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和要求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

孟子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可以说是《孟子》这本书中最有名的话，是关于人才、精英的，他和孔子不完全相同。

孔子讲精英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而且强调精英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而孟子强调精英有好多词，他也说君子，他还有一种说法叫大丈夫，更强调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种抗逆能力。“抗逆”本来是农学上的一个术语，意思是种一种性状好的庄稼，它能够经得住虫灾，经得住病菌，经得住旱或者涝等，这叫抗逆能力。

孟子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的是什么呢？“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虞舜是在那些流着小沟渠的田亩之中被发现举荐来的，商朝的名臣傅说是在盖房子的建筑工地上被提拔出来的。这个“版筑”很好玩，说是古代的一种打墙的方法，弄两块木头板，中间加上土，然后把它夯实，就变成了墙。这种墙我在新疆见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时候新疆还这样打墙，管它叫“八字墙”，什么意思呢？它是用柳条编成一个挡土的东西，然后往里头砸土，砸实了就是墙，这必须是下雨比较少的地方。孟子说傅说这个大臣是打墙出身。“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胶鬲是经营鱼盐出身。然后还说了好多人，都是干这些小事的。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如果是上天的旨意，要把重大的任务、重大的使命交给某个人，那怎么办呢？让他舒舒服服是不可能的，要先考验他。“必先苦其心志”，先让他的心愿、好多事达不到，不是过着泡在蜜罐子里的生活，而是让他先吃苦。“劳其筋骨”，甭想过安逸的生活，筋骨也要受劳累，或者是农业的劳动，或者是打“八字墙”的劳动，或者是捞鱼晒盐的劳动，等等。“空乏其身”，让身体既感到疲劳又感到贫困，“乏”在这里当贫困讲，让各种事情常常受到干扰，常常被扰乱，越想做什么越办不成。在这种情况之下，受到了挑战，受到了折磨，但要控制不安的心灵，忍住脾气，不能动不动就着急，动不动就大闹，动不动就跟人家拼命。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原来不能做到的，后来能够做到了；原来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了；原来受不了的苦，后来能受住了。这样才算个大丈夫，才算个人才，才算个精英，才能完成老天爷交给自己的使命。

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什么错误都没犯过，这是不可能的。有了过失，才知道怎么样改正，怎么样把自己改好。“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经常心里感到为难，经常在自己的思虑当中不知道怎样平衡自己才好，要自己掂量自己的思虑，然后才能发愤图强。“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面容上显现出应该的或者是不够好的表现，还可以出声，可以是叹息，也可以是怒吼，还可以是哀号，有了这些表现，慢慢地才明白了事理。这样的人物是要受到折磨的，是要受到考验的。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如果国家内部没有坚持法度的人，没有坚持规矩的人，没有坚持正义的人，没有真正能够辅佐的人，真正能够帮助的人，包括提意见的人，这样的人叫拂（音必）士；没有敌国和外患，不受到任何的挑战，不受到任何的压迫，越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恒亡”，这个国家就非完蛋不可了。因为没碰到过难处，没碰到过艰难困苦，没碰到过敌对的势力。

孟子的思想真深刻，大家都在那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能这么永远舒服下去吗？一个国家碰到了敌人，碰到了挑战，不见得是坏事。一个人受了苦，碰了钉子，受了害，甚至于受了冤枉，受到了委屈也不见得是坏事。只有受得住这些，才有可能做一个大丈夫，才有可能承担历史的重任。

清朝名将左宗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他收复了曾经被沙皇俄国占领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左宗棠有一副对联写得很有气魄。上联是“能受天磨真铁汉”，一个人受得住老天爷给的磨炼，也可能受伤，也可能被诬陷，也可能被误解，也可能生病，各种各样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不是哪一个人要和你作对、害你，是各个方面的，受得住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好汉。不哭不闹不灰心，更不会寻短见。这是真正的人才，这是真正的好汉。

