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是我国广大民众长期生活的智慧和艺术的结晶，是我国艺术的瑰宝。它来自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艺术对促进农村两大文明建设显得十分重要。
“好德歌沁”作为蒙古族的一种民族民间艺术，它的产生与敖汉部、敖汉旗和海力王府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存在和发展，受本地区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的限制，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就没有“好德歌沁”的前途。从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到今天，七十多年的历史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虽然内地资本主义和革命浪潮已经波及内蒙古地区，但从根本上说，蒙古族社会尚处于半农奴、半封建社会阶段。蒙古族传统社会的结构，由王公贵族和寺院高层喇嘛组成的封建主上层阶级和由乡村富户、普通民众、一般喇嘛构成的下层阶级所组成。围绕两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但这两种文化并非截然分离，二者有着许多互通、共享的范畴。近代以来的民间艺术，特别是“好德歌沁”，成为不同社会阶层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好德歌沁”艺人们正是在这种社会互动当中产生、发展，并展示其特定的角色功能。
在近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封建主上层扮演着“恩主”的角色，而王府寺院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间艺术延传和发展的场所。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蒙古地区王权依然存在，而王府一般要蓄养自己的专职乐队和艺人，用来为其表演各种歌舞音乐节目。据史料记载，内蒙古的达尔罕、翁牛特、喀喇沁等王府，都十分重视本民族传统的民间演唱和器乐表演，专设歌手和乐手，有的王府乐班达数十人，歌手都是方圆数百里的佼佼者。每逢蒙古族传统喜庆节日和重要活动，都会有精彩的演出。“好德歌沁”表演，就是海力王府每年必须举办的精彩节目之一，客观上，为传承和发展蒙古族传统民间艺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海力王到乌兰召已经相传十多代了，是明朝中期来敖汉的。当时过来的有大力王、奈曼王和敖汉王，他们是一个祖父的叔伯哥仨。是从察哈尔（呼市）那一带，沿着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过来的。过来之后，敖汉王是老大，老二在坝上，老三在奈曼。
一开始，海力王府建在现今的四道湾子，道光年间才搬到乌兰召的。我太爷色仍端鲁布（第十五代海力王）就特别喜欢“好德歌沁”，他也特别愿意组织艺术活动，喜欢看骑马比赛和摔跤比赛，也非常支持“好德歌沁”。
“好德歌沁”就是蒙古民族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从“好德歌沁”的歌词来理解，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北方来的这个白胡子老头，根本就没有姓名。歌词里还有“大海还是小泡子的时候，昆仑山还是小土包的时候”，白老头就出来云游四方了，这就说明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其实白老头就跟欧洲的圣诞老人差不多。据说是以前敖汉闹灾荒了，从北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所到之处，能驱邪降妖，保佑人们人财两旺、六畜兴旺，说的就是这个“好德歌沁”。
近代以来，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乡绅富户，每逢岁时节日或劳务休闲时，都要请“好德歌沁”来表演。一是为自己消闲娱乐，二是为在岁末时节应酬同村老少。在这一文化活动中，富人扮演着文化资源支配者的角色，通过这一活动，他们向社会成员重申自己在辖区权利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并以此来加强辖区内部的权利认同。村民社会秩序及其文化方式的建构与维持，有赖于二者间的社会互动。
“好德歌沁”除了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它还与乡民的生活和娱乐有密切关系。在农村，岁时年末，往往几户人家联合起来请“好德歌沁”来演唱，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街坊邻居，二是亲戚眷属。前者更多的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后者出于某种礼俗性的目的，譬如为老人祝寿，为病人驱邪等。
十年“文革”，对“好德歌沁”的摧残和破坏是严重的、致命的。“文革”期间对传统艺术采取的态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保留、改造和有选择地保留到全盘否定。在这场浩劫中，蒙古族的民间艺术“好德歌沁”也未能幸免。对那些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好德歌沁”艺人来说，“文革”就是他们的一场噩梦，这十年是他们艺术生涯中的一段“空白”阶段。“好德歌沁”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被人为地隔断。
“文革”期间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破坏，还表现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起来的民间艺术工作体制的破坏上。
“文革”造成了“好德歌沁”传承链的断裂以及队伍的萎缩。“文革”危害的向后蔓延，造成了后来“好德歌沁”艺术全面衰微的局面。它的直接后果：一是在十年“空白期”，有许多艺人相继去世，其技艺、曲目等未能及时得以传承；还有大量的艺人以及学术者从此放弃演出或学艺，从而造成演出队伍的规模和质量一蹶不振的局面。二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格式化作用，以及“文革”期间的人为淘汰思想，造成后来“好德歌沁”的消亡及传统书籍的流失。
蒙古族村民常海说：“我1944年出生，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就十几岁时，这里的村民都信仰‘好德歌沁’，家家都供奉着佛爷或观音像，我家就有一个一尺宽、一尺二寸高的佛爷炉。那时候，蒙古族家家都有。春节时候，多数人家都接‘好德歌沁’，我们家也接。我还跟着表演队伍去别人家看。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就拆的拆、砸的砸，都给毁了。那玩意儿（指‘好德歌沁’）现在就是信仰，也唱不起来了，就是有人还会唱，也唱不出原来的味道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文革”十年，看作是“好德歌沁”艺术从兴盛向衰微转向的分水岭。这段时间里，“好德歌沁”这一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受到了摧残，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
民间文化的破坏，最主要还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它使传统生活方式、风俗和民间文艺正在消失。最典型的例子是传统节日、节俗、节日中的民间文化活动，以及附加其上的审美情感、趣味，其精神影响力是巨大的。不能单纯从经济观点来衡量传统艺术的力量，或简单认定它们是封建、落后、迷信。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民族认同的象征和载体，也是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
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它可以使其他的社会层面，比如经济、政治等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所以文化开创着一个国家的战略未来。中国日益强大起来，但真正强大起来的，首先还得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它就保留在自己的文化里。民族民间文化才是构成我们民族的DNA。
