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中的“西周”“東周”二詞，係對經文中“王城”“成周”的釋義。其所以釋，源頭則在《春秋》經文對周景王崩後局勢的“王室亂”書寫中。《春秋》經文昭公二十二年書寫“王室亂”，雖寥寥三字，却傳達了書寫者對此事件的重視。此乃平王東遷以來首次發生的王室分裂事件，不僅造成周景王崩後臣子各立其主的乱局，也導致王室分裂以及京師再次遷移的后果。最後，晋國介入，支持周敬王“立於狄泉”“都於成周”，王子朝奔楚，而結束此一分裂亂局。
從《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其間共歷四年，四年之中究竟歷經了多少變化？歷史背景的叙事淵源須從周景王開始，源於景王太子壽的早夭。[36]景王欲再立者爲所寵長庶子朝，但子朝未及立而景王已崩，遂引發諸子争立而“王室亂”矣。兹將《春秋》經文有關此一王室亂局下的大事所書，依其年月所次，列之如下：
（昭公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昭公二十三年）
秋，天王居於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昭公二十六年）
冬，天王入於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昭公三十二年）
冬，城成周。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經文書寫的“王室亂”，實已揭開此一王畿地區自平王東遷取得正統以來，首次王室分裂大事的書寫序幕。[37]按：自《春秋》經文書“王室亂”迄於昭公二十二年冬經文書“王子猛卒”，可以視爲王室亂局的第一階段。自“王子猛卒”後迄“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可以視爲王室亂局的第二階段。王室分裂，肇因於周景王寵庶長子朝，欲立其爲太子，未及立而崩，遂致臣下各擁其主而分爲兩派人馬相争互功，王室遂分裂矣。先是劉子、單子等大臣擁子猛，而爲子朝及其擁立者尹氏等所逐，出至皇，繼而又入王城，遭子朝攻殺，故經文書“王子猛卒”，這是王室亂局的第一階段。繼而劉子、單子等又復立子猛之同母弟王子丐，此即敬王，初居於狄泉，與王城的子朝形成對峙，《左傳》中稱爲“東王”與“西王”。此一狄泉與王城的對立之局，將近三年。此一對立最後在晋國的介入下，至昭公二十六年時，周敬王得以“入於成周”，而王子朝與同黨也因失敗而奔楚。依據《春秋》經文及其所顯示的正統筆法，經文中開始的“王室亂”，係結束於此，兩個階段合計四餘年。至此局面大致底定，王子朝奔楚，只能成爲一個流亡的王室胤胄，楚國對子朝流亡居楚的默許與支持，顯然仍是晋、楚之間相争下的國際形勢心態。
如據《左傳》載，子朝雖奔楚，但其餘黨尚在王城中，故至魯昭公三十二年時，周敬王仍然爲了防衛王城的子朝餘黨，而要求晋國支持在新京師“城成周”。奔楚後的子朝，依《左傳》載，逮於魯定公五年時，纔在楚被殺。《左傳》定公五年記載此事云：“（定公）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38]《左傳》傳文叙事，用的仍是一種正統書寫的筆法。周敬王爲天下諸侯之天子，已成定局，故《左傳》用“殺”字，乃是以周敬王爲正統的史觀書寫。晋國初始對王室分裂本持觀望的態度，任其發展，而王子朝不僅有周室大臣尹氏等擁立，而且擁有周景王遺願的背景，幾乎已成勝方。《左傳》在《春秋》經文“王室亂”下，叙述了晋國派人至京師的觀察：“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39]杜預注云：“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40]這樣的莫知孰是，使得晋國傾向於不支持、不介入的觀望立場。晋國的態度轉向，始於昭公二十四年時（周敬王二年，前518）。此事件《春秋》經無書文，見之於《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三月，傳云：
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莅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晋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41]
杜預以爲：“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42]《左傳》中所載，呈现的是晋國模棱两可立場的轉變。晋國判斷王子朝不能成事的根據，來源於“士伯問介衆”，結果便是：“晋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43]孔穎達《正義》云：“其心兩望，至此始絶耳。”意謂王室亂局之初，晋國持觀望态度，至此乃决定介入，采取了支持周敬王的立场。