下联听着更绝了——“不遭人嫉是庸才”。这一辈子别人都没有嫉妒过你，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是庸才，很平庸，一无可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在这一生中不可能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这话你想想损不损？但是它又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如果你是一个人才，如果你有大丈夫的品质，如果你还学习着圣贤，那么你的品德、你的才能、你的智慧，太明显地高于他人了，你就显得太出众了，你就容易引起别人的不理解，让别人觉得你很了不起。别人说得不好听，你就说得那么好；别人分析问题结结巴巴说不清楚，你一分析问题就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你的存在就变成对平庸的人、对愚笨的人、对自私的人、对狭隘的人的最大威胁。因为你眼界高、格局高、胸怀广、知识多、爱分析，也喜欢和别人交流，走到哪儿都能够突显出来，你这不是招人恨吗？你这不是招人讨厌吗？

所以孟子才有这么一个想法，无论他们出身于哪个平凡的角落，越是大丈夫，越是人才，越容易受到考验，越容易受到磨难，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不要以为你背景厉害，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正的大人物正是在最普普通通的田野里、建筑工地上、卖盐的小商人里以及各个底层的低下的角落里出现的，不依靠自己的背景，不拼爹。你看看孟子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样的认识了。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很喜欢用“大丈夫”这个词，这个词至今也还在流行。比如我们说男子汉大丈夫，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有担当的勇气，有自己的责任感，有自己的硬气劲儿，有自己的风骨。

在我小的时候还听过家里的老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也是说大丈夫有委屈的时候，有忍耐的时候，也有伸展的时候，也有能够充分实现自我的时候。

这话应该是从孟子那儿说起的。景春跟孟子说，公孙衍、张仪这些人可了不得，可真是大丈夫。他们一生气，全天下都跟着害怕，因为如果张仪的计策被秦国所接受，他说先灭哪个国家，先打哪个国家，说不定秦国就发兵了，当然害怕；他们如果安稳，全世界也踏实一点。当时有两个著名的说客，一个是公孙衍，一个是张仪。说客就是靠一张嘴给诸侯君王们出一些主意，他们出的主意一旦被君王所采纳，就变成君王的谋士，很威风。

张仪，大家知道得比较多，他和苏秦是朋友，苏秦主张合纵，就是主张许多相对弱一点的国家联合起来，一块儿来抵抗强大的秦国，从当时的地图上看就好比是竖着的联合起来，所以称合纵。而张仪主张的是连横，就是大家都要和秦国修好关系，因为秦国太强大了，别得罪秦国，得罪不起，会吃亏。

孟子就笑了，他们算什么大丈夫？他们这一套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男子到了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到了出嫁的时候，父母、亲长对他们进行教导，说你们要注意，尤其是对女孩子，说你嫁到夫婿家里以后，千万听人家的话，什么事自己别做主，人家说什么就答应着，这是妇女之道。身为妇道人家，就得有这样的一种顺从的表现。

孟子这时候为什么来这么一段？他的意思是这些说客无非就是要迎合讨好那些君王和各个邦国里的有势力的人物，因为他们自己是空头生意，自己什么都没有，如果哪个有权有势的君王愿意采纳他们的话，他们就成了座上客，甚至可以封个官弄个头衔。可是他们只能唯唯诺诺，只能看着君王的脸色行事，所以孟子看不起说客。

孟子说真正的大丈夫，是有自己主见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大丈夫的头一条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大丈夫是有自己的信念的，叫作“威武不能屈”，用暴力、用武力不能让他屈服，他该是什么看法还是什么看法。第二条“富贵不能淫”，不能用荣华富贵收买他，不可能让他变成贪官污吏，不可能让他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惜放弃自己的原则。第三条是“贫贱不能移”，即使受尽苦头，吃不上饭了，地位很低，穷困潦倒，他也不会随便地改弦更张，随便跟着别人走，因为他对是非、对政务、对利害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且坚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三条几千年来被中国的仕人，被中国的读书人，被中国的有志于为家国做一番事业的人记在心里。“威武不能屈”，受到威胁，受到压迫，不能够屈服，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应该有自己的坚持性。“富贵不能淫”，不能因为财富，因为地位，因为荣华富贵就被收买，也不能因为荣华富贵，就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坑害别人，谄媚上司。

对于孟子来说，什么叫大丈夫？头一条，就是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要有自己维护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是非观，要有自己的坚持能力和抗逆能力。另外孟子还讲一条，大丈夫的原则，就是如果他的主张被接受，如果他的理念能够被有权有势的人所欣赏，那就要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实现他的理念，实现他的追求。

