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多种成果与多重形式中，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值得关注的一种重要的研究形式与研究方法。这一历史时期，以思想史的形式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在这些学术成果中，当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取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最具影响力与学术价值。

侯外庐写作《中国思想通史》，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到全书编写完稿，曾耗费二十多年的心血。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已成为一部二百六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从侯外庐为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所写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通史》全书的写作除第四卷外，第一、二、三卷以及第五卷基本上都成书于20世纪的四十年代。这部《中国思想通史》除纳入了侯外庐个人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多种认识成果，也吸纳了其他学者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因此，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的时候，署名并非侯外庐一人，而是由多位作者联合署名出版，且各卷作者有所不同。由于《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五卷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都形成于20世纪的四十年代，作为侯外庐个人著作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都完成于20世纪四十年代。因此，将先后参与《中国思想通史》写作的多数学者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哲学史的代表人物，以侯外庐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哲学史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通过对这一研究成果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发现这种哲学史研究形式的方法学特点及其学术价值。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这派学者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都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与学术方法。侯外庐后来在为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时所写的《序言》中曾论及此书的写作：“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 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4]以论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追求，集中地体现了侯外庐一派学者写作《中国思想通史》时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意识。

由于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原则，侯外庐等人在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考释。在这种考释中，侯外庐依据马克思认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具体论析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5]侯外庐通过不同文明发展途径的比较，将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谓之“早熟的”文明“小孩”，以“维新”作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同时，侯外庐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与西方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显著表现在于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哲学发展滞后，少“智者气象”，多“贤人作风”。应当肯定，侯外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考论及其对中国早期哲学演生发展特色的论析，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的认识成果之一，也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以其他视角或形式的研究很难逾越或忽略的认识成果。

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等学者也关注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考察的全面性。因此，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考察对象既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宗教思想、经济思想、科学思想、社会理论、史学思想等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如前所述，这部《中国思想通史》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所涉及的范围确实较为广泛。这种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为一种泛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www.xing528.com)

但是，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在其具体研究中又特别注意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哲学思想的考察，这种研究在问题意识方面与一般的哲学史研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考察荀子的思想，其体例及其所论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通行的哲学史著作所采用的体例与论述的内容。

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注意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论析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在论析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突出对唯物论的褒扬与对唯心论的批判。《中国思想通史》中考察道家与论及庄子时，标题即为“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书中在具体论析庄子思想时，则认为庄周的哲学以“止辩”的方法，否定了“形”、“心”之间的渗透与联结，以人生为“假借”，将主观唯心主义与宗教信仰主义连成了一体。对庄子思想的这种批判即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侯外庐这派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判断中国哲学家思想理论价值的方法。这样的思想方法使得《中国思想通史》中考察先秦诸子的学说，大都在标题中即表明作者对考查对象思想理论的价值判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与方法论原则研究中国思想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较为流行。在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这个学术集体以外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公开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相比较而言，应当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这个学术集体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这种方法学特色。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不仅在内容方面突出对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十分看重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方法意识与学术追求，使得侯外庐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史研究中，除了重视对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之外，也十分重视对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启蒙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使他论释了自己对明清时期社会制度特征的理解，展望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的发展趋向。侯外庐对如何清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价值的理解，实际上表明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向的理解。这种在思想史研究中，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释与对于思想发展历史的考释紧密结合，并相互论证其考释结论的方法，相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其他形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样的研究方法，使得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这派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以及中国思想发展历史的认识都达到了很高的理论层次。

总之，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这派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哲学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不论其研究方法还是其研究成果，都显示出了自身的特色与价值。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均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这派学者的思想史研究，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完全演变为纯粹的哲学史研究。这种现象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一些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哲学史研究仅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之一，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应大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可以涵括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哲学史研究则不可能完全替代思想史研究。但是，如果一部思想史著作中明确地含括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这样的著作，在我们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时候，也可视其为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具体形式。因为，这样的思想史研究，不排斥而且突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以思想史的形式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只是将中国哲学思想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这样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思想史既难以在严格的现代学科观念的基础上与中国哲学史融合为一个学科，其自身似乎也很难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门类，而是始终只能作为大史学学科中的一个具体门类存在于现代学术领域。因此，如何定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怎么样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