《春秋》經文載，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傳達的不只是周王室的局勢變化，也反映了另一個極大的變動：京師之遷移。這是自平王以來，首次出现的京師再次移動。自此，無論是對王室还是对諸侯而言，京師已移至成周。《春秋》定公元年經文書：“三月，晋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此“京師”已指成周。敬王定都成周，在正統觀影響下，王城已非京師，但仍稱“王城”。敬王對新的京師成周之經營，仍需要諸侯的協助。《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周敬王十年，前510）經文書“城成周”，傳達的正是晋國與其他諸侯國對於尊周方式思考的變化。晋國援周室思考方式的變化，指向晋國君臣的討論，前此乃是一種戍之的援周模式，至此變爲城之的模式，蓋築城可使周王室在成周增强防禦能力，晋國可不必長期衛戍，减輕負擔。《春秋》經文云：
（昭公）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晋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44]
《左傳》云：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晋，請城成周。[45]
杜預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46]
《左傳》又續載晋國君臣對敬王要求繼續戍之的回應，云：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晋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晋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晋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47]
《左傳》魯昭公三十二年傳文的晋使“如京師”，正可與魯昭公二十二年時晋使叔鞅“如京師”作一比較，蓋昭公二十二年時京師猶指王城，至昭公三十二年時京師已爲成周。新的京師築城計划，在晋國答應協助後，於焉形成。《左傳》載：“己丑，士彌牟營成周。”周天子所居之新都，在晋國會盟其他諸侯國於狄泉後開始丈量動工，由士彌牟負責。晋國號召其他諸侯國於成周舊址營建新城，擴大王都，原在成周外的狄泉亦被納入新城内。
從《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局下的“王城”書寫之紛義，至昭公二十六年周敬王入於新京師，四年的時間，王室紛亂與分裂形勢成一兩造對立之局，不論西周、東周、皇、王城、狄泉、成周，王畿實都已形成亂局，從二周視野中衍伸出的便是二王并立的分裂史實。“王室亂”從昭公二十二年到昭公二十六年間，王猛—王城—西周是一主體，王子朝又爲一主體。昭公二十二年王猛殁後，迅速轉變爲王子朝入王城、周敬王居於狄泉的局面，成爲另一形勢下的“西/東”狀態：王子朝—王城—西王與周敬王—狄泉—東王對峙，而後周敬王—成周—東王繼續與子朝對峙。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經文於昭公二十二年書寫“王猛入於王城”，昭公二十六年書寫“天王入於成周”，兩個“王”字，都與王子朝這一幫人馬無關。《公羊傳》的釋義中，王城稱“西周”，成周稱“東周”，便是“王”之書寫所涉周統。顯然，《公羊傳》追隨經文中的“王”字，無論是西周還是東周，都僅願將“周”給予王猛（悼王）與天王（敬王），王子朝則無與。我們很難説现在所見的《春秋》經文之書寫，其底本必定是采用了當時某位史官所記的内容。分裂局勢下的兩造对立間究竟是誰的史官所記？是王子朝的，是王猛的，還是周敬王的？很顯然，《春秋》經文中的“王猛”與“王子猛”書法問題及其釋義紛歧，正顯示孰是孰非的正統書寫之困境。“周悼王”謚號使“王猛”成爲由後視前的正統，顯因其繼者周敬王爲其同母弟。《春秋》經文書“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又書“冬，十月，王子猛卒”，既書“王猛”，又書“王子猛”，其所書文在反映“猛”是否爲一正統書寫筆法上，確係一難讀之問題。清儒戴震云：
王子猛未即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詞，從同以號，乃曰天王……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48]
其論别王與周，觀點可參，言“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則自《毛詩》鄭箋“降王爲《風》”來。但戴氏之論，實有《穀梁传》之影響潜在。《穀梁傳》中也有孰爲正統的思考，特别反映在對王猛是否爲正統的聚焦上。《穀梁傳》於《春秋》經文“天王居於狄泉”下，發傳云：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49]
