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与前瞻

宋志明^[1]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建立了第一个哲学系。在这近百年来的历史时段，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止于1949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落入低谷；第三个阶段为1978年以后，迎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春天。总的来看，呈现出马鞍形轨迹。

一

在“五四”时期，现代中国哲学家自觉意识到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便着手建立哲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之不再淹没在学术史当中，与哲学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之前，也有学者讲“中国哲学史”，但由于他们没有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没有树立哲学观，实际上讲的是学术史。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提，必须意识到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树立一种哲学观，否则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讲出哲学史，而学问家讲不出哲学史。在“五四”前后，中国涌现出一批受过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他们担当起建设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任。

蔡元培是中国最早使用“哲学”术语的学者之一，可是起初并没有意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将哲学理解为“一切学之学”或“综合之学”。在“五四”时期，他从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对哲学有了新的认识，达到了对于哲学学科性质的自我意识。他在《简易哲学纲要》中写道：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2]

在这里，蔡元培放弃了广义哲学观，树立了一种狭义哲学观：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各门学科皆成为独立学科之后，包罗万象的哲学不复存在，哲学只是不断深化的思考方式。哲学研究者应该突出问题意识，体现怀疑精神。作为学科的哲学有别于古代哲学，已不再受宗教的限制，甚至具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实际上表达了以哲学代宗教的诉求。蔡元培关于哲学学科，有三点看法：第一，哲学是关于认识论的学问，应当诉诸理性，讲究逻辑证明，不能建立在“圣言量”上面，不能再像古代哲学那样以引证代替论证。第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任务在于建构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理论，有别于任何实证学科。第三，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帮助人们找到一种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蔡元培自己虽没有写出一本中国哲学史，但他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第一个推动者。

胡适对哲学学科的认识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3]从这种哲学观出发，他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论域仅限于先秦，实际上是一部断代史。尽管如此，不妨碍其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第一块基石。冯友兰对哲学学科的认识是：“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4]依据这种哲学观，他写出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论域扩大到清代，成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胡著和冯著都可以称为标志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取得历史性的成绩，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一是论域不够开阔，仅限于古代，还没有把近现代纳入其中。二是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没有充分关注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中国早期哲学史家都曾在西方接受哲学理论思维训练，不可避免受到西方人哲学观的影响。在西方，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只有西方人会讲哲学，别的民族都不会讲哲学。受此种偏见的影响，早期中国哲学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西方哲学为尺度剪裁中国哲学史的倾向。哲学史家大都从哲学的共性出发，对中国哲学的个性重视不够。金岳霖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竟觉得好像是美国人写的书。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也有这种倾向。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5]冯先生为建设中国哲学史学科作出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我们也不必“尊者讳”。他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由于过分强调共性，难以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个性，尚没有充分呈现出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轨迹。

在现代中国，也有些哲学家不认同单数哲学观，意识到哲学应该有多种讲法。金岳霖在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我很赞成冯先生的话，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的道理。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地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者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他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这不是哲学的特殊情形，无论甚么学问，无论甚么思想都有，其所以如此者就是论理学不让我们丢圈子。”^[6]讲哲学就是讲道理，当然应该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对哲学结论作尽可能充分的理论论证。不过，要想作完全充分的论证是不可能的。由于哲学结论乃是一种整体性的论断，难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难以形成所有人的共识。任何哲学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假设或信仰的色彩，故而金岳霖称之为“成见”。他所说的“成见”并没有贬义，就是“一家之言”的意思。既然是“成见”，不可避免出现“所见不同”的情形。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只有一种讲法，而可以有多种讲法。他还把哲学比作“概念的游戏”，说明哲学讲法的多样性。游戏规则可以有许多种预设，下中国象棋不必遵循国际象棋的规则。梁启超也意识到哲学讲法的多样性，不同意把中国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他在《儒家哲学》中写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7]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复数哲学观未能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注意，未能动摇单数哲学观的主导地位。

二

在第二阶段，也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学者们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取得的成果，被贴上“资产阶级学术”的标签，变得一钱不值，被无情地抛弃了；另一方面，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在哲学界掌控了主流话语。讲中国哲学史也必须按照哲学教科书的口径讲，不容许出现任何不同的声音。单数哲学观的控制力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愈演愈烈。“两军对战”模式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偏离了正轨，跌入了低谷。

“两军对战”模式来自苏联。1947年，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会上发言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各种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而不是相互斗争的。”他的发言1948年就在解放区用中文发行，到1954年止，出11版，总印数8万册左右。据《新建设》报道，从1949年5月到1950年3月，北京哲学界多次组织学习他的发言，灌输“两军对战”的观念。在这种情势下，哲学理论工作者不得不表示接受。1949年6月19日，冯友兰在《哲学家当前的任务》写道：“中国哲学发展底历史，也如欧洲哲学史一样，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底斗争史。这样的斗争史就是中国历史中各时代底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

