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成帝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搜集和整理活动。成帝诏令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之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卒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东汉史学家班固据刘歆《七略》加以损益,“增删其要”,撰《艺文志》。班固取刘歆之说,将诸子学说划分为九流十家。这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艺文志》认为小说家乃“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因而“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去除小说家,实有九家。从“九流十家”这种说法的产生来看,刘歆的“九流十家”实际上是一个图书分类的目录,是出于图书分类的需要。相较司马谈的六家,“十家”的说法多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
《艺文志》的《诸子略》共录有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有些家数和篇目数与实际著录情况不符),约占全志的三分之一。《诸子略》先收录每一家的著作种类数和篇数,然后对每一家学说集中进行评述。《艺文志》对十家的评述如下。(19)
在诸子学的来源上,《艺文志》提出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观点。《艺文志》将各家学说的思想源头归于古代的王官之学,即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即管理社庙事务和祭祀的官守,纵横家出于执掌朝聘宾客和使命往来的“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征集街谈巷议、民间细碎之言的“稗官”。《艺文志》之前,在诸子学说的来源上,《庄子·天下》认为各家学说源于“古之道术”,《淮南子·要略》认为诸子学说皆应一时之需而产生。《艺文志》认为诸子学说源出于王官,并非仅仅给出了结论,而是结合王官的职守特点进行推理论证得出的,应当说,《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诸子思想和王官之学的关系,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把各家学说的起源和王官职位一一对应的做法则显得过于牵强。
在对待各家的态度上,《艺文志》肯定了各家学说的长处,也指出了其中的九家学说可能带来的弊端。对于儒家,《艺文志》认为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认为其“于道为最高”,指出儒家学说经过“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已得见其明效。但《艺文志》认为儒家学说也会由于儒者中的“惑者”“辟者”对儒学的错误理解而出现“《五经》乖析,儒学
衰”的情形,《艺文志》称此为“辟儒之患”。对于道家,《艺文志》肯定了其“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学说特点,并将其视为“君人南面之术”,强调其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的观念相合,但也指出道家中的放谩之人会“独任清虚以为治”,走向否定礼学和仁义的极端。对于阴阳家,《艺文志》肯定了其“敬授民时”的功能,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拘者”牵系、拘泥于各种禁忌和小术,舍弃人事力作而专敬鬼神的缺点。对于法家,《艺文志》肯定了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的治世之长,也指出了其中的刻薄寡恩之人“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的不良后果。对于名家,《艺文志》肯定了其序正人伦名位的优点,也指出了其中的“譥者”即善于攻讦他人者过于毁破、歪曲和离析常理正言,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对于墨家,《艺文志》肯定了其学说中“贵俭”“兼爱”“上(尚)贤”“右鬼”“上(尚)同”思想的合理性,但也认为墨家中的曲蔽之人会有“不知别亲疏”的“非礼”之害。对于纵横家,《艺文志》肯定了其因事行权制宜,“受命而不受辞”的特点,认为若其中的奸邪之人行此学说,则会导致崇尚奸诈而弃绝诚信的结果。对于杂家,《艺文志》指出了其兼取儒墨、统合名法的思想特点,认为其学说知治国之大体,贯综了百家的王治之学,同时也指出若“荡者”行此学说,则会造成漫衍杂乱而失去中心目标。对于农家,《艺文志》肯定了其对于“劝耕桑”“足衣食”的意义,同时也指出若鄙陋者行此学说,则会带来“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的不良后果。至于小说家,《艺文志》强调其不可完全废绝,“如或一言可采”,亦应不论言者之贵贱而加以采纳。《艺文志》对各家学说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可能的弊端,这种综论各家长短的做法应是承《论六家要旨》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从《艺文志》对诸家学说之不足的说明来看,《艺文志》并不认为九家学说的不足是由其学说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认为这种不足是持此学说的人所带来的。文中的“辟儒”“放者”“拘者”“刻者”“譥者”“蔽者”“邪人”“荡者”,都是对相应的各家学说缺乏正确理解的人。因而从整体上看,《艺文志》对九家学说实际上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艺文志》对诸子学的评价带有明显的尊儒倾向和儒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首先,从《艺文志》的编纂上看,《艺文志》将《六艺略》居首,《诸子略》中又以儒家为首,其对六经和儒家的尊崇可见一斑。
其次,从对九家学说的评价上看,《艺文志》不仅认为儒家“于道最为高”,在综论各家长短时也带有鲜明的尊儒倾向。如评价道家之长时认为其“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论及道家之短时认为其“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这种对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尧和作为六经之一的《易》的推崇,以及对礼学仁义的维护,表明了《艺文志》对道家学说的评价是以儒学为参照进行的。评价阴阳家之短时以“舍人事而任鬼神”论之,这与《论语》中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相合。论及法家之弊时认为其可能会导致“无教化,去仁爱”的情形,并引《易》言之。评价法家时认为其正名位的作用和孔子正名思想具有一致性。论墨家学说时,将其“上(尚)同”思想归于“以孝视天下”的结果,批评了墨家中的“蔽者”破坏儒家礼制“而不知别亲疏”的情形。论纵横家时,引用孔子言论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肯定的纵横家“当权事制宜”的特点与儒家的权变思想相通,在批评纵横家中的“邪人”时也是就其绝弃诚信而言的。论农家之短时指出其“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这也是从维护儒家的纲常名分出发的。至于不可观的小说家,《艺文志》也引孔子的话来说明其不无可取之处。不难发现,《艺文志》论各家长短时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学为尺度进行的,并多引《易》和孔子的言论加以说明。而且,其对儒家中的“辟儒”、道家中的“放者”、阴阳家中的“拘者”、法家中的“刻者”的说明,也透露出对儒家“中和”思想和“中庸”观念的推崇。
再次,《艺文志》主张以六经之学统摄诸子学说。《艺文志》认为诸子学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这实际上是将作为诸子源流的王官之学等同于六经之学,这与其强调九家之说“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由于九家学说于六经之学“各引一端”,故而“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它们之间是“相反而皆相成”的关系。基于这种学术史立场,《艺文志》最后强调应当以六经之学来统摄诸子学说,所谓“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班固的《艺文志》在诸子学分类上的特色,不仅在于它收录了各家经籍目录,附以著者和卷数并作出简注,而且还对诸家的源流和思想特色作出了评价,这就使得诸子学在内涵和形式上比以往更加丰富。从《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叹,到司马谈各家“务为治”的诸子学视角,再到《艺文志》“舍短取长”“通万方之略”的诸子学追求,透露出战国至两汉由学术争鸣而到学术融合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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