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向大后方转移，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8年多时间里，汇集了大量的人才，音乐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分院相继设立，西南地区多所综合大学、师范院校设立音乐系、音乐科，大学歌咏团体和民众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兴起，这些音乐专业人才的汇聚和日益壮大的音乐运动为大后方专业音乐杂志创办奠定了基础。专门的音乐期刊创办后，又以这些音乐期刊为载体传递了鼓舞斗志的抗战歌曲、音乐文化知识、音乐理论论争，民族器乐曲等，为大后方奏响了音乐运动的新篇章。
前文提到，中国共产党为在大后方开展进步的音乐活动，扩大抗日救国影响，推进“新音乐运动”，于1940年1月创办了《新音乐》。由于此刊集现实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深受读者的喜爱，供不应求，在第一期出版后，编辑社不得不再出版两期增刊，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入。鉴于《新音乐》在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民政府也认识到音乐刊物的重要性，并决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创办音乐期刊《乐风》，用以抗衡和抵制《新音乐》。乐风社的编辑在其创刊号的《编辑杂谈》中写道：“音乐刊物是整个音乐运动中一支生力军，没有她，音乐运动会失掉了重要的推动力。为适应这种需要，我们遂来编行这个刊物。”[2]
同时，由于战时“教材荒”的原因，《乐风》杂志还兼有音乐教材的功用。194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在《教育通讯》上专门刊登提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为供给音乐教材，普及音乐知识，将出版一种定期刊物，名为《乐风》，暂定双月刊，由该会胡彦久、陈田鹤、江定仙、缪天瑞四人负责办理。”《乐风》由此创刊。(www.xing528.com)
[1]本节内容摘自汤斯惟、张小梅：《〈乐风〉（1940.1—1944.6）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4年第3期。征得作者同意后，按照本书编写体例重新组织，形成本节内容。
[2]出自《乐风》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8页《编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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