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与诚信的重要性不可转让

前两种与媒介相关的美德从贝尔纳·威廉斯的《真理与真相》(Truth and Truthfulness，2002)自然流泻而出。他不直接关心媒介，而是识别基本的“真实的美德”或“诚实”【40】。威廉斯论点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坚称，对一切人的社会生活而言，准确与诚信的重要性都是不可转让的。这并不意味着，所谓准确与诚信不受历史语境的影响。实际上他详细解释说，忽视累积性文化语境的、抽象的伦理记述都一无是处【41】。但他又说，假装的关心说真话并不足以说明人的诚实，如果有人假装诚实，我们就失去相信他们的稳固基础。所以，只有说真话成为稳定之举，被定为个人美德(即我们依靠的性向或倾向，因为我们将其视为有德者的特征)，集体的美好生活才有可能。

准确的重要性一望而知，提及准确似乎是多此一举。当然，我们想要新闻记者和其他任何人公开传递准确的信息，这是对专业记者的要求。不过正如威廉斯所示，若要表现准确的美德，侥幸做到的准确是不够的。真相通常是复杂、多面的，因而是难以达到的。所以准确的美德需要人做出努力，并运用必要的资源，以保证传播的信息尽可能准确。实际上，倘若准确性容易达到，它就不至于很重要而成为美德了;它需要威廉斯所谓的调查性投入(investigative investment)，我们要知道他人也准备做这样的投入。调查性投入颇有助益，我们可以予以发挥，将其用于媒介研究。我们需要人们表现出准确的美德，公共流通的信息尤其需要准确。如果人们不能普遍表现出这一美德，如果我们不得不假设远方的公共信息普遍是虚假的，我们就缺乏互动的共同基础，人的生活和社会就会更加困难。在历史上的一些黑暗时期，人的生活不得不在类似黑暗的基础上运行【42】。我们又强调指出，那不是我们愿意选择的事态。威廉斯对准确性的论述不是建立在讲真话的绝对义务上(康德相信讲真话的义务)，也不是建立在界定绝对真理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真理的谱系上;他借此解释，如果我们不能假设，我们重视的人谋求的目标是真相，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发展。他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这种普遍的性向，还需要这种性向不限于单纯功能的价值。”【43】

我们要问，在媒介语境中，调查性投入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基本事实是，媒介机构参与了真相领域的活动: 它们声称为每个人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媒介机构求得准确性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需要投入资源，需要维护这样一种内部文化: 这是求得准确性所必需的精力和反思。如果当前的媒介机构未体现这样的调查性投入，那就有问题。一切规模的社会组织都需要其媒介机构维护必要的条件，以便使媒体里工作的人以及为媒体工作的人都是具备美德的人。否则，媒介机构就不太可能为集体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稍后我们将进一步予以阐述。

准确指的是求得具体言论中的真相所必须做到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诚信(sincerity)就是“说我们相信的事情”的性向【44】。诚信的性向指的是一切背景检查和反思，以确保自己说的话不仅准确，而且符合自己相信的世间的其他事情。这是更复杂的考验，因为这是在自己广阔的实践里对真相的承诺。诚信关乎如何维护信赖(trust)的更大可能性。正如威廉斯所言，信赖“是写手合作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不能每时每刻重复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一切东西，所以我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留给了隐而不发的意蕴。但亦如威廉斯跟随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所言，“会话里蕴含”的信赖是“有效语言交流”的必要条件;除非隐而不发的意蕴是能依靠的，否则人的互动就会失败【45】。

我们重申，机构生成的媒介自有特色。没有人像依靠与亲友密谈那样去依靠报纸新闻或电视新闻。然而，我们还是经常依靠媒介传播特有的一些意蕴，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隐含的意义，和媒介的交流就毫无意义、不得要领。一个隐含的意义是，媒介内容是蒙求真相(受准确美德的指引)的产物，另一个含义是，媒介容纳的言论不和其他事情(未指涉的事情)矛盾，因为发表那些言论的人(由于其诚信)相信，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里，对有些媒介的信任水平是很低的，但媒介消费的水平却很高，对媒介的实际依赖也相当高，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争议: 什么时候的媒介的产出是造假的，换言之，媒介的目标不是真相，或者不符合媒介生产者的信念【46】。同样的问题还可以从权力的视角提出来。正如贝尔纳·威廉斯吸收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的思想时所作的发挥:“诱使另一人接受一些信念，却不顾其正误，那是基本的权力行使;明知其错而故意诱人接受，那是基本的权力行使。”【47】

