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解读》：汉唐时期的学术成果

这一时期，我们首先谈一下经学与《中庸》。

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郑玄曾给《礼记》作注，因为《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庸》的注解。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说中庸的庸，“用也”[6]。如果庸就是用，那中庸就是“用中”。郑玄认为《中庸》是“记中和之为用也”[7]。中和怎么来用，就是《中庸》这篇文章要讲的。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

同时，我们要看到郑玄注《礼记》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郑玄注《礼记》，因为他是汉代的大儒、最博学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影响——使《礼记》这部书，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以前这三部书是各自成立，《礼记》的地位比较低。有了郑玄注《礼记》，大家就开始有了三礼之说，认为这三部礼书应该是一个整体。于是，《礼记》就被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因为过去只把《仪礼》看作是古代的《礼经》，因此，五经里面的《礼经》，在汉代主要就是指《仪礼》。而《礼记》，它叫做“记”，表示它是对经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其地位当然比经低一些。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所以，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

到了魏文帝的时候，《礼记》第一次列于学官。《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里面就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8]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不仅如此，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大了，郑玄注的《礼记》置了博士，而《仪礼》《周礼》不置博士。这样，《礼记》的地位就超过了《仪礼》。这是郑注《礼记》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古代经学中，是不是“经”，能否列于学官置博士，这对经典文献的影响非常大。到了唐代有《五经正义》的刊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也就是说，汉人称为“三礼”的典籍里面，只有《礼记》在这时正式确立为经。也可以说，到了唐朝，在《五经正义》的时代，《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献。

其次，佛老与《中庸》。

受佛老的影响，《中庸》也开始受到关注。比较早关注《中庸》的有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戴颙曾为《中庸》作注。就现有文献的记载，可以说戴颙是汉代以后个人为《中庸》作注最早的一个。此前像郑玄，还都是把《中庸》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来注解，但是戴颙专门把《中庸》提出来，为之作注，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表明在南朝时期，《中庸》在《礼记》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宋代以前，一般人只把《中庸》当作《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另眼相看。南朝的戴颙算是一个特例。戴颙曾著有《逍遥论》，论述《庄子》的内涵，说明他在老庄学方面应该浸润很深。再联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和玄学的流行，可以推测，戴颙对《中庸》的理解很可能受到了道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庸》的传承与发展，不再仅仅是儒家自己的事，《中庸》开始发挥另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就是沟通儒学与佛老。老庄和玄学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庸》，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所以《中庸》的历史作用，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关注它，儒家以外的其他哲学、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这是值得关注的。

更突出的一位人物是梁武帝萧衍。萧衍是信佛的人，但他信佛主要是在晚年，早期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他曾有诗《述三教》，自述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9]。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梁武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主要是因为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他信佛，经常舍身佛寺，但是朝中不能没有君主，于是大臣就用很多钱去赎他，这个钱就归了佛寺。(www.xing528.com)

梁武帝有一部著作叫《中庸讲疏》，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并没有传下来。我们无法得知梁武帝写这部书的确切时间，但内容上大体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纯粹从佛教的角度去讲，也不是纯粹从儒学的方面去讲的。这部《中庸讲疏》，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注更有意义。因为梁武帝在历史上影响大，特别是他跟佛教有很特殊的关系，《中庸讲疏》很可能表达了梁武帝萧衍寻求儒佛会通的一种方式。在佛教、道教、玄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把《中庸》提出来，作为沟通儒学与佛教、道教、玄学的桥梁，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因此，《中庸讲疏》很可能也是会通儒佛的一种表达。关于《中庸》在儒家与佛老思想交汇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个课题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它表明《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中庸》开始承担了一个会通儒家与佛教、道教、道家思想的功能。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玄学家也很重视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像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他对《论语》作了很多研究，也很重视中庸的思想。他说庸，“常也”。“常”就是不变的，是常理，“中和可常行之德也”[10]。郑玄把“庸”解释为“中和之为用”，这是从用中的方面来讲。何晏则更进一步，认为“庸”是用中的一个常行之德。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何晏作为玄学家，更重视中庸作为中和常行之德。这说明这个时期，中庸确确实实受到各个方面学者的关注，它已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学思想。

