“佛手公主”。公主楼在大院的后面，两层高，木结构。我和同年分配到社的马盛明、杨松涛都住在公主楼二楼紧靠楼梯的第一间房里。这是一个套间，因为我报到时间较晚，就住在外间。后来才知道，这个大院还真有历史，它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是明朝为御马监建造的祭祀马神的神庙。光绪年间，京师大学堂建于此处。后来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就建在和嘉公主府内。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院系全部迁入原燕京大学的校园，和嘉公主府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地点，通信地址曾是“景山东街45号”，“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沙滩后街55号”。

进入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我被安排到大学教材研究室，就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前身。我的工作证编号是125号，属社里最年轻的员工。初来乍到，我满怀激情与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