又於經“尹氏立王子朝”下，發傳云：
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50]
范甯注云：
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51]
又云：(www.xing528.com)
隱四年衛人立晋，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朝，惟尹氏一人欲立之。[52]
楊士勛《疏》云：
夫國之大事，莫善繼統，繼統之道，勿盛嫡胄，繼無承重，宜擇立其次……今周室雖衰，鼎命在上；四方諸侯，知一人之貴，繼成康之道，滅典法之文，存祭號大名，不可虚置，巍巍聖寶，寧得空假。[53]
其已盡道尊周統之義。《穀梁传》發傳，已對周敬王與王子朝的雙方自立有了明确的闡釋立場。《穀梁傳》承認者係周敬王之王，此“天王”乃係周景王以來的正統。范甯於“天王居於狄泉”下注云：
天子逾年即位稱王。敬王逾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於狄泉稱王。[54]
范注云“天子逾年即位稱王”，逾年即位者，必是敬王；所稱“逾年”，必指景王，蓋若繼王猛則無逾年矣。由此可知，《穀梁传》實以敬王爲周統之繼，《穀梁传》與范注皆未將正統給予王猛，周敬王謚王子猛爲“周悼王”，自是周敬王之謚，非可謂悼王是周統之正。故《穀梁傳》於經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下，發傳曰：“以者，不以也；王猛，嫌也。”[55]范甯注云：“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56]《穀梁傳》又於經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下，發傳曰：“以者，不以也；入者，内弗受也。”[57]范甯注云：“猛非正也。”於經文“冬，十月，王子猛卒”下，《穀梁传》云：“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范甯注云：“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録之。”[58]楊士勛《疏》解“當國”曰：
經言王猛，以王爲尊，何以言當國？解《春秋》以王爲國，若言齊晋。今言王猛不言子，與無知同文，故曰當國也。[59]
又云：
故單子、劉子立猛，文稱當國，其次子無命，故獨言立，言立彰不宜，明有篡王之意。[60]
由《穀梁傳》頻頻言王猛“嫌”“失嫌”“以者不以”，我們可知，《穀梁传》傳文中也有自身的正統史觀，於是《穀梁传》對《春秋》經文中的“猛”遂有全然不同於《公羊传》與《左傳》的周統視野。《春秋》經文中的“王猛居於皇”與“天王居於狄泉”，語法幾乎相同，且所居兩地又皆不在王城與成周，則《穀梁傳》如何面對來自經文的“王猛”與“天王”之書寫呢？范甯的注文清楚地表达了立場，即王猛爲“當國之嫌”，經文書“王子猛卒”，也有“當國之嫌”，故書“卒”者，本不當書“卒”，書“卒”爲了体现“别嫌”與“非正”也。
對《穀梁》家言，周室亂局中的周統相續，乃是周景王—周敬王；《穀梁传》實未承認王猛爲周統，也不認可其居其立爲正。《穀梁传》不止於對周統之正傳述正統史觀立場，尚進而深言，以發揮孔子在《春秋》中尊周道、貶諸侯之立場，正與《論語》中所記孔子之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61]相通。《春秋》昭公三十二年經文書諸侯“城成周”，《穀梁傳》發傳云：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62]
《穀梁》傳文云“變之正”者，明言此處係經書變文以褒諸侯，會以助天子城成周也；亦適見反諷，當此實爲諸侯之世，天下無道久矣，諸侯不享覲、不尊天子久矣。范甯注云：
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覲之禮。
又釋“祭與號”曰：“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楊士勛《疏》云：
平、桓之世，唯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復出居，猶賴晋文之力。札子雖云矯殺，王威未甚屈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争，宋衛外附楚，亦内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霸，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於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63]