有这个条件，应该把心里想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付诸实施，给老百姓、给家国带来好处，带来太平，带来幸福。如果理想、追求实现不了，没人听，被拒绝，甚至于被嘲笑，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就好好把自己的事办好，也不能随便地将就，也不能随便改，来回地变。

孟子对大丈夫的第二个理解，是大丈夫并不逞匹夫之勇，不是乱发脾气、乱打、乱闹、乱斗的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的主张、信念被接受，而且能团结出一大批人来共同实现。另一种可能是不被接受，那就踏踏实实地，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不放弃自己的人格、主张。

孟子另外有一句话，叫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里的穷，不见得是说财富少、财产少、没钱，可能说没有别的辙了，处于困境，受到挫折，碰了钉子，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了。这种情况下，管不了别人了，把自己管好，用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风度来对社会起一点好的作用，起一点示范的作用，别的事儿少管。孔子也有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别什么事都管，找麻烦也不见得能起好的作用。达，如果事办得挺顺，很多条道路都是通畅的，是有选择的，有实践的可能。这个时候考虑的是兼善天下，让天下人都受益，让老百姓生活得更美好。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太有名了。因为有志向而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是多数；有志向，而且又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是少数。孟子告诉我们，对两种情况都要做好准备。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尽心下》

前面我们讲了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同时大丈夫又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特色，叫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相，就是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当不成一个好的宰相，那么怎么办呢？就去悬壶济世，当一个好的医生，也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众生，也是积德修好，这个说法说明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些特点。

要给外国人讲，说当不成大的政治家、大的政治人物，当不成总理或总统，那干脆当大夫去算了，这外国人绝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两个行业，要求的教育程度、专业内容和专业体系都不一样，这两个怎么能互相转换呢？可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最主要的是济世之心，就是帮助这个世道，帮助世人之心。

为相，当大官，目的也是为了帮助老百姓，造福老百姓，至少是造福一方。那么当医生也是为了造福一方，至少是使那些生病的人减少一些痛苦，所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说得非常美好。从历史上看，在政治上得不到发展，然后改学医成了名医的例子，我所知甚少。相反的倒是有一些原来学医的人，后来有了别的追求、别的机会。比如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后来领导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更吸引他，所以他后来就顾不上悬壶济世了。另外像鲁迅、契诃夫，他们原来都是学医的，但是后来他们都从事文学方面的活动。鲁迅认为，有了文学的追求，可以治人们头脑中的病，治精神上的疾病，比仅仅吃消炎片治肉体上的疾病还要重要。

有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是魏晋时候就有的，也有的说这是范仲淹的话，是范仲淹教育自己后代的时候曾经说过的话。这里面既说明了仁爱之心、济世之心很执着，坚持活着一辈子要对家国有贡献，对他人有贡献，对世道有贡献，又说明了他的灵活性，可进可退，进退有据，有选择的余地，既有主体性，又有选择的可能。

说到大丈夫这一类的话题，孟子还有一句更加厉害的话，他说“说大人”，就是想说服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则藐之”，要藐视他，别被他给吓住。“勿视其巍巍然”，不要以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以为他就跟泰山一样了不起。这些大人物，无非是把自己的房盖得很高，显得很宏伟，然后走廊很宽，一看那么大的走廊，或者那么大的房廊很唬人。有学问、有思想、有头脑、有智慧的人，即使得志了，也不弄这个，房子那么大了有什么用？地基堆那么高有什么用？走廊那么宽又有什么用？这些大人物有时候吃起饭来规模也很大，伺候吃饭的婢女上百人，如果我得志了，也不用这个，真正有学问、有规格、有品质、有情怀的人，弄一堆婢女在那儿伺候，用得着吗？伟大是靠她们伺候出来的吗？喝起酒来也是弄得排场非常大，打起猎来排场就更大，出去打猎，光跟着的车就一千辆，这说得也够神的了。越是这样就越让人瞧不起。为什么？我追求的是古代的礼乐，是周礼，是西周时候的那种文明秩序，那种文化内涵，那种礼仪的一丝不苟，那种礼仪的充实和美好，和在实行某种礼仪的时候奏起乐来的庄严的那个劲儿。我要的是文明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是礼仪的力量，是奏乐的力量。不是要吃喝的排场，不是要住房的排场，不是要随从的服务人员的排场，更不是要车队的排场。要那个排场干什么，那些排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谁把排场搞得越大就越让人瞧不起。

