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宋时期，胡瑗提出“通天人之渊蕴，明人事之始终”[37]，第一次揭示了易学天人之学的理论本质。胡瑗从宇宙生成、性命之理和秩序重建等视角，对《易》进行了阐发。在宋代的易学著作中，《周易程氏传》“受胡瑗《周易口义》的影响最大”[38]。在《周易程氏传》中，程颐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及胡瑗，例如，在解释《观卦》卦辞时，程颐说：“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为天下之表仪……。’”[39] 在诠释《大畜卦》上九爻辞“上九，何天之衢，亨”时，程颐说：“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40] 在谈及胡瑗对程颐的影响时，《宋元学案》提到，程颐“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指胡瑗），非‘安定先生’不称也”[41]。通过比较程颐对胡瑗和周敦颐的称呼，《宋元学案》作者认为胡瑗对程颐的影响比周敦颐对其影响更大。由此可见，胡瑗的易学解释范式的确对程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胡瑗之后，周敦颐由太极确立人极，以诚为沟通天人的道德本体，为人在宇宙中找到了适切定位。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周敦颐以“绝对至善的诚，作为大宇宙的根基，借助大化得以下贯，赋予了万物，令万物同具性命本然之诚，皆备诚的本然之性命，从而共同拥有了终极的大宇宙根基根据：这是大化所成万物的一致性之所在”[42]。在周敦颐之后，张载把太虚、太和看作万物的本体，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是生纟因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43] 在理学史上，张载把“太虚”看成万物的本体，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是“张横渠用这个‘虚’字，一方面对治佛教的‘空’；另一方面也对治道家的‘无’。……张横渠提出‘虚’就是对抗佛、老两家的‘空’‘无’”[44]。余敦康先生肯定了张载在推进儒家本体研究上的贡献，说：“如果说周、邵作为理学思潮的开拓者，其所建构的体系属从生成论到本体论的过渡形态，那么张载的问题就是极力争取建构一个成熟的本体论为继系，朝着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目标前进。”[45](www.xing528.com)
与汉唐易学注重“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46]不同，程颢和程颐打通了天道和人道，“即本人事以推天道，复即天道以修明人事”[47]，从而为人伦道德确立了形而上根基根据。他们第一次将天理确立为通贯天人的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并将其确定为自身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他们提升了天理的学理品位，使其成为宋代以后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他们被视为理学的奠基人，宋代及以后的儒学也被称为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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