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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空观研究:神兽祥瑞及其文化影响

时间:2023-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北魏拟定“土德”在天兴元年十二月,所以神兽也应该在这时候成为“土德祥瑞”。鉴于鲜卑人很久以前就有崇拜神兽的传统习俗,当北魏拟定“土德”运次需要祥瑞时,神兽便成为最合适的选择。北魏拥有的文化特色与鲜卑民族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特别是神兽作为“土德祥瑞”,实际上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突破或嵌入,也为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北魏时空观研究:神兽祥瑞及其文化影响

下面考察北魏的另一个土德祥瑞——神兽。有关它的历史由来,《魏书·序纪》记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07]鲜卑拓跋的祖先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迁徙时迷失前进方向,但很幸运地遇到神兽引路,从而使整个部族摆脱迷途困境。关于这只神兽究竟是哪种动物,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干志耿先生和孙秀仁先生,根据近年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和鹿纹青铜牌饰,认为这只神兽应该是驯鹿[108]米文平先生针对神兽列举了驯鹿、飞马、犀牛三种动物。[109]金龙先生认为神兽应该是对马和牛的神化,也许是拓跋部或整个鲜卑部族的图腾。[110]张先生的见解主要针对《魏书》记载的“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外在表象的一种解释。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早期鲜卑人没有文字记录,很难断定这只神兽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根据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描述,本书赞同干志耿先生和孙秀仁先生的观点。那么“神兽”究竟是不是神话传说,它与文字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美国学者艾兰先生认为,神话与历史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无文字的问题,神话的想象空间非常巨大,它可以冲破客观的现实世界,其性质具有神圣化的思想特点。[111]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分析,《魏书》对于这只神兽的叙述方式,是采用非常通俗的“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白描手法,并没有经过汉人文士的艺术加工,更没有赋予这只神兽拥有变身或飞腾之类的超自然力量。由于这只神兽没有神性,与神话传说应该相距甚远,甚至可以断定它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动物。驯鹿生活在北半球的寒冷地区,主要以地衣、苔藓为食又有迁移习性,身体的外部特征与《序纪》记载的神兽极为相似。[112]如果再结合目前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和鹿纹青铜牌饰的纹饰特点,这只神兽为驯鹿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它原本是大自然的普通动物,其后或许在迁徙的过程中,偶然地帮助过鲜卑祖先才被称为神兽,并逐渐演化成鲜卑民族崇拜的宗教图腾。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意外获得动物帮助的事例非常多,因此人们就会产生崇拜动物的宗教观念。比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就记载了一个部族受到老鼠保护的事例。《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鼠壤坟传说”载:“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闻之土俗曰:此沙碛中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碛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知有灵佑,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于是杀其将,虏其兵。匈奴震慑,以为神灵所佑也。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佑。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则逢灾变。”[113]瞿萨旦那国即古于阗国,在今天的新疆和田县,这个部族在与匈奴人作战时,曾经获得过老鼠的救助,取得胜利以后全体百姓开始祭祀老鼠。事件的真实性或许会被怀疑,然而历史上新疆和阗一带确实存在与老鼠相关的文献记载。[114]而且经过季羡林先生的研究,1900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旦旦乌里克遗址中,曾经发现过老鼠崇拜的木版画,它的出现印证了玄奘记载的瞿萨旦那国崇拜老鼠的可信性。[115]所以鲜卑人的神兽与瞿萨旦那国的老鼠,都是因为意外帮助过人类,才被当作精神图腾来崇拜。(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做出进一步推论,既然驯鹿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距离中原内陆非常遥远,又是鲜卑祖先迁徙时偶然遇到的动物,因此它应该与汉文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神兽并非很早就作为鲜卑人的“土德祥瑞”,而是北魏建国前夕为了拟定五德运次才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北魏拟定“土德”在天兴元年十二月,所以神兽也应该在这时候成为“土德祥瑞”。既然这只神兽原本是鲜卑游牧民族的宗教崇拜偶像,为什么又变成汉文化的“土德祥瑞”呢?实际上它的出现是胡汉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本章第三节已经考证过,由于拓跋珪追认黄帝远古祖先时,拟定出两条文化传承路线:(汉文化)黄帝→昌意少子→拓跋(黄星),(游牧文化)黄帝→始均→拓跋(神兽)。这两条传承路线都把黄帝看作远古祖先,如果只有汉文化的传承路线出现黄星祥瑞,而鲜卑文化没有祥瑞,便不能证明黄帝与拓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鉴于鲜卑人很久以前就有崇拜神兽的传统习俗,当北魏拟定“土德”运次需要祥瑞时,神兽便成为最合适的选择。特别是在农业社会里,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劳动工具,一直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为了让神兽名正言顺地成为“土德祥瑞”,《魏书》便采用“神兽如牛,牛土畜”之类的解释词语,向汉人熟知的牛的外貌特征靠近,期待得到鲜卑游牧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认同。所以尽管黄星与神兽都是“土德祥瑞”,却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和历史背景。

北魏拥有的文化特色与鲜卑民族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特别是神兽作为“土德祥瑞”,实际上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突破或嵌入,也为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尽管神兽与黄星不再发挥土德祥瑞的政治作用,但是它已经作为一颗种子,深深地根植到汉文化的土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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