这是很有意思的，孟子始终认为自己的学问、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坚持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诸侯、君王、大夫来说都很必要，因此用不着依附他们。自己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伟大，用不着把他们看成是高高的泰山。孟子这个气概还是非常好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就是孟子一上来就说“说大人则藐之”，见到大人物，有什么意见想向他反映，先藐视他，这个说法有点不圆满。为什么？因为孟子是推崇孔子的，他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孔子人家早就有一个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别人见了你第一眼就表示要藐视你，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碰到这样一种目光，这样一种态度，你愿意吗？是你所想要的吗？肯定不是，你要想得到旁人的尊重，你就必须尊重旁人。不能因为大人住的房子大、台阶高、走廊宽，就自惭形秽；更不能因为大人的妾多婢女多，伺候的人多就去羡慕他；也不能因为大人的车队宏大，就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

这些说得完全正确，但是反过来说，凡是车队多一点的或者是家里伺候的人多的、场面大一点的，就都是坏人吗？这个也不能太绝对。一个人地位确实到那里了，贡献确实到那里了，在普通人看起来这家伙怎么那么牛，但是就他本身来说，他仍有可取之处。在讲排场、摆架子方面确实有缺点，但是也仍然有为国操劳的这一面，这都是可取的。(www.xing528.com)

把藐视对方摆在前头，还没见面孟子就告诉你了，见着他们先表示藐视，你要真正是一个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志气宏伟的人，何必还没见先想好了，要藐视对方，那不见他不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孟子说的，确实和孔子不一样，是浩然之气。但是从理性上、从谦和上、从温良恭俭让上来看，还有不足。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释，藐视的并不是大人物，并不是高级官员，也不是得势的人物；藐视的是他摆臭架子，讲排场的劲儿，是这种庸俗、这种装腔作势、这种奢靡，这是我们所看不起的，越奢靡越让人看不起，伺候的人越多，更被看成是无能。车队越多就是越说明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很俗气，才会用这些东西来显摆自己。相反的，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真正为国分忧的人，绝对不会把脑筋用到自己显摆、自我吹嘘、装模作样上。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公孙丑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孟子·万章下》

孟子喜欢讲大丈夫，其实讲大丈夫，讲君子，讲仕人，讲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他都强调人的尊严。

有一个故事挺好玩，说孟子看来相当有名气了，到了齐国，齐王就给他传话，说本来要去看望孟子的，但是受了点寒，有点感冒，怕受风。不过明天要上早朝，上朝的时候孟子是不是可以到，这样就能见面了。

孟子一听，什么？原来想看我，现在感冒了不来了，对不起，我也有点小感冒，所以明天我也不能到朝廷上去。孟子完全学了齐王的这个话。可是第二天，孟子要出去拜望东郭先生，孟子成心表示，你不来看我，我也不去看你，对不起，不伺候。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说：您头一天说有病，今天又出门，这不合适吧？孟子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昨天有病，今儿好了。

齐王听说孟子有病，马上派人带着医生来看望孟子，来了以后，接待医生的叫孟仲子。孟仲子对医生说，孟子原来一直有病，所以说去不了，今天稍微好一点，就到朝廷上去了，能不能到达，我还没有把握，不敢说准。

接着孟仲子派人去路上堵孟子，请他上朝。孟子一听，本来要上东郭先生那边去，一看这个就改了，躲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不去朝廷，他较这个劲。而且还发挥一种理论，说在朝廷级别最重要，在乡下，年龄最重要，谁年长谁是老大。真正治理起国家来，德行最重要。在朝廷上齐王你是老大，你占一面，我还占两面，我年龄也高，德行又好。所以不是随随便便，你一叫，我就去，这是做不到的。

讲到这里，我甚至觉得孟子有点好笑。但是孟子说，到了那儿是要给齐王讲仁义之道，就说明对他的最大尊敬。其他人都不讲仁义之道，那才是对君王的不尊敬。反正孟子强调作为一个人，要有一定的尊严，有一定的自信。