与之类似，不维持准确和诚信的必要条件，虽然不那么直接，也是媒介机构对受众行使的负面的权力。那是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才有效的权力，我们看不见它有效运行。更糟糕的是，新闻自由的捍卫者过分倚重对两种事实的混淆: 个人有权享受的言论或传播自由是一回事，为维护个人自由而赋予媒体公司的制度特许是另一回事【48】。(www.xing528.com)

晚近的媒介实践研究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差距，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差距很大，伦理行为可能实施的条件也差别很大。姑不论良好的新闻伦理和威权主义政权的要求直接冲突的例子【49】，让我们集中考察民主国家，一般认为，这里政府和报界的关系运转顺当。

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广泛研究了大报记者、通讯社雇员和自由撰稿人的访谈，他断言，英国记者“身处的工作结构肯定妨碍他们发现真相”。研究结果与数字媒介走向的乐观主义意见相左，乐观者认为，数字媒介的走向是更多的民主和互利共生，更少的精英主义，更多的观察门而不是把守门，以及遍布世界的被授权的生产者。问题不是记者的价值观变了，因为“对记者而言，决定性的价值始终是诚实——讲真话”。问题是: 记者的工作条件不是诚信价值始终可靠的办事依据。戴维斯将他的诊断和基于互联网的新闻时代的全球趋势联系起来;此刻，外地的新闻被重复利用，与本地的新闻合成不得体的“搅拌新闻”(churnalism)，引起“采集信息、讲述真实故事的作风在全球范围的崩溃”。新闻生产的指令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闻上头条，在加速运行的多平台环境里争取轰动新闻的最大化;这就迫使记者更多地依靠其他记者的新闻源。类似的关切在过去的十年里给公共新闻运动加油打气。在2011年英国小报的窃听丑闻中，这样的压力使媒体采取了尤其严重的自断生路的形式，被迫关闭的《世界新闻报》的报名就令人恶心【50】。

然而，这不仅仅是英国或美国的故事，更不仅仅是邪恶新闻帝国的故事;而是关于新闻生产环境震撼撕裂的大故事。帕布洛·波切考斯基研究阿根廷的网络新闻，他以冷峻的调子表现这样一个悖论: 我们面对的是，“新闻数量令人惊叹地增长，内容的多样性却令人困惑地减少了”。前不久，德国新闻编辑室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更加生动传神，文中引用一位记者的话。这位记者觉得，他与新闻的关系正在被“空心化”;他的时间“被用来筛选、分类和挑选堆积如山的信息”，他“没有时间思考”。这就造成一个受制于人的他律环境，把新闻记者与他们想要从事的实践切断;如果抱怨冷漠、不谙事务的老板对新闻制作的投入太少，显然是太简单化了。记者用于伦理思考的时间和资源之所以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因素: 所有的社会行为人都拼命吸引记者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了新闻生产周期: 这是非媒体人自我推销的一面，第六章业已考虑。内容管理系统意在阻挡非专业人士的新闻流，其结果只能是，记者与刺激他伦理思考的人力资源的距离反而加大了: 新闻素材，就像给他发来电子邮件的人一样，都是需要管理的“玩意儿”。这些系统的压力来自数字时代的许多方面: 媒体的竞争加剧，因为它们要吸引受众;符号生产分散，远远超过了新闻编辑室的围墙;采集新闻的资源减少。数字时代的新闻编辑室信息爆满，破坏了伦理思考的条件。然而，自由新闻业原本的宗旨是实事求是的取向。就这个问题，道德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作了这样的表述:“任何情况下”，新闻业都没有“散布混乱、模糊事实的权利”【51】。

在这里，媒介伦理成了一种实用的工具。这是因为，除了简单地重复新闻记者必须“客观”的座右铭外，媒介研究的德性伦理路径需要我们考虑实际情况: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准确与诚信的美德才可能达到或达不到。因为新亚里士多德方法论以实践为准绳，而不是以规则为依据，所以它以开放的态度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它胜过其他的媒介伦理方法论。媒介伦理行为的条件使公共文化里的信赖之根不至于受损，对共同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