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教学改革的迅速发展，“七五”时期教材建设规划出版品种数量较“六五”时期教材规划明显增加。可是，“七五”也是全国出版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印刷生产能力空前紧张，出现学生开学前拿不到书的现象。高速增长的出版任务与落后、低下的印刷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制约“七五”时期教材出版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教育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教材出版单位高度重视，克服困难，全力保证教材“按时、足量”供应，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因此，教材出版“七五”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选题组稿，也不是市场营销，而是出版印制。
那时，高教社教材出版印制工作面临着空前压力，一是品种多，任务重，全年印制的品种达2200种，其中秋季教材达1400种，春季教材达600种，其他图书达200种。出版印制的总品种数占新华书店征订品种总数的1/4～1/3。二是用纸量大，每年用纸量达35万～40万令，而纸张供应则极度紧张。三是编辑发稿量大，年发稿量在1.4亿字，其中科技书稿比例大，文科古汉语品种渐增，使排版难度增大。而全国能承担这类排字任务的厂家屈指可数，且北京地区有的工厂因环保问题将排字任务从6000万字减少到3000万字。四是短版品种多、急件多，导致印制生产力更加紧张。五是出版量上升，加大了流动的资金占比，因家底薄而求助银行导致贷款紧张。等等。
这些具体情况给教材出版印制工作带来的诸多困难让我们始料不及，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高教社依然每天平均出版六七种教材，其中有两种是新版教材。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种迎难而上、苦干实干、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苦干实干的精神是高教社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高教社在教材出版印制工作中贯彻党中央“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指示的主旋律。(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6月，祖振铨社长找到我并谈了他的想法。他本想把我留在社办，但为了全社工作大局，同时也为了锻炼我，决定把我从社办公室调到出版部。
我刚到出版部时，出版部的同志还开玩笑，说我到出版部工作是“镀金”，时间不会太长。可谁也没想到一干就是七年，这七年我终生难忘。这是我出版生涯中最紧张、最困难的阶段，也是我与出版印制工作接触最多、体会最深的时期，为我从出版部进入社领导班子，日后做好全社编辑出版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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