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学校发轫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

近世学校之动机实始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是年《江宁条约》[1]成，开五口通商。而成此条约之原动力又实为传教师[2]之急拟来华传教。待机而动，条约既立，教师纷纷东渡，广设学校，以布耶教之知识与信条。虽所设之学校，学生不尽限以耶教徒，然耶教徒乃居多数，是以与外界无甚接触；且当时教会学校之性质与今日不同，无教育完备政策，但视有学校之机会，即请诸本国教会董事股拨款建筑；所收学生多为下流社会，卒业后绝少担任政府职务之希望。虽然，当时得见西方学术之萌动与近世教育制度之输入，教会学校之功又岂可湮没而不彰乎？

《天津条约》之批准在文宗咸丰十年（1860），总理衙门即于是发生。需用熟悉有条约国文字语言之人才甚急，盖赖以办理外交故也。《天津条约》载明，凡交涉公文必附以汉文译义。惟此办法之有效期为三年，盖给中政府养在翻译之机。穆宗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奏准在京师设同文馆以培植翻译人员。该馆虽属总理衙门，而主持一切，统归后为总税务司之赫德（Sir Robert Hart）。同治五年（1866），改正同文馆课程同于高等学校。七年（1868）聘马丁博士（Dr.W.A.P.Martin）[3]讲万国公法，翌年，升为馆长。京师既设同文馆，未几，总理衙门即于上海与广东各建一同式之学校，卒业者得送入京师同文馆，以资深造。惟广东同文馆程度较上海为优，后因时势之需要，英、法、俄、日诸国语言文字逐渐增加焉。(www.xing528.com)

自同文馆及上海、广东三学校外，其他种学校亦相继而立，实为吾国近世教育制度之先道。同治六年（1867），总督曾国藩从容闳之请，建设机器学堂，附属上海之江南制造局内，课机器制作之理与实习之法，期将来免用外国工程师与机器师也。是年福州又设海军制造学堂二：一为法文学堂，一为英文学堂。德宗光绪五年（1879），政府又立一电报学校于天津。十五年（1889），李鸿章创议于天津立北洋大学，中外人士慨捐巨款，校舍旋成。已拟聘丁家立博士（Dr.Charles D.Tenny）为大学校长，因故中止。迨至中日战争后，大学方实行开学。十六年（1890），南京设水师学堂。后二年，湖北矿务局建立矿业工程二学堂。又一年，天津设军医学堂。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改革学堂议》，以期输进西方教育。凡关于农业、语言、机器与军事诸学堂皆次第建立，教员则聘自美、比、英、德、俄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