楊士勛所云，此條經文《穀梁傳》并未从王城子朝餘黨威脅之角度立言，而係从諸侯之享覲、天子之祭號的角度，發揮夫子之經義，亟有殊勝，既聯繫孔子之嘆義，亦諷周道衰而“世無諸侯”之深微。楊氏《疏》云“宋衛外附楚”者，本指王子朝奔楚而言，義在退諸侯，諷貶宋衛附楚，方成子朝之奔。於是“城成周”而京師愈形孤立，此又是敬王遷移王居後，周室形勢衰微更甚之一大變化。
《左傳》中使用的語言係“西王”與“東王”，《左傳》叙事所指向的是分裂局勢下的“二王”并立，與《公羊傳》中的“二周”所指涉的對象顯然有所不同。《公羊传》指涉的“二周”，係在正統觀下給予了王猛與周敬王；《左傳》則是承認了王室分裂的歷史形勢之局，對王子朝與周敬王同時并立的“二王”叙事。然而，兩《傳》皆在同一歷史背景下發傳，故所用以修飾“周”與“王”的措辭，便是因爲當時的分裂之局。無論是王猛、子朝，還是子朝、敬王，都處在“西/東”相敵對之局中，故而《公羊传》以西、東名周，而《左傳》則用西、東以稱王。堪注意者，是何休“西周王”用詞指涉的對象，與《左傳》“西王”指涉的對象完全不同，故用不同詞。何休“西周王”係注釋《公羊传》之“西周”，其稱“王”對象爲王猛，而《左傳》所稱“西王”則指王子朝。《左傳》所稱“二王”的并立之局，在王猛殁後，此時居西與居東之局已有變化，王子朝居王城在西，故稱“西王”；周敬王居狄泉在東，故稱“東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載述萇弘之言，稱各擁立爲“西王”“東王”。《左傳》載：
八月丁酉，南宫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剋。”[64]
杜預注“西王”云：“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65]其注“東王”則云：“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66]《左傳》中使用的“西王”與“東王”，實際上是對王室分裂歷史實况的一種描繪。萇弘向劉文公分析時勢，雖然認爲“東王必大剋”，看好敬王一方，但并未從正統角度給予任何一方以統之正。因之，我們可以説《左傳》的傳文叙事，既來自發言者萇弘，也來自采择者左氏，兩者實際皆已采用了一種王室分裂史觀。《左傳》文所載係從萇弘發語而來，而萇弘對劉文公的二王并立語言，又承自周代自身歷史中曾經存在的記憶：平王時的二王并立。從事後結果論，《左傳》中的正統叙事自必以周敬王爲主；然而从“當時簡”論，《左傳》確實揭示了一個王室分裂事件。
周王室的二王并立，早在平王東遷以前初立之時，已發生過一次。《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傳文中，載録了由王子朝發出的一篇文誥。作爲文獻的“王子朝文誥”彌足珍貴，誥文有云：
昔武王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至於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67]
這篇文誥，顯然是王子朝爲争取支持遣使遍告諸侯而發的。王子朝與周敬王對立，故歷述周朝前史，論及携王，决非無因；子朝正是以己爲正統，而將對手比喻爲“携王”也。可見東遷以來，以平王爲正統的歷史觀已然在新的王室中形成，因而王子朝告諸侯文中，出现歷史記憶所塑的“携王奸命”之詞。若王子朝文誥言説“携王”，則周大夫萇弘同樣可以在此一歷史記憶中使用“二王并立”之詞，言説西王與東王。
《竹書紀年》對平王時期的二王并立事件記載較詳。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便引述了汲冢出土的《紀年》，其云：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爲晋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携王。[68]
依此可知，平王雖立於申，但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携，周室遂有“二王并立”。西晋時的汲冢《紀年》，原本现在已經散失。[69]近代王國維主古本，对朱右曾輯録的《汲冢紀年存真》进行校補，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書，其所編次幽平之際史事，多本《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疏文。[70]《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編次周代史事，迄於周宣王，以下皆以晋爲編年，始於殤叔，次文侯。比如，以文侯元年記幽王事，文侯七年載“平王奔西申”[71]。文侯十年更載“周二王并立”事，云：
伯盤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携，周二王并立。[72]
文侯二十一年復載：
携王爲晋文公所殺。[73]
此即古本《紀年》之“二王并立”事。周室東遷前後幽平之際史事，已在歷史記憶傳承中形成。周平王成爲諸侯擁立的王室正統，故王子朝的文誥不僅將携王視作負面形象的王室人物，而且此文誥也聯繫起兩個時期的“二王并立”。故據《左傳》所載録，王子朝在告諸侯文中提及携王，不啻有其引據歷史以爲自我正統建構之意。[74]