“两军对战”模式之所以使人难以拒斥，是因为打着恩格斯的旗号，以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为依据。我觉得，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实则是对恩格斯的论断，作了教条主义的误读。恩格斯确实说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但那是在评述德国古典哲学时讲的，并非涵盖一切哲学。恩格斯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哲学，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埃及哲学、印度哲学等，绝不会那么武断地下结论。从形式上看，恩格斯似乎作了全称判断，实则是特称判断，特指德国古典哲学，充其量也超不出西方哲学的范围。请不要忘记，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出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的终结》一书，并非泛论各种哲学形态。他仅以西方哲学史为例说明他的论断，并没有论及其他民族哲学史。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长期占统治地位，“创世说”的思想影响很大。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哲学家们才把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提出来，当做哲学基本问题思考。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语境，中国哲学家怎么可能像西方近代哲学家那样关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呢？

在“两军对战”模式的误导下，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能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给哲学家戴帽子、划成分，区分谁是唯物论者，谁是唯心论者。可是，中国哲学史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操作起来相当困难。大家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某位哲学家的上句话可能很唯物，可是下句话却很唯心，如何给他戴上帽子？真是令人伤透了脑筋！例如，有人觉得老子是唯心论者，有人觉得老子是唯物论者，双方争论不休，使人莫衷一是。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怎么会有正确答案呢？

教条主义学风给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造成灾难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到位。一是“不够中国”。由于采用外来的方法、外来的问题裁剪中国哲学史，势必脱离中国哲学实际。打个比方，就像用解剖学讲中医学，根本无法讲出中医学的精髓。无论多么高明的解剖师，都无法在人体上找到经络和穴位。二是“不够哲学”。由于缺少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只介绍古人的言论，却不会作哲学分析、哲学诠释。讲者往往只讲知识，不讲思想，不得不靠大量引文充斥篇幅。三是“不够历史”。由于没找到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脉络，只能按朝代顺序罗列人名。“中国哲学”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语。

三

在第三阶段，也就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才开始思考如何回到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问题，要求摆脱“两军对战”模式的束缚。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就像魔咒一样套在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头上，使我们不敢思，不敢想，不敢去摸索、探讨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使我们久久找不到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之门的钥匙。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终于鼓起勇气，试图打破这个魔咒，逐步树立起学术自信心，寻找自己认准的路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颇有感触地说：“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8]这句话道出广大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心声。

1979年，在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年会，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倡议，委婉地发出解放思想、解除魔咒的呼声。1981年，在杭州召开第二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继续探讨开创新局面的办法。会上有人发言，批评“两军对战”模式，但遇到了很大阻力，迫使他不得已收回自己的发言。1985年，在广州召开第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又有人发言批评“两军对战”模式，居然不再有人出来反对。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试图突破教科书上的哲学观念，对哲学学科做出中国式的定位。冯契认为哲学研究有两大任务，一是化理论为方法，二是化理论为德性。他把“德性”这一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运用于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冯友兰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9]按照这种说法，哲学不应该被视为解释世界的“物学”，而应当视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人学”。如果把哲学视为“物学”，尚可归结为“一”，因为人类住在同一个地球之上；而把哲学视为“人学”，由于反思的主体各不相同，就只能归结为“多”了。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至于哲学的功用，冯友兰认为应当有两个：“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10]中国哲学的贡献，不在前者，而在后者。“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11]

在中国式哲学观的指导下，冯友兰写出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契写出三卷本的《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他们的著作称得上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性成果。

四

目前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状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郭齐勇主编、问永宁副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一书中，有系统的梳理，我不必赘谈。我想说的是，仍旧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有待于纠正。(www.xing528.com)

第一，最突出的问题是“枝繁叶茂，根干不壮”。在量化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大都喜欢从事个案研究或专题研究。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必须把题目弄得小一些、专一些、偏一些，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费力不讨好的综合研究。许多博士论文的选题，常常瞄准那些不知名的二三流的学者来研究，并不考虑这种研究对学科建设有多大意义，只求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教师和科研人员功利化写作倾向也相当严重，往往也是为晋升职称而写作，并非出于促进学科建设的目的。在综合性研究方面，除了两部冯著之外，至今鲜有佳作问世。

第二，即便从事综合性研究，仍旧沿用集体编写教材的老办法，无法开创新局面。多人合作集体编写教材的做法，是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学术合作社”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会有生命力。这种东西除了可以应付考试之外，难以发挥启迪心智的作用。哲学史的书写，应当有研究者的心得，体现研究者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跟写小说有些相似。多人写的小说不堪卒读，多人合写的哲学史同样不堪卒读。黑格尔、罗素、文德尔班、梯利、冯友兰、冯契、劳思光等人的哲学史著作都是独自完成的，至今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就说明：有个性、有见识的哲学史著作，才会受到欢迎。