《孟子》里还讲了一个孔子的故事，给人印象太深刻了，太有意思了。大概说的是孔子在鲁国当司寇，算个不小的官了，但是他得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有一次他去主持一个祭祀，祭祀需要有一种做好了的熟肉，结果肉没送来。于是孔子连戴在头上的专门为祭祀用的帽子都没有摘下来就宣布辞职了。“我”做祭祀，却又不送肉来，“我”辞职了。

别人还有一种议论，说孔子脾气太急了，肉没来，等一会儿或者说一声请把那个肉送过来就完了。哪至于帽子还没有摘下来就先辞职。不过孟子是这么分析的，说孔子在鲁国当了一段时期的官了，他发现自己的治国之道，自己的为政以德，自己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的一些理念都得不到实现。鲁王脑子就没往这方面想，心劲没往这方面使，所以他想走，他早就想走了。

但是有两件事，孔子会尽量避免。第一，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不能说脾气一不对，一跺脚，走人了，自己并不是那种人。得找一个理由走，自己不是一个不讲规矩的人，还得规规矩矩。第二，不想把这个理由闹得太大，不把这说成是自己跟鲁王政见不同、理念不同走的，不然就把事闹大了。孔子想的是，鲁国是自己的故乡，而且在这儿自己还得到了相当的重用，官职封得也不小，就是不想干了。不是因为不同政见走了，是个人为一件小事火上来了，走了，变成个人的过错，而不造成和鲁国君王之间政见的矛盾，所以走也不把事情弄得太大。

孔子这个做法，结合孟子的解说有新意，关于这件事情，其他的一些书，包括《史记》上也都有记载，但是没有像孟子这样来分析孔子的用意的。孟子说孔子是圣人，孔子做的事情其他人不识也，其他人哪懂得了孔子的心思，孔子是有分寸感的人，即使政见不一致也不想闹大。

更能够说明孟子独特的见解的，是有一次齐宣王跟孟子的谈话。孟子问齐宣王，你对卿大夫有什么区别对待，有什么分寸吗？齐宣王问，同样是卿大夫，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孟子说，有不同，有贵戚之卿，即和齐宣王血统一致，或者有亲戚关系的；也有异姓之卿，外来的，跟齐宣王并没有其他关系的这样的大臣。

齐宣王又问，贵戚之卿有什么特点？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君王有大的过错，就很严正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反复劝谏，也不听，就换掉。孟子这句话可是了不得了，碰到最不能碰的地方了。“王勃然变乎色”，齐宣王一听脸色都变了。顺便说一下，朱元璋后来读《孟子》的时候，看到这一段还有批示，提出这个说法不对，不能这么随便说话。可见孟子在这个地方算是牛了一把，算是向君王的权势有所挑战。

看齐宣王的脸色变了，孟子就说，大王不要感觉到很奇怪，是因为您问到这个问题了。您问贵戚，跟您同宗同亲戚的人做了卿相，应该怎么样看待？他们会怎么样？我才不得不照实来回答。

听了这话，齐宣王气稍微顺了一点，神色稍微安定了一点，然后又问道，异姓之卿，如果不是他宗族的，跟他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样的人也当了大官，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孟子说，他们认为君王有过错，就提意见，当谏官，敢于进谏，敢于给君王提出不同的意见。“反覆之而不听”，反复地讲了，君王不想听，“则去”，异姓之卿、非血缘关系的臣子，就走人。这话说得好。

孟子一上来说得很厉害，但最后说不行就走人，高举起，轻轻放下，恰到好处。并不是要和权势挑战到底，也不是随便哪个大臣都可以换君王，除非是本族、本家，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有那种可能。这里面还有一句没说的话，就是用人，尤其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要慎重。这些人对于王室来说、对于君王来说有一种危险，他们是有可能换人的，请注意。恰恰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靠一点，这样的人跟你意见不一致了，只做一件事，就是走人。

现在我们照样要思考，一个人在保持自己的尊严的同时，怎么样能够尽量地和社会上主流的见解，乃至于和权势达成一定的调和，实现某种和解，实现恰到好处，实现有分寸感？