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现象是,在天文学或占星术这个天人感应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此时却受到自然天道观的严重挑战。
事实上,直到张衡,天文学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内容都是很明显的,如张衡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晋书·天文志上》)这可以说是占星术的基本状况,而秦汉大一统以来,这种状况尤甚,天文知识要论证现实政治。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天文学思想中开始出现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以自然天道观以及“顺天以求合”的天文学思想为基础,一批天文学家开始向天人感应的占星理论发起挑战。如何承天就曾严厉地批评汉代的谶纬迷信,他说:
积代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谶纬,遂关治乱,此之为蔽,亦已甚矣。刘歆《三统法》尤复疏阔,方于《四分》,六千余年又益一日。扬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最密,著于《汉志》。(《宋书·律历志中》)
稍后,祖冲之针对戴法兴“夫二至发敛,南北之极,日有恒度,而宿无改位。故古历冬至,皆在建星”之说也讲:
周汉之际,畴人丧业,曲技竞设,图纬实繁。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是以谶记多虚,桓谭知其矫妄;古历舛杂,杜预疑其非直。(《宋书·律历志下》)
再之后,北朝与隋初间天文学家刘焯也反对灾异祥瑞之说。据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记载: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凡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历象之要,可以晷景测之,今验其分至薄蚀,则四分疏而减分密。疏者则称政令有宽猛,运行致盈缩,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
李申认为,颜之推此处所说“山东学士”显然是指刘焯等人,由于遵从“顺天求合”的原则,且历法精密,故宣称“无灾祥也”。
当然,在天文学这个天人感应理论的重镇,自然天道观要取得胜利绝非一朝一夕、一朝一代可能实现的,其前进的每一步都必然会遇到阻挠,真理的发展必然会经历反复。我们看到,在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天人感应思想与谶纬迷信再次受到重视,重新抬头。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显然与隋唐时期的统一政治格局有关,隋唐在恢复秦汉政治模式的同时也连带恢复了与这一政治模式相伴随或契合的信仰模式。(www.xing528.com)
例如由李淳风等编写的《隋书·律历志》中说:“夫历者,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又《隋书·五行志》中说:“天道以星象示废兴,则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讹之占所以征验。”这其中,天人感应与灾异祥瑞思想十分明显。李淳风又特别重视天文学所具有的天人感应和神道设教的性质。例如李淳风在《乙巳占》序中说:
至于天道神教,福善祸淫,谴告多方,鉴戒非一。故列三光以垂照,布六气以效祥,候鸟兽以通灵,因歌谣而表异。同声相应,鸣鹤闻于九皋;同气相求,飞龙吟乎千里。兼复日亏麟斗,月减珠消,晕逐灰移,慧因鱼出。门之所召,随类毕臻;应之所授,待感斯发。无情尚尔,况在人乎?
这一状况也在一行的思想中体现出来,这特别反映在《大衍历议》之中。例如在《大衍历议》的《合朔议》中就重现了谴告理论,而在《日食议》、《五星议》中,天人关系思想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如《日食议》中说:
日,君道也,无朏魄之变;月,臣道也,远日益明,近日益亏。望与日轨相会,则徙而浸远,远极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于黄道,是谓臣干君明,则阳斯蚀之矣。朔而正于黄道,是谓臣壅君明,则阳为之蚀矣。
又如《五星议》中说:
故五星留逆伏见之效,表里盈缩之行,皆系之于时,而象之于政。政小失则小变,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则又变行,袭其常度。不然,则皇天何以阴骘下民,警悟人主哉!
又《大衍历议》的《历本议》中说:“自五以降,为五行生数;自六以往,为五材成数。”这又是明显的五行思想,而我们知道,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李申认为:一行是诚心诚意地把科学附会于神学,为封建政治服务。但李申的研究也指出:灾异祥瑞观念在隋唐时期也是一波三折的。如隋炀帝禁谶纬就相当彻底,但喜欢祥瑞,唐太宗李世民则并不过多地求助于祥瑞,武则天喜符命祥瑞,而从唐玄宗起,几代皇帝都屡次下诏禁奏祥瑞,表明天人感应观念在朝廷之上也日益衰落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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