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文化学的理论及基本结论

教育起源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首先是和教育是什么，即对教育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乃至和社会是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相联系着的，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的联系。教育起源和教育本质，都要寻找教育现象产生的历史起点。科学地解释教育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教育活动的特点、本质和作用。而这个问题，只有在诸如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获得今天这样发展的水平和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较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其实自“生物进化论”创立以来，很早便有人提出了“文化进化”的概念。如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在1875年便发表了《文化的进化》一文。

20世纪中期，莱斯利·怀特于1943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其《能量与文化进化》一文。在此之后，他又于1949年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科学》，再度阐述了其“能源决定论”的“文化进化”思想。1959年，也就是达尔文《物种的起源》一书出版100周年之际，怀特出版了其《文化的进化》一书。

1936年柴尔德在《人创造自己》（中译名《远古文化史》）一书中第一次指出，“在我们这个种族中，人类为自身所做之设备的改良——即文化的改良——已经代替了身体上的改变”；“文化上的进步，确已代替了人类家族中进一步的生物进化”。

柴尔德的这个重要思想，并没有立即引起文化人类学家的重视。倒是在生物遗传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领域中，遗传学家们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结论。如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便于1953年在其《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人类生物学和人类文化，乃是同一个系统的两部分”，“现今文化上的进化过程，比生物学上的进化更为迅速和更为有效”。在此之后，他又于1963年在其《进化中的人类》一书中更进一步地指出：“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这些人类之“超生物机体”的“文化进化”概念，已为遗传学家们普遍接受，但尚未成为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学”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在生物遗传学家有关“超生物机体”的“文化进化”的认识基础上，一些自然科学家们如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出了人类“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诸如“工具、武器、机器或房子”之类，“外体”或“人身外”地进行进化的理论。

人类文化的延续、积累和发展，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教育活动才成为可能。因此，要懂得教育是什么和教育起源问题，都必须首先对社会的文化实质有足够的认识。在文化人类学看来，文化为人类所专有。人猿揖别之际，即文化产生之时。人类以有文化，而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文化发展的程度，即标志人和自然分离的程度。文化正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之所在。

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在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物质财富和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呈加速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我们依靠想象而将过去的50万年缩减为50年，那么，根据这个假设，人类需要49年才懂得完全放弃长期形成的游猎习惯而定居在村落里。在第49个年头的前半年里，出现了书写，虽然只是在有限的地区内，但由此提供了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希腊人取得的成就仅仅是后三个月的事情，基督教盛行于世是在后两个月，印刷术的发明约有两周之久，人类使用蒸汽机不到一个星期。而形成我们现在生活的特殊环境，直到第50年的12月31日才出现。人类之所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如此无与伦比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出现了“文化”这一人类所独有的现象。文化是人对自身生物性和大自然的加工，它将人的生物特性和自然界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调整。在其他动物界，只有靠遗传、变异的无穷反复才能获得能够适应生存环境的各种器官和习性，而人类却是靠离开遗传独自发达起来的文化来适应生存环境并创造新的环境的。其实，生物界对自身的“遗传系统”加以补充，并非始于人类。在石炭纪出现的爬虫中，进化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其脑内贮存的来自外界的信息开始超过由遗传基因赋予的信息。这就是说，在这类生物中，体外信息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体内信息的数量，因而使其在适应外界环境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当生物进化到人类时，这种由大脑处理的体外信息已经浓密到如此地步，以致人工制造的环境即文化开始取代自然环境，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媒介，并对人类的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的生物本能也开始受到由体外信息所组成的意义、价值与象征符号的支配。在人类文化中，由发明工具开始的技术方面越发达，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就越丰富，社会结合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构成这个结合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加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