《史記》中記載周之王室亂事件與《左傳》中叙事發展鋪陳略同，在子朝奔楚後，仍有後續事件。《史記·周本紀》載王室亂史事，大要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春秋》經文的書寫主軸，從“景王崩”至“周敬王入於成周”與“子朝奔楚”。《周本紀》載：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争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75]
《周本紀》所載，并未全據《春秋》所書，如其記“子丐之黨與争立”，顯然便是“兩造争立”之筆法，“子丐”即後來之周敬王。
《周本紀》所記載的第二部分，在周敬王入於成周爲諸侯所共認周統之後，仍有後續叙事出现。《周本紀》載：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晋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於周。[76]
《周本紀》所述與《春秋》經文大不同，或本《左傳》所述後事而重編改寫。史公將子朝與子丐兩黨相争延續到了子丐稱王後，并未如《春秋》經文所持的正統史觀之書寫，係結束於敬王第一次入於成周，《春秋》視此爲周統之確立，故《春秋》經文不再書見後事。《左傳》《周本紀》據此而倒叙敬王此前狄泉“稱王居元”，便必然是從敬王史官的書寫承繼而來的。《周本紀》中所載“周敬王元年”者，於魯所記則爲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三岁。《史記》將“王室亂”續載至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前504）：“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晋。”是年孔子四十八岁。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前503）：“晋定公遂入晋王於周。”此年孔子四十九岁。兩事都在魯定公時，《春秋》經皆無文。《周本紀》又記云：“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77]由此可知，周敬王所歷周之大事，對孔子而言，便是《春秋》中的昭公、定公時所書事。對發生在眼前的“王室亂”，孔子已然在《春秋》中示现了自身的“丘竊取之”之義，以及“統”之書寫筆法。
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中所表之周統，又有不同。依《周本紀》載，周景王在位二十年而崩。依《春秋》載，周景王崩於魯昭公二十二年，即周景王二十五年。依《十二諸侯年表》載，頂格爲“周表”，周景王自元年至二十五年，周景王二十五年即“魯表”之昭公二十二年；“晋表”則爲頃公六年，史公於“晋表”書云：“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78]此乃史公著見晋國平定周亂局於表體筆法。應注意者，周景王二十五年後，頂格之“周表”即接續以“周敬王元年”，此年即魯昭公二十三年。是故，“周表”中的王室之統，只有周景王—周敬王，并無周悼王，此與《周本紀》書“悼王”的筆法顯然不同。如果史公在“周表”中給予周悼王一席之地，則“周敬王元年”當序次於次年，以魯紀年爲度，當在魯昭公二十四年。然而，《十二諸侯年表》中，史公畢竟呈现了不同的書寫筆法，若依《周本紀》，则史公意在書“王”；若依《十二諸侯年表》，則史公頂格之“周表”意在書“統”。毋論史事之叙，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中所呈现的正統史觀視野，顯然與《穀梁傳》中的正統史觀相同，或有相承。
我們若將《周本紀》與《十二諸侯年表》參看，则會發现在《史記》中，於昭公二十六年子朝奔楚、昭公三十二年城成周後，周敬王仍处在王子朝與王城黨羽的威脅中，依《周本紀》，敬王甚至再度出奔京師於晋，《春秋》經文对此皆不書。司馬遷於《周本紀》敬王四年書“子朝爲臣”，意在表明子朝奔楚後周王室大勢已歸於“敬王之統”。然敬王十六年出奔於晋事，司馬遷仍書“子朝之徒”（“周表”中書“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晋”[79]），可見子朝與敬王對立的一段王室分裂亂局，并未因子朝奔楚而結束，王室分裂之局仍是京師的周敬王與王城的子朝之徒相峙，此必子朝在楚而王城之黨仍奉子朝也。敬王十六年、十七年所記两事，《春秋》經文無書，則司馬遷所叙事確與《春秋》經文有不同。《春秋》經文於“子朝奔楚”後即未再書此，魯定公時經文亦未書子朝徒黨再逐敬王出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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