再次，儒士、文士与《中庸》。

儒士是一个比较宽的讲法，不仅仅指那些研究经学的儒家学者，还包括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一些文士。《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后，科举考试就以《五经正义》为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有很多试题出自《礼记》，《礼记·中庸》篇自然也成为当时人学习的重点。当时的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就不能不读《礼记》，不能不读《礼记正义》，要学习郑注孔疏，要熟悉《中庸》。如贞元十九年科举明经科（明经就是考你经学的学习程度），第二题就是出自《中庸》。这就进一步带动了大家对《中庸》的关注。《中庸》的思想内容比较特殊，与《礼记》其他各篇不一样。《礼记》有些篇是对古代礼经及具体的礼文节目的解释，比如说，关于丧礼要摆什么祭品，古礼里有一些规定，《礼记》就阐发为什么是这样，做一些具体的发挥、解释、说明。因此，其意义只能是礼节上的、仪式上的、具体的，不能够代表国家所需要的比较高的、普遍的一种人文教养。但是《大学》《中庸》不一样，它不是关于历史仪式细节的具体的规定，它不讨论祭祀时用猪、用牛还是用羊。《中庸》跟天地、鬼神、德行、实践相关，它所代表的人文性、人文教养，不是《礼记》一般篇章所能比的。因此在唐代，任何一个士子，他在读《礼记》的时候，都会对《中庸》给予更多的关注。贞元九年（793），大文学家韩愈26岁，他去应考，考题来自《论语》，叫“颜子不贰过”。韩愈用《中庸》的思想作答，上来就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11]。“诚明”出自《中庸》，是《中庸》的重要概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之性是诚明的正性，他的行为就是中庸的至德，能够发挥中庸的德行。韩愈接着还说了“《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等一大段话。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关于《论语》的题，可他回答的时候引述的都是《中庸》的表达、概念，内容之熟悉可见一斑。由此可以推断《中庸》在当时影响之大。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前后，也有些人很熟悉《中庸》。比如梁肃，他对天台宗很有研究，又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也是效仿他的。梁肃曾写过《止观统例》一文，止观是与天台宗有关的佛教思想，但他在文章里面两次引用了《中庸》。韩愈还有一个朋友叫欧阳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诚明论》，也是阐述中庸思想，他强调圣人以下要“自明而诚”，相对“自诚明”“生而知之”，“自明诚”是“学而知之”。所以当时古文运动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中庸思想，对中庸思想有专文阐发。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他写文章也常引用《中庸》。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吏商》，他说君子有二道，一个是“诚而明”，一个是“明而诚”。“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12]。“诚而明”者，圣人是天性，不会跟着利益来走的，而“明而诚”者，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不受到利的损害。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庸》的思想尤其是“诚明”论特别重视。诚明论也可以联系到人性论。比如韩愈的弟子李翱有本书叫《复性书》，这本书完全以《中庸》为宗旨。唐代儒士里面，受《中庸》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翱，他通过《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等，阐发了一种性情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李翱对《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戒慎恐惧”“慎独”“中和位育”等做了详细阐发。最后他将问题归结到性善情昏论，性是善的、清明的，但情把善性搞昏了。李翱不仅在《复性书》中贯彻发挥了中庸思想，他还专门写过《中庸疏》一卷。李翱的《复性书》《中庸疏》，应该说都代表了唐代儒士关于《中庸》研究的最高水平。李翱与隋唐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诚明”的问题，而是转移到了“性情”的人性问题。这对后来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就不是把诚明论作为焦点，而是把《中庸》首章所讲的性情说、人性论作为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柳宗元有一个朋友叫刘禹锡，他对《中庸》也很有研究。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礼记·中庸》篇，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13]，好像一下子惊觉，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本来圣人讲中庸就是圣人的至德，但是他特别强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庸》境界一种新的关注。这种关注跟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刘禹锡也特别强调，要把《中庸》与内典结合起来，内典就是指佛教的经典，与佛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中庸》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解超过了当时一般人从诚明论对《中庸》的理解，他是从境界的方面去理解。应该说，这些都为宋代以后《中庸》诠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