“好德歌沁”在“文革”结束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得以恢复。党和政府重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治区文化馆派几名研究人员到内蒙古各地挖掘、整理蒙古族民歌。当时曾经组织各地优秀民间歌手汇聚一堂，演唱本地区有特色的民歌，乌兰召村“好德歌沁”的老艺人赵树廷也参加了当时的演出。他就把“好德歌沁”表演时唱的歌唱了两段，立即引起学者们的热情关注和兴趣。乌兰召的“好德歌沁”就是以此为契机，才得以被重新挖掘和允许恢复活动的。恢复之初，人们心有余悸，后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村民们重新学习并组建表演队伍，从此才真正恢复起来。1981年8月，由赵树廷、李维峰、李发等五人组成的“好德歌沁”演出队，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在海拉尔举办的“民族民间老艺术家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好德歌沁”被录制成电视资料片。
艺人李福山曾讲述了一段“好德歌沁”重获生机的故事。(www.xing528.com)
问：你小时候见过“好德歌沁”表演吗？
李：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和父亲李发学习“好德歌沁”，我也喜欢这个歌舞。
问：那么在“文革”的时候，这个“好德歌沁”可以活动吗？
李：不行。“文革”时期“好德歌沁”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以后，是咱们旗里的文化馆组织帮助恢复的。
问：“好德歌沁”是在哪一年恢复的？
李：我记得是在“文革”结束十多年后才恢复的，大概是1989年左右。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恢复，当时敖汉旗民委有个梁素香老师，是我们村出去的人，还有一个是当时在敖汉旗文化馆工作的李彩荣老师，她俩来了后，开始召集、组织“好德歌沁”艺人们进行演出，我也参加了表演。
问：那次表演你担任什么角色了？
李：她们把我叫去，让我扮演白胡子老头（白老头）。因为我蒙汉语兼通，会唱“好德歌沁”里的很多歌曲，那年我35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非常重视，大体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之前。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属于市场行为的自生自灭。拿演员来讲，过去的戏剧歌舞演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即使是收入、名气、影响都很大的“名角”，实际上也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把演员的地位提升到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度，包括戏剧歌舞以及其他的一些民族民间艺术，都受到了重视。1949年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收集整理历史遗存方面，政府所做的工作是非常艰巨而伟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扭转了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对文化本质的认识。这一时期，也是“好德歌沁”发展最快，表演最红火，最受欢迎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其间所进行的一些工作甚至持续到新世纪。“文革”结束后，国家文化部、民委等几个部门，从上至下建立相应配套的机构，国家财政拨款，开始筹划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包括《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志》等，体现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通过十大文艺志书的挖掘，类似于“傩戏”“目连戏”“好德歌沁”这样的民间带有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的歌舞戏剧被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与传统的戏剧很不一样的文艺表演形式。通过各种方式的挖掘、保护，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这段时间，正是“好德歌沁”从消亡的边缘走向逐渐恢复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这实际上是一个标志。不久，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时讲的比较多的还是“民族民间文化”。一度“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词并用，后来，之所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也是考虑到走向世界的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需要，统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体上看，目前“好德歌沁”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仍不容乐观。其具体表现：一是演出队伍日渐萎缩，表演市场日趋缩小；二是民间的传统艺术面临消亡；三是“好德歌沁”艺术本身发生了变异趋势。
“文革”后“好德歌沁”的兴衰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革”结束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并出现一定的复兴态势；二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艺术再次被推向了边缘，其生死存亡面临新的挑战；三是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复苏的态势。
造成“好德歌沁”的前景不容乐观的原因，主要是对“好德歌沁”既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与法律保护，也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组织和保护，基本上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不扶持也不反对，最多是在正月“好德歌沁”表演队到村委会拜年时，由村里给一二百元。“好德歌沁”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顽强地坚持年年演出，甚至到附近村庄去演出。近年来，通过经纪人的联系和沟通，“好德歌沁”加强了与外界的交往，开拓了市场。经纪人在客观上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好德歌沁”表演者在飘雪的寒风中为村民们送去吉祥和祝福，带去快乐，也给表演者自己带来了好运和经济效益。表演者是民族民间文化最直接的承载者和保护者，但如何保护这些艺人，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谈到“好德歌沁”的未来和发展趋势，老艺人李福山不无担忧地说：“前景堪忧啊！1970年以前，我们这里还没有通电，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消息闭塞，村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那时候，村民既把春节后请‘好德歌沁’演出当作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又把其当作是一种娱乐活动，无论是大人或孩子都非常期盼和喜欢。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人们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见识越来越广，对‘好德歌沁’的期盼和重视逐渐衰弱，特别是对它‘驱邪消灾’‘祈福送子’的功能和它的神秘性越来越淡化，多数人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活动，甚至把它与汉族的秧歌同样看待。”
“好德歌沁”变得越来越“小众”，并不是说它没有与时俱进，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它，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口口相传的方式使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老哈河水越行越远了，令这一弥足珍贵的蒙古族原生文化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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