第三，陷入“方法论焦虑”，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人为设置思想障碍。近年来有些人提出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这是十足的糊涂观念。“合法性”同“哲学”，毫不相干。哲学原本是无法无天的学问，根本不存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合法性可以用于政治，用于法律，但不能用于哲学。有如我们可以讨论鸟的飞翔性，但不能讨论狗的飞翔性。

至于研究方法，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方法同研究内容、研究过程相统一，没有脱离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的、屡试不爽的、现成的研究方法。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每个研究课题都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可操作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当然，他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方法，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独立探索。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现成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抱有这种念头的人，恐怕已陷入方法论的误区，只能被“方法论的焦虑”折磨得焦头烂额，不会有什么收获。鲁迅先生说得好，作家未必先要把《写作方法》《创造大全》之类的书都读透了之后才动笔，而是在创造过程中体味自己适用的写作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恐怕也得如是观。“绣出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我觉得这并不是嘲笑绣花师傅太保守、太小气，而是嘲笑徒弟的期望值太高。因为“金针”确实难为不知者道。徒弟要想掌握刺绣的方法，只能在刺绣的实践中去摸索，用心揣摩师傅的绣出的“鸳鸯”，不能指望师傅告诉你绣出鸳鸯的现成方法。方法主要不是学来的，而是靠自己悟出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现成的方法，恐怕只会落得邯郸学步者的结局。

五

我认为，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应当从纠正上述三种倾向入手。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应当“枝繁叶茂”，更应当“根干茁壮”。我们不能只关注专题研究、个案研究，更应当关注综合性研究，因为这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至于如何从事综合性研究，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以遵循，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首先应当排除“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干扰：你还没有迈入综合研究领域，就疑虑重重，怎么能指望有所成就？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议论颇多，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反对“以西范中”（或称“中话胡说”）范式，回归“以中释中”（或称“中话中说”）范式。对此我不敢苟同。先说“以西范中”。西方哲学史家写的哲学史，都有鲜明的个性，并不存在所谓“范式”。“西学范式”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既然“西学范式”子虚乌有，何言“以西范中”？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时期，学者固然借鉴西方某些哲学家的方法，但也努力捕捉中国哲学的个性特征，把他们的方法完全归结为“以西范中”范式，实属以偏概全，并不公平。长期以来在哲学史界流行的方法，并不是什么“以西范中”，而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范中”。再说“以中释中”。前文已述，哲学史是哲学学科的分支，只有从自觉哲学学科意识出发，才能梳理出来。不以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为前提，可以写学术史，但写不出哲学史。在中国，学科自觉意识的自觉出现在现代，前现代的“中”，怎么可能还成为现代“中”的话语方式？在所谓“以中释中”的诉求中，隐含着以学术史取代哲学史的倾向。

我认为“以西范中”和“以中释中”皆没有可行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综合创新，学贵自得”。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人的方法，但不能拒绝西方人的智慧；我们不能照搬古人的方法，也不能拒绝古人的智慧。我们要从两种智慧中获取启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创造自己觉得可行的办法。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这本是一个无尽的话题，谁也给不出终极答案，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以遵循。走自己的路，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尊重前人，但不迷信前人。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

为了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我认为应当遵循“百花齐放，大胆创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方针，鼓励个人从事中国哲学史综合研究。本着这种想法，我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不过，我没有采用“中国哲学史”作为书名。我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分别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我认为古代哲学史是比较完整的断代史，以天人关系为基本问题，经历百家争鸣的奠基期、三教并立的发展期和理学行世的高峰期。我在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时候，采用广义哲学史的表述方式，形成两本专著。一本题为《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采用口语的表达方式，40万字，2010年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题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微》，采用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30.6万字，2012年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哲学史上册。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处于过渡阶段，表现为历史观、本体论、知行观、人学观四个转向。中国现代哲学史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实证哲学、现代新儒学三大思潮为基本内容。在这一阶段，哲学已成为独立学科，我采用狭义哲学史的表述方式。我把近现代合在一起，写成《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一书，47.5万字，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012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相当于中国哲学史下册。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通论，书名为《中国传统哲学通论》，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第3版，篇幅增加到33.2万字。2011年，我以《薪火传承·中国传统哲学通论》为课程名称，主讲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第一批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网易、爱课程网同时上线播出。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综合研究，吸收了他人的成果，但主要是自己的研究心得。作为我见，当然避免不了“解释学的偏差”：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也许是成功的，也许是失败的。是功是罪，任由时贤和后人评说。

【注释】

[1]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2]《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4、6页。

[5]同上书，第8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4、6页。

[7]《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4、6页